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启智画作（下同）

我是一名书法研究和实践者，于绘画是门外汉。但由于早年在北京受过良好的美术教育，凭着一点“三脚猫”功夫，有时还能派上用场。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是北师大中文系二年级学生。课不上了，成天搞运动，大字报必不可少。我的恩师启功先生其时正在接受监督改造，常奉命给学生抄大字报。此外，在重大的革命节日来临之际（如“五一”“七一”“八一”“十一”）先生还得为中文系出专栏祝贺——当然不能署名。

内容皆为学生作的以歌颂为主的诗，还配上红日、青松、翠竹、腊梅之类的插画，以示革命事业的蒸蒸日上和江山永固。我由于所谓“出身”等问题，没资格参加红卫兵组织，但获准为我们4643班出专栏效力。地点在西北楼3层楼梯对面的墙壁上。由徐超、段闻礼和我三个人负责。除了张贴本班同学的诗文，还配点绘画。毕竟不是搞画展，水平不高也无所谓。只要不出政治问题就行。我颇为满意的一幅作品是“泪飞顿作倾盆雨”，画面的主题是人民英雄纪念碑，在夜幕下，在光影中，雨雾弥漫整个天安门广场。此外，我还画过鲁迅先生、霓虹灯下的哨兵、女民兵等等，都是配合革命需要的正面形象。

大学毕业后，我在河北省青县工作了9年。前不久，在一次聚会上，我在青县中学教过的一个学生陈玉环对我说：我曾在校园甬道东墙上，用彩色粉笔画了一幅“鹬蚌相争”图。她回忆，画面上，一只鹬将长喙深入蚌中，蚌紧合双壳，鹬单腿立地，另一腿向后悬空正奋力挣脱而不得，旁有一戴草帽的渔翁正笑吟吟地走来，准备一并擒获……没想到这么简单的一幅黑板画，我早已忘得干干净净，竟使学生四十年后还记忆犹新，这于我也是极大的精神安慰。

1988年，我调入天津铁路工程学校，我所在的基础课党支部每学期出两期黑板报，主要由我负责。除了书写基础课老师们的短文，报头必不可少，还有点插图。都由我精心完成，颇受好评，可惜没有留下一张照片。

2009年9月3日，央视《中国教育台》“教育人生”栏目，邀请我做客演播厅，制作一期30分钟的访谈节目。在谈到书法的高境界不是单纯的书写技巧，而是要具备“字外功”，做好具有多方面的艺术修养时，我说：“书法是流动的诗歌、有形的舞蹈、无声的音乐、意象的图画。”说罢，我展示了我带去的三张画，分别是梅、兰、竹，并在画上题了自作诗。这样就诗书画俱全了。

主持人张冬梅问我，怎么没有菊？答曰：“还拿不出手。”返津后，我又请教友人、画家孟宪义先生，终于画成一幅秋菊图，才凑成“四君子”，这是我唯一的一次斗胆登上大雅之堂的绘画，如今回忆起来，依旧汗颜。

2009年，我孙子出生，在他幼年时，我的美术才能又得以在家里展示。先是用橡皮泥为他捏了十几种动物。后又在纸片上画了许多动物，如乌龟、王八、蛇、甲虫、兔子、猫、狗、猪、羊等。而后剪贴到硬币上，用一块大磁铁在桌子下面紧贴着桌板移动，快慢随意，这些置于桌面的动物就活动起来了。孙子连看带自行操作，玩得不亦乐乎。

2015年6月，我与义子庆智去俄罗斯旅游。想在莫斯科一家餐馆吃饭，欲点菜却看不懂俄文菜谱。我灵机一动，跟服务员要来她手中的笔和点菜单，就在上面画了一个牛头，她会意地笑了。受到鼓励，我又画了一个羊头，她又点头会意。至于土豆、黄瓜、洋葱之类，就太简单了。凭着我这点绘画功底，居然在异国他乡，也如愿享受到了美食。此举印证了一句名言——艺术是不分国界的，尽管是蹩脚到艺术。

我于绘事，仅仅是玩玩而已。为什么没有深造，根本原因是我缺乏预想性的形象思维。我身边有那么多高水平的名画家，我去班门弄斧，岂不令人耻笑！有此自知之明，到哪里都说自己不会画画儿，倒没有心理负担了。而多少懂点绘画，又给生活平添了不少乐趣。

作者

陈启智

陈启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天津诗词曲赋委员会名誉主任。

出版了书法研究著作两本，自作诗集两本，古典文学学术专著一本；并有回忆录《启功教我学书法》，字帖《启功-陈启智师生同书“千字文”》《陈启智手书古诗四种》，技法书《怎样学写启功行书》发行于世。在各类报刊上发表散文百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