1932年，梁思成先生和林徽因女士喜得贵子。两口子希望儿子能成为北宋李诫那样的建筑学家，并给儿子起名为梁从诫。

一转眼，新中国成立，梁从诫也到了上大学的年纪。作为建筑巨擘的父母都希望他可以继承自己的衣钵并发扬光大，遂希望梁从诫考入清华建筑系。

对了，当时建筑系的系主任就是他父亲。

可报考的结果却是让人大失所望，梁从诫落榜了。

对此，林徽因女士大惑不解，因为凭儿子的水平，不应该出现这种问题。因此，她到清华查询了儿子的考卷。

在查阅儿子的考卷时，林徽因女士发现有几道简单的题居然错了。而且，一看就是梁从诫故意写错的。

这让林妈妈更为疑惑，可当看到儿子写在考卷背面的一行小字时，她顿时明白了原来是自己错了。

那么，梁从诫为何故意写错卷子？

他到底写了什么样的一句话？

而他在落榜之后，自己的人生之路又是什么样的呢？

梁从诫在考卷的背面写道：“我对建筑学没有兴趣，我喜欢历史。”

这是梁从诫的心里话。所以，他在考试当天，算好了成绩，故意写错几道题，让自己以2分之差落榜，以表示对父母“包办”的抗议。

看到这句话时，林徽因终于明白了这么多年，她不该和丈夫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儿子。对此，她感到了自责，从此也就不再逼着梁从诫学建筑了。

俗话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转年，梁从诫不费吹灰之力就如愿以偿地考上了北大历史系。在1950年毕业后，他在云南大学当了历史教师，他讲的课很受学生欢迎。后来，他又先后在北京国际关系研究所任研究员，在中国大百科出版社担任编辑。

如果就这样下去，梁从诫将成为我国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但有两件事却让他的人生轨迹发生了彻底改变。

1980年代初，在《百科知识》杂志社当编辑的梁从诫收到了一封清华大学教授写给他的信。在信中，这位教授很担心乡镇企业的发展将成为环境的主要污染来源，而要治理，代价将不可估量。

可以说，这位教授的眼光穿越了未来的30年，他的信颇具前瞻性，并对梁从诫产生了极大影响。也就是从那时起，梁从诫开始关注身边的环境问题。

1980年代末，梁从诫有一次到宁夏贫困地区采访，并遇见一对小姐弟在草原上挖野菜。小姑娘告诉他，挖到的野菜可以卖钱，养家糊口。但小姑娘不知道的是，如果大家都这么做，那草原的沙子就会裸露在地面，时间久了，很有可能会造成草原的沙漠化。

通过这件事，梁从诫深深感受到国家的环保事业是任重而道远，必须把环保理念植入到下一代的心中。

1993年6月5日，已经退休的梁从诫61岁，但他并没有停下人生的脚步。他在北京玲珑园发起成立了新中国第一个民间环保座组织~“自然之友”。一年后，该组织得到了国家的正式认可。

也正式从“自然之友”的成立之日起，梁从诫将自己的余生全部奉献给了祖国的环保事业。

作为环保的倡导者，老先生严于律己，点滴都从自己做起。

每次有饭局的时候，梁从诫都会自己带着筷子，而不使用餐厅的一次性筷子。而且，他还不用纸巾，只使用一直随身携带的一块发黄的白手绢。家里洗菜的水，他也不会浪费，而是存起来冲马桶。他住的房子几十年都没装修过。外出办事，也只骑自行车。

“自然之友”所有工作人员的名片都是用废纸做的。如果有必须打印的资料，则全部使用废纸的背面。办公室的所有装备基本都是别人淘汰的。客人来的时候，只能得到半杯水的待遇，因为不能浪费。就算是梁从诫过生日时，工作人员送他的生日卡也只是一张大家签了名的绿色小纸片。

有一次，梁从诫出差坐火车，车厢里有两个女人嗑完瓜子，随地扔壳。这让他坐立不安。随行的工作人员赶快劝他“别生事”。但梁从诫说：“看到不环保的事，我就压抑不住管一管的冲动。”

工作人员了解会长的性格，于是赶快上前劝阻了两个女人。那两位也感觉不好意思，立刻主动清扫。梁从诫这才彻底踏实。

可过了一会，他又闻见有人抽烟。就在他四处张望时，工作人员赶快又把抽烟的男人劝到了过道。但梁从诫还是没有罢休，在见到列车长的时候，提醒道：“既然车厢不许抽烟，那就一定要落实好。”

列车长连连称是，可梁从诫还是依不饶，道：“车厢里放的音乐太吵了，打扰旅客休息。”列车长苦笑道：“本来音量能调节，但是坏了。

”梁从诫则建议道：“那就换成柔和一些的音乐吧。”

千万别以为梁老爷子只会管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当面对大人物时，平日里温文尔雅的梁从诫也从来不会客气，甚至会拍案而起。

2001年，在北京市一次关于城市河道治理的对话会上，他因为河床干涸的问题，和一位市领导争执得面红耳赤，并当面厉声斥责：“你这是睁眼说瞎话！”这让领导很是下不来台。

而在四川西部的一个小县城，他则用手指着向他敬酒的县长，大声呵斥道：“你们这的水污染得像酱油一样，你还好意思喝酒？！”

如果就此认为梁从诫很厉害，那也是大错特错，老爷子为了环保付出的努力可远远不止这些。

在事实上，他对我国环保事业的贡献完全可以用巨大来形容。

那么，他到底做过哪些大事儿呢？

1995年底，“自然之友”接到了云南环保志愿者提供的一个重要信息，德钦县政府为解决当地的财政问题，决定砍伐100多平方公里的原始森林。而这片森林正是国家一级珍稀保护动物滇金丝猴为数不多的栖息地。如果没有了这片森林，已经濒临灭绝的滇金丝猴将迎来灭顶之灾。

得知此事后，梁从诫立刻通过媒体进行了报道，并直接上书中央呼吁制止砍伐。

此事是“自然之友”首次成功参与具体的环保大事件。

3年后，德钦县再次将砍伐森林的事提上议程，而在“自然之友”的呼吁下，此事被央视曝光，滇金丝猴再次躲过一劫。

1998年7月，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桂林，梁从诫前往陪同。他抓住这个机会，送给了克林顿一张滇金丝猴的照片，并进行了精炼介绍。

当时，克林顿问他滇金丝猴还有多少只，他说不到1200只，并且告诉克林顿滇金丝猴是灵长类中除了人类之外的唯一有红嘴唇的动物。此话使克林顿若有所思，然后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嗯，那它们是我的表亲。”

于是，“关注美国总统表亲的生存状况”立刻引来数十家媒体的追踪报道，形成了强大的舆论氛围。而滇金丝猴的生存环境也进一步得到了有效改善。

不过，保护滇金丝猴只是开山之作，真正令梁从诫和“自然之友”声名鹊起的则是保护可可西里藏羚羊的行动。

可可西里的藏羚羊是我国的独有物种。而藏羚羊羊绒制品在国际市场是价格不菲。如此，很多利欲熏心的盗猎分子对藏羚羊展开了疯狂猎杀。藏羚羊的总数于是从几十万骤减至1990年代中期的区区几万只。

为了帮助在可可西里建立藏羚羊保护站，梁从诫四处筹款。在“自然之友”和国际保护动物基金的共同努力下，保护站共筹到款项数十万。此外，梁从诫还了解到藏羚羊羊绒制品的主要进口国是英国。

1998年10月，英国首相布莱尔准备访华。在此之前，梁从诫和英国驻华大使谈起了保护藏羚羊和制止羚绒在英国非法销售的问题。

感同身受的大使当即就建议他趁首相访华之际，给首相写一封公开信，请求他设法制止羚绒的非法贸易，以支持中国的反盗猎斗争。

受到启发的梁从诫很快以“自然之友”会长的身份写了公开信，并委托大使转交。

接到信后，布莱尔在访华的第二天就会见了他，并做出了努力终止非法羚绒贸易的承诺。

不久，伦敦警察局保护野生动物部门的负责人就致信梁从诫，不但赞扬了他为中国环保事业的贡献，而且表示布莱尔正在亲自关注此事，他们部门将进一步加强对非法贸易的管理。

1999年2月，梁从诫上书中央有关部门，呼吁建立保护藏羚羊的联防制度。不久后，在国家林业局的领导下，声势浩大的反盗猎行动展开，盗猎分子被极大震慑。

5月，67岁的梁从诫和一些记者在海拔4000米、空气稀薄的可可西里，将400张收缴的的藏羚羊皮付之一炬。

不幸的是，在返程途中，发生了车祸，梁从诫右肩和胸部受伤，差点送命。不过，他后来在接受采访时，对此根本就没提。只是在一篇笔记中写道：“环保行动总是有风险的。但为此付出点代价，我无怨无悔！”

为了祖国的环保事业，梁从诫可谓是鞠躬尽瘁。然而，这仍然不是他贡献的全部。

随着年龄的增长，梁从诫慢慢领悟了父母的苦心，从而也投身到了保护老北京文物、四合院、胡同的事业中。

只要有机会，他就在各种场合呼吁。而每当看到父母呕心沥血拼命保护的城墙和文物遭到破坏时，他的心就会有一种无以复加的伤痛。

1997年3月，他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提出了将首钢部分搬迁出北京的提案。2001年初，担任北京市奥申委生态环境顾问的梁从诫再提此事。为此，他给北京市长刘淇同志专门写了信。

他的信引起了北京市委的高度重视。很快，北京市环保局在给他的复函中表示，首钢将逐步停止污染严重的项目，逐步压缩产能，并将热加工项目转移出去。

最终，首钢搬迁到了曹妃甸，首都的空气质量也逐步得到了提升，北京市民为此大大松了一口气，多年的“顽疾”终于解决了。

2005年，圆明园遗址在进行修缮时，有关施工部门计划使用塑料薄膜铺在湖底。如果这么干了，那这片珍贵的湿地和周边的生态环境都将受到严重的破话。

得知此事后，梁从诫和一大批环保人士及时向国家环保部门进行了反映，并最终引起高层和社会舆论的高度重视。国家环保局为此广泛听取了各方意见，并进行了科学求证，最终制止了这项工作。由此，湿地得到了保护，圆明园地区的生态环境也得到了保护。

2010年10月28日，梁从诫先生在北京逝世，高寿78。在他的身后，是祖国越来越蓝的天和越来越绿的水。这是全中国人民的“金山和银山”。

梁先生虽然走了，但他为祖国环保事业做出的不朽贡献将永远铭记在史册中。而后人们将沿着他走出的路，继续走下去，继续为了祖国的环保事业而奋斗。

让我们永远记住梁从诫先生，中国公民环保的启蒙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