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曾多次在不同的场合中提起爱将王近山：“二野战功最大的，就是王近山。”

事实也的确如此，只要是在战场上，凡是作战的地方，就一定会有王近山的身影，到最前线指挥，也是王近山独有的作战风格，在战场上，当部队进攻受阻时，王近山会狂吼着与战士们一同冲锋陷阵。

在战场上，王近山因为勇猛甚至被人称为“王疯子”，可邓小平却说：“别看王近山叫‘王疯子’，可在我看来，他那不叫疯，那叫革命的英雄主义。”

王近山因为有勇有谋，深得邓小平的赏识与器重，每次遇到硬仗、恶仗时，邓小平都会第一时间想到王近山，王近山也的确从未辜负邓小平对他的信任。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王近山出任山东军区副司令员、代司令员，后又被任命为北京军区副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副部长，1955年，王近山被授予中将军衔。

然而就在这时，王近山将军却触碰上了生活的巨大礁石，王近山将军的耿直，使得他从辉煌跌落到了尘埃之中，他也因此经历了一番痛苦的人生经历。

当时，王近山与妻子韩岫岩之间出现了一些隔阂，韩岫岩在生气之余，直接给中央写了一封举报信，要求组织上可以还她一个公道。

王近山原本以为这只是家庭的一些琐事，并未放在心上，当他得知妻子韩岫岩的极端做法后，立即向中央递交了一纸“离婚诉讼状”，这场家庭纠纷也惊动了毛主席，为此，组织上给予王近山最后警告：“只要收回离婚报告，此事就此作罢，否则一定会受到处分。”

得知此事后，老政委邓小平主动找到王近山，苦口婆心劝说了一番，但是无效，周总理也前来开导，却依旧无用，最后，王近山的部下们来了，几乎哀求地说道：“王司令，我们都希望在你手下再打胜仗，你不要离婚行吗？哪怕等形势缓和一些你再离也行嘛，现在你先改改口。”

即便面对这么多人的劝阻，王近山却始终坚持自己的决定：“我怎么能欺骗组织呢？我王近山明人不做暗事，组织要怎么处理我都接受！”

就这样，在王近山的强硬态度下，中央组织部的处分很快便下来了：开除党籍、军籍、撤销一切职务，转地方安排。

虽然王近山被“发配”到了农场，但是他的心依旧在部队，自从来到农场后，王近山无时无刻不渴望着自己能够重新回到部队，继续为国家效力。

1968年，王近山想到了自己的老部下肖永银，想到了老上级许世友，想通过他们向上级反映真实情况，帮助自己重新回到部队。

在肖永银的建议下，王近山写了三封信，一封给毛主席，一封给许世友，一封给肖永银，而交给毛主席的信，则由许世友代为转交。

1969年，“九大”在北京召开，在会议休息期间，许世友到休息室对毛主席说：“主席，有件事想请您处理一下。”

说着，许世友就把王近山写的信交给了毛主席，毛主席看过信后对许世友说：“重新处理，谁接受‘王疯子’呢？”

许世友将军当即说道：“我接受！”

最后，毛主席同意了许世友将军的请求，并同意王近山前往南京军区。

1969年8月，王近山带着家人来到南京，当时在南京迎接王近山的有肖永银、尤太忠等人。

在许世友将军的安排下，王近山先是在苏北江苏生产建设兵团工作了一段时间，恢复党籍后，才回到南京军区工作。

1970年8月，王近山恢复党籍，并被任命到南京军区，担任常务副参谋长。

重新回到军区后，王近山丝毫不计较自己只是一个副参谋长的职位，从那时起，王近山又一次开启了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尽职尽责工作的人生。

虽然王近山并没有因为职位感到委屈，但不少人却认为只让王近山担任副参谋长委屈了。

1974年，李德生从沈阳回到北京参加政治局会议，特意去看望了自己的老首长邓小平。

李德生在同老首长一阵寒暄过后，两人回忆起了过去的战争年代，突然，邓小平主动问道：“王近山同志现在怎么样了？”

李德生这次前来看望邓小平，本就想同他说一下王近山的近况，如今邓小平主动问起来，李德生赶紧反映了王近山的处境以及很多老同志希望给王近山安排一个合适的工作的事情。

邓小平听完后，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说得对，说得对，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任何时候不能忘记在革命战争年代作出贡献的同志。我来给他安排......我来告诉刘澜涛，建议给王近山安排当全国政协常委。”

就这样，在邓小平的安排下，王近山当选了全国政协常委。

同年，王近山因吐血住院，被查出患有癌症，南京军区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请总参作战部向邓小平进行了汇报。

当晚，南京军区便得到了邓小平的指示：“王近山同志的病要想尽一切办法抢救，如有困难就送到北京来，还有什么困难军区及时提出来。”

1975年，邓小平视察南京，提出要面见王近山，但因王近山身体情况不好，并未能见到，后来，王近山从肖永银的汇报中得知王近山生活困难，这件事邓小平一直放在心上，当他回到北京后，下令道：“恢复王近山行政6级的待遇，每月300元工资。”

在邓小平的关怀下，王近山一家人的生活才有所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