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是弘一法师跨越红尘与佛门的一叶扁舟，承载了他从风流才子到律宗高僧的悲欣人生。从天津茶庄的少东家，到西湖茶馆的文人雅士，再到福建佛寺的苦行僧，茶始终是他心灵的伴侣与修行的媒介。一盏清茶里，既有俗世的热烈，也有佛门的清凉。
一、茶香浸润的少年时光：津沽茶缘1880年，李叔同出生于天津粮店后街的盐商世家，母亲俞氏来自经营茶庄的芥园俞家。自幼饮用的西湖龙井，按时由俞家茶庄供应，茶香浸润了他早年的生活。家中茶具陈列青花盖碗、紫砂壶，少年李叔同常手书元稹的宝塔诗《茶》，将茶与诗画相融。十七岁奉父母命迎娶茶商之女俞氏，虽婚姻终成遗憾，却让他与茶结下更深羁绊。在天津名士赵元礼门下学诗时，师生常“促膝品茶论文”，茶成为他感知传统文化的启蒙。
1902年，他首次赴杭州乡试，常在涌金门外茶馆凭栏远眺西湖，茶烟与湖光交织，种下对江南的眷恋。这段经历如茶汤初沸，预示着他与西湖的宿命之约。
二、西湖茶烟中的红尘转身1912年，李叔同任教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居所邻近西湖。他常独坐景春园茶馆二楼，或泛舟湖心亭品茗，将茶与艺术创作相融。某日与夏丏尊、姜丹书夜游西湖，特命童子“治茗具”，三人高谈阔论，留下《西湖夜游记》的茶香墨迹。正是在这样的茶叙中，夏丏尊一句“像我们这种人，出家做和尚倒是很好的”戏言，成为他日后遁入空门的伏笔。
茶亦见证了他人生最戏剧性的转折。1915年冬，挚友许幻园因家道中落冒雪造访，临别时的一句“叔同兄，咱们后会有期”，让他在茶凉之际写下传世之作《送别》。这杯离别的茶，既终结了“天涯五友”的风流岁月，也催生了以教育救国的教师李叔同。
三、佛门茶事：从“执象”到“忘言”1918年，李叔同在虎跑寺出家，法号弘一。剃度前夜，他将收藏的印章封存于西泠印社孤山鸿雪径，却唯独带着一只粗陶茶盏入寺。出家后，他常以茶待客，曾对弟子昙昕法师坦言：“若得饮雪峰茶，身心即入清静境。”在南安雪峰寺，他轻啜当地野茶后赞叹不已，却谨守“过午不食”戒律，克制饮茶欲望，展现修行者的自律。
晚年驻锡福建期间，茶成为他连接尘缘的纽带。他常与性愿法师互赠安溪铁观音、永春佛手茶，书信中写道：“承赐佳茗，至感。”在惠安净峰寺讲经时，他亲自汲水烹茶款待信众，将茶席化为传法的道场。茶于他，已非风雅之物，而是“君子之交淡如水”的禅意具象。
弘一法师的茶道，彰显着“平常心是道”的佛理。他用咸菜佐饭时说“咸有咸味”，饮白水时言“淡有淡味”，这种超然态度亦体现在茶事中。当世人追逐名器佳茗时，他坚持用粗陶碗饮野茶，认为“心不在茶上，纵饮甘露亦无味”。某次有人以紫砂名壶奉茶，他淡然道：“泥胎纵贵，不及清水映月。”
这种哲学亦凝结于西泠印社为他特制的纪念茶具：盖碗取形华严经塔，茶杯底钤“叔同”金印，包装题写“如梦如幻”“放下”禅语。器物之精美，反衬出他“喝茶莫为器所役”的教诲，恰如他晚年偈语“执象而求，咫尺千里”的深意。
五、茶烟散尽：月圆茶凉的终章1942年秋，弘一法师预感大限将至，于泉州温陵养老院写下绝笔“华枝春满，天心月圆”。临终前，他特意嘱托弟子：“灵前须上茶供。”这些茶叶，或许承载着他对红尘的最后眷恋——既是津沽少年的味觉记忆，也是西湖文人的风雅残梦，更是修行者穿透苦乐的禅悟。
从李叔同到弘一法师，茶始终是映照其生命境界的明镜：少年时，茶是诗画风流的点缀；中年时，茶是聚散离合的见证；晚年时，茶是悲欣交集的禅机。正如他留给世人的启示：真正的茶道不在茶叶贵贱、器皿精粗，而在饮者能否如月映清泉，照见本心。当我们在西湖畔品饮龙井时，杯中荡漾的不仅是茶汤，更是一个灵魂从绚烂归于平淡的生命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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