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明清史书，士大夫形象判若云泥：明代海瑞抬棺谏君、杨继盛血书劾奸，尽显“以道抗势”的风骨；清代和珅逢迎圣意、纪晓岚自喻“倡优”，折射出“皇权至上”的顺从。这种转变，源于政治绞杀、思想驯化与生存重构的三重塑造。
一、政治绞杀：皇权集权与言论高压
作为异族政权，清朝构建了帝制时代最严密的权力牢笼。雍正年间设立的军机处，终结了明代内阁的“票拟封驳”权——军机大臣“跪受笔录”，沦为皇权的传声筒，士大夫“为帝王师”的理想彻底落空。
更具摧毁性的是文字狱的系统性清洗。清代268年记载160余起文字狱，远超明代20余起的规模：庄廷鑨《明史》案株连刻工、书商，70余人斩首；戴名世《南山集》案中，方孝标被开棺戮尸，家属流放为奴。在“避席畏闻文字狱”的恐怖下，士人被迫埋首考据学，乾嘉学派的兴盛恰是思想高压的畸形产物。
二、思想驯化：理学独尊与精神规训
清朝以程朱理学为官方思想，通过科举与官学强制灌输“君为臣纲”：八股文必须严守朱熹注疏，地方每月宣讲《圣谕广训》，将“绝对服从”嵌入社会伦理。儒家“从道不从君”的传统被消解，宋代“宁鸣而死”的精神，在清代异化为“君要臣死臣必死”的奴才哲学。
明代则因阳明心学兴起而思想多元：“知行合一”赋予士人批判勇气，李贽敢批孔子，黄宗羲痛斥“君主为天下大害”。清朝却以官爵利禄拉拢士人——开“博学鸿词科”收买遗民，给予士绅免役免税特权，将知识阶层利益与皇权绑定，让“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成为唯一选择。
三、生存重构：多元出路到皇权依附
明清易代的战乱，让士大夫更倾向与新政权合作求稳。清代人口从1亿激增至4亿，科举名额却未增加，举人考中进士的概率不足10%，阶层固化迫使士人依赖皇权进阶——连郑板桥都需卖画谋生，普通士人更无他途。
明代商品经济的繁荣则提供了多元生存空间：江南士绅可经营纺织业，徽州商人“贾而好儒”，书商靠刊刻通俗文学牟利。即便罢官，士人也能通过讲学、从商维持体面，如王阳明贬龙场仍聚徒授学，李贽寄居寺院著书立说。经济独立赋予他们“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底气。
结语：制度性压迫下的集体选择
清代士大夫的温顺，是政治高压（失去制衡权）、思想规训（独尊理学）、生存依赖（晋升单一）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一转变终结了士人“以道抗势”的千年传统，将“君臣共治”推向“乾纲独断”，塑造了“皇权至上”的政治文化。
历史启示我们：当知识阶层失去制度性话语权、思想多元性与生存独立性，批判精神的消亡便不可避免。明清士大夫的“乖”与“不乖”，本质是传统政治生态中“权力-知识”关系的镜像，映照着中国帝制时代士大夫精神的兴衰轨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