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随着气候变化、经济挑战、地缘冲突等全球性问题日益凸显，公共议题不可避免地成为时代的焦点，深刻地影响着每一个人的生活。面对快速变化的世界，碎片化的信息，每个人都有很多疑问希望探索，都希望能够在无力沮丧之时，找到前行的力量。
谨此记者节之际，我们邀请了三位记者与我们分享他们作为记录者的所思所感。他们奔走于当下与远方，用镜头和文字捕捉微小却坚定的进步，为我们打破刻板印象，呈现出一个更加真实、坚韧、百折不挠的世界。
感谢你们，让进步之声如涟漪荡漾，让我们看到希望的方向。
看见问题，寻找答案｜《三联生活周刊》程靖
在成为文字记者的第五年，我终于成了一个“飞人”。在之前那些“裹足不前”的年份里，我对外面的世界产生一个又一个问题，它们漂浮在我脑海中，将我心中那片世界地图遮得模模糊糊。
我想要寻找答案。
瑞士是我在一年零八个月内到达的第九个国家。在日内瓦，我和同行们拜访了七家全球健康领域的国际组织。包括世卫组织、全球基金、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和被忽视疾病药物研发倡议组织（DNDi）在内，这些机构的职责中尤为重要的一条，是它们特别关注弱势群体的健康问题，如贫困和冲突地区、少数族裔和移民难民等群体的健康权益。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国际组织的工作便是通过政策倡导和资金支持，推动全球卫生公平，确保所有人都能获得必要的卫生服务。但现实世界真的像国际组织陈述的愿景一样美好吗？何为“倡导、支持和推动”？
离开瑞士一天后，我关注的国际冲突领域里发生了一件大事：哈马斯和以色列宣布在加沙实施临时停火，为加沙当地儿童开展脊髓灰质炎（Polio）疫苗接种，避免此前在加沙污水中被检出的脊灰病毒造成更大规模的疾病传播。通过对当地卫生工作者和居民的采访，我描摹出了一幅战时疫苗接种运动的切面：国际组织负责政治斡旋、时间表制定、疫苗采购、储存和运输，加沙各级医疗机构出人、出力，在流离失所者营地、社区和街头给儿童接种疫苗。第一阶段结束时，有56万加沙儿童接种了第一剂疫苗，成果斐然。
■ 一名位于加沙汗尤尼斯的儿童接种脊髓灰质炎疫苗 / 儿基会/Eyad El Baba
但我永远无法忘记那些细节：一名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初级诊疗中心的全科医生伊萨姆（Esam）给我发来语音时，背景音里总有或远或近的“嗡嗡”声，那是在加沙地带上空巡逻的无人机发出的声音；一条语音里，呼啸而来的炮弹声由远及近，最终爆炸在离他家不远处的地方，吓得网线这一头的我屏住了呼吸；一位反复流离失所而不得不辗转几家医院上班的年轻女医生塔斯尼姆（Tasneem），每天结束紧张的急救工作后，要回到营地里的帐篷，挤在家人的身边睡下；做了一辈子医生和健康顾问的艾哈迈德（Ahmed），如今多数时间里，都在教同样住在帐篷区的同胞们怎样用海水和沙子洗手。
而在国际媒体的关注过后，脊灰疫苗接种的第二阶段并不顺利：10月下旬原本在加沙北部进行的接种工作，因大规模轰炸和袭击而被迫暂停。更令人揪心的是，从10月16日到11月4日，加沙地带因战争而死亡的儿童数量从11355增加到了13319人，其中有多少是接种过脊灰疫苗的儿童呢？卫生工作能够挽救多少人的生命？也许很多，但是否足够？我没有答案。
就好像在瑞士之时，我总是不免想起今年夏天在叙利亚见到的那些年轻医生的脸，他们或坚定或迷茫的表情下，都是即将离开这个国家，去阿联酋、德国和英国开启他们新的生活。是的，在全面内战结束几近6年后，人们仍然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为了最基本的生存与生活而远赴他乡，留下一个千疮百孔的国家。
因此，我当时在日内瓦向世卫组织提出这个问题：你们是否注意到了后冲突国家存在的问题，要如何应对？他们告诉我，在当地，WHO成为了一个“非传统WHO”的办事处，他们不仅与叙利亚政府合作、为医疗系统员工支付更高的工资，还提供临床医疗服务，此外还要求其他国家政府提供资金，为人才流失的叙利亚培养新的医疗工作者……
这些措施真的能够挽救一个亟待重建的医疗系统吗？比起2023年第一次重新出发时，我的脑海里有了更多问题。但至少我来过、看见过，即使世界问题重重，还有许多人和我一样，都在迷雾里缓慢而坚定地寻找答案。
面对差距，记者能做些什么？｜一位不具名的医疗健康记者
几年前做医师节采访时，一位基层医务工作者说，在他的家乡仍然面临着三大流失——水土流失、人口流失、人才流失。如何想方设法留住更多人才，让“好不容易”培养出来的业务骨干更多地反哺基层，成为摆在眼前的难题。
今年在一次活动中再次遇到他，他说几年前缺设备的问题基本解决了（那次貌似打扰人家的采访也许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缺人的问题“稍微好点了”。
之所以用这个故事开篇，是因为我在思考：这几年成为卫生健康行业的一名记者究竟改变了些什么——事实上个人的力量看起来微不足道。
在医疗科技发展如火如荼的当下，我看到了许多高精尖技术、设备和信息化系统研发、建设的进展。与此同时，我也看到在高原之上、偏远山区一些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地病高发的地方，缺设备、缺信号，缺人、缺管理，甚至缺医少药仍不少见。这令我暗暗感到惊讶。
我想每一位记者在采访中都会看到这种差距——一种有关不平衡的差距。这种不平衡较直观地体现为不同地区经济和人口的差距，也体现为资源和理念的差距。
而幸运的是，在这两极之间，存在逐渐过渡、变化和融合的过程。我们的国家以一种富有韧性的心态逐渐解决这些不平衡。比如，在帮扶、援助以及当地医生自身的努力下，一些偏远地区的百姓可以在家门口享受更优质的医疗资源，一些从前当地解决不了的病现在可以不跑远路就看好。再比如，面对当地高发的传染病，一代一代疾控人持续接棒，默默无闻坚守在各个卫生防疫一线，而他们也见证了前沿技术应用在疾控领域的可喜进展，更见证了当地百姓生活越来越好的全过程。
■ 绍兴中心医院的医生正在使用分子诊断仪进行检测 / 盖茨基金会
而如何用自己的方法为弥合这种不平衡做出点努力，发挥新闻人的力量，也成为今年来摆在我面前的问题。于是我们选择去更多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地方，将卫生健康领域中可推广、可复制的经验报道出来，将不可复制但凝聚了文化和精神力量的内容报道出来，也将目前面临的痛点难点报道出来。
因为我知道，事实上，记者与记者之间也存在差距。有的记者常年奔赴新闻一线、在田间地头记录鲜活现场，有的记者致力于深度挖掘、记录并还原真相，有的记者报道真善美、记录进展，也有的记者面临一些不得不完成的规定性任务……
不过我们都知道，现在能做的，就是一如既往聆听、记录、陈述、发声。这是天职，也是使命。
守护希望和行动的力量｜《第一财经》钱小岩
去坦桑尼亚，一般人想的是塞伦盖地大草原和乞力马扎罗山。作为关注国际发展和健康的记者，我更关注的是人，特别是在新冠疫情，地缘冲突和气候变化多重冲击下，那里的老百姓现在怎么样了。
这是我第一次有机会深入撒哈拉以南非洲，从首都出发去疟疾高发的鲁菲吉地区，200公里不到的距离在路上颠簸了四五个小时，到达目的地，村长把我们引入了村里一户贫穷人家，女主人巴卡里刚刚得过疟疾。疟疾是典型的“穷病”，受伤害的常常是最脆弱的群体。
相比邻居的砖瓦房，她家的还是泥巴茅草房。所以在雨季，她最担心的还不是得疟疾，而是担心她家房子别塌了。走进她的家，只能用家徒四壁来形容，不过在黑漆漆的屋子里我注意到了白色蚊帐，虽然有些老旧破损，这多少让我有些惊喜，经过多年的普及，用蚊帐的概念已经在当地“安营扎寨”了。
因为能够传播疟疾的蚊子大多是黄昏后开始活动，夜晚睡觉时使用蚊帐是预防疟疾的利器，尤其是经过特殊药物浸润处理的蚊帐，还可以灭蚊，有效地防范疟疾传播。使用蚊帐依然感染疟疾的巴卡里，很有可能是因为蚊帐破损而破功的。
在坦桑尼亚农村行走，我还有一个惊奇的发现，在这里“面黄肌瘦”不多，而“大胖子”却不少，这和想象中的“面黄肌瘦”很不一样。
对于这一困惑，幸好我身边有“老非洲”——中国农业大学的李小云教授可以“摇”。他告诉我，其实肥胖和营养不良并不矛盾，甚至肥胖正是因为营养不良。因为当地农民主要口粮是自己种的玉米，玉米虽然口味好，但是糖分较高，且缺乏很多人体必需的营养成分。
■ 李小云教授与当地农业技术推广员在坦桑尼亚一处村庄中 / 盖茨基金会
长此以往，糖分在体内积累，而营养却不足，鉴于当地的收入水平，长期依靠牛奶和肉类来补充蛋白并不现实。于是，李小云将中国的豆浆进入当地，豆浆首先是廉价的植物蛋白来源，同时种大豆可以改善土壤的肥力，此外还可延伸当地农业的产业链条，推动形成循环体系，而提升儿童的健康和营养，这在全球面临气候危机的当下尤为关键。
实地走访让我意识到，在2030年前实现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面临巨大的挑战，但在行走中，我每天也都在见证到一些细微却振奋人心的进步。这些变化不仅带来了希望，也传递出一种顽强的生命力。而我也希望我的报道能为那些在艰难中前行的人，带去更多信心和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