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自1931年“九一八”起至1937年“八一三”上海全面抗战，已有六年。

日本得寸进尺，由蚕食变为鲸吞。我国人民忍无可忍，抗日呼声日益高涨。于是，两广在1936年有“六一”抗日运动，共谋抗战。

是年12月12日“双十二”时，又有张、杨发动西安事变，最终促成蒋介石宣布抗战。

李、白二次回广西，恢复政权，我于1933年到广西，任15军参谋长和第七军参谋长。在“六一”抗日运动时，又调任第25师师长驻岭溪县，与广东交界，准备支援广东。

不料，陈济棠在广东对部队已控制不住，先是空军受蒋收买，全部飞往南京。不久，陆军余汉谋又全军投蒋。

陈济棠气急了，将省库存款100多万元资助广西抗战，只身离粤而去。广西团结一致，坚持抗战。蒋介石派参谋总长程潜来桂讲和，同广西合作抗日。

广西也有秘密组织，名称“三民主义同志会”，实际上，与蒋介石的复兴社相类似。以李宗仁为孙中山继承人，要忠于他个人，对内要团结同志，如有异己，须随时检举；对外须随时随地注意考察外来的人，有无来广西做特务工作者。

因有此组织，曾破获两次特务案件。以后，复兴社人不敢再来。

同志会入会时，举行宣誓仪式，入会后每星期同志间开会一次，讨论文件，并交流情报，对外保密，直至八一三上海抗战开始之前，白崇禧到南京开会，与蒋介石约定，双方一律取消秘密组织，白有电报告知，以后不要再开秘密会议了。

当时，广西军政人员参加入会居多数。我在桂林15军当参谋长时，接到总部电告，赴南宁开会，事前不知何事。

到达南宁后，李宗仁和王公度陪同我赴一场所，办理入会手续，并举行仪式。王公度是其中一个关键人物，他对此甚感兴趣，并常到各处视察，好像除李宗仁外，就要服从他了。

王公度是广西人，于北伐时往莫斯科留学。回广西后，有人说他是托派。那时，他任广西省政府委员，又是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政治处处长，兼任南宁军校政治部主任，颇有权势。

李宗仁信任他，而白崇禧说他太阴沉了。后来，总部政治处处长调换为潘宜之。

王公度在南宁家中，往来宾客甚众，附和他的人居多，其中也有斗争。我听他说，某人要毁灭，广西不能用这样人。

他们常开秘密会议，当时，有许多知识青年都跟他跑。王派中有四大金刚：谢雨苍、崔真吾、张威遐，还有一个我忘了。

有一次，秘密会议中谢雨苍说：“广西现在是李白王，不是李白黄了。”更有人说：“将来连李白也不要了，只有王公度一个人。”这些话，我都是听来的。

到了两广“六一”抗日运动后，王公度活动积极起来，有他同党的人检举他，李、白先不相信。有常跟王公度在一起的人，把王公度昼夜随身带着的一只提包拿来检查，内中有一秘密文件，极其重要，就是要在广西出兵抗战，李、白离开广西的时候，他要出来改创局面。

此项秘密文件落入李、白之手，李宗仁还说，就是民选，广西人也不会把王公度选出来吧！

开会讨论时，总参谋长李品仙说：“像王公度这样的人要释放？以后再有这样的事怎么办？”

李宗仁起先还有犹豫之意，后来听李品仙这样说，又是证据确实，就决定枪毙了。与王公度同时执行死刑的，还有谢雨苍、崔真吾二人，其余都从宽释放。

抗战时，在王案中被释放的人，在安徽任事的居多，张威遐就由专员当民政厅厅长。解放时，张溜掉了。

随后，蒋介石迫于形势，于1937年“八一三”前夕，决心发动全面抗战，调兵遣将集中上海，保卫沪京（南京），并邀白崇禧到南京，共谋抗日。

他要求广西出兵10万，开到津浦铁路南段徐州、蚌埠一带，拟定以李宗仁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指挥山东、江苏、安徽地区战事，驻扎徐州，并任白崇禧为副总参谋长兼军训部部长，长驻南京。

广西动员抗日，派出军队有第7军、48军、31军，以后又增加84军大部分驻在安徽，以李品仙为第11集团军总司令，廖磊为副总司令。

后来，上海战事紧急，又增编21集团军，以廖磊为总司令，率第48全部和第7军一个师开到上海大场一带，同日军对垒作战，激战10余日，敌军武器装备，远胜于我，我军伤亡一万多人，因死伤过重，撤到嘉定一带整编，担任总预备队。

其时，韦云淞为第48军军长，我是副军长。不久，韦调任31军军长，我继任48军军长。

在上海抗战时，我方共有70多个师。蒋介石本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唯在八一三上海抗战开始，他为本身利益，抽调嫡系部队50多个师参战，想打一胜仗，在国际上博取好评，抵制日军进犯。

当时，国际联盟正在日内瓦开会，讨论中国申诉日本侵略，极力挣扎三个月，最后仍是失败退走。

我们的防线本在江阴、福山镇经常熟、苏州、吴江嘉兴至乍浦一带，早做好工事，临时军队溃退，乡保长一逃而空，既找不到工事，工事钥匙亦找不到，无从利用工事固守。

而敌军一直跟踪紧追，我们退至常熟、无锡两处，只有零星抵抗，亦无济于事。第7军军长周祖晃，在吴兴亦被击败。21集团军转往皖南，过江后，归还五战区原建制。

我在行军中途至长兴县，接到李宗仁自徐州来电，调我先往安徽去。我绕道南昌、长沙、汉口到徐州，和李宗仁晤面。方知安徽省政府改组，由李宗仁以五战区司令长官兼省主席，他不能常在安徽，调我当民政厅厅长并代理主席职务。

我于1938年2月初在六安就职，干了四个月，忙得不可开交，主要政务须以政治配合军事抗战，头绪纷繁，一言难尽。

在六安北大营，我办了一个安徽乡政人员训练班（包括政治、军事），收容沦陷区青年1000多人，加以培训，分配工作，增加基层行政人员抗战力量。同时，训练班又召集保安团队干部与各县乡村长，轮流调训，以增进其抗战智能。

在抗战紧张时期，我接到徐州李宗仁手电指示：在安徽发动武装民众适应抗战需要。我即亲往皖北各县，发动武装民众，成立安徽人民抗日自卫军。计有五路军，每路有三个纵队，一纵队分三个大队（大队等于一营人），各地区专员县长统筹办理。交由各部队发放饷项，不许部队自由征筹，以免骚扰民间。

自卫军配合正规军抗战，保家卫国。我以全省保安司令名义指挥自卫军，不另外设机构，借节经费。

日军攻占南京后，在徐州方面发动攻势，重点指向台儿庄。李宗仁指挥各部队，集中力量，予以聚歼。日军受此打击，在南京停留有六个月之久。

在此期间，我方部队得有余裕时间，加以整补和重新部署，增加新生力量，对于尔后抗战，大有裨益。

蒋介石原派唐生智部队守卫南京。但是，日军到南京，唐生智先跑了，丧失首都，贻笑中外。当时，德国大使陶德曼留在南京，意图为蒋日拉拢谈和，而唐生智先跑，时人讽刺陶德曼是逃得慢，而唐生智变为逃得快了。日军在南京见国民政府迁往武汉，不肯谈和，乃继续向汉口进攻。

安徽金寨30年代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安徽省政府时驻六安，看到日军从已沦陷的合肥向六安进攻，我率省府各厅处工作人员，迁往大别山中心地区立煌县（现金寨县）。

因事先已有安排，到达后，即进行办公，继续推行政治工作，以配合军事抗战。

此时，李宗仁叫我回任48军军长，率领军队参加武汉外围会战，匆促之间，我将省府事务交秘书长朱佛定代理，遂离开省府往麻埠48军司令部任事。

我略事部署后，即率全军出发，至湖北广济县，即与日军对抗，昼夜激战。是时，各军都来会战，部队虽多，人心不齐，兵器火力不如敌军，空军又处于劣势，交战10余日，到1938年初冬，武汉终于失守了。

当时，第21集团军总司令廖磊率第7军和48军两军回守大别山，在敌后进行游击战。第7军军长张淦率部驻滕家堡，对鄂东方面的日军作战。我率领48军驻霍山深沟铺，对安徽方面的日军作战。

进山未久，日军来追，至英山河田镇，我176师师长区寿年派一旅部队前往阻击，日军受到打击，并以深山不敢深入，遂退回武汉。

廖磊率第21集团军总部驻立煌傅家湾兼任安徽省政府主席，新四军军长叶挺曾来立煌访问一次，在抗日初期，国共合作，情况尚佳。

是年深冬，廖磊派我带两团部队，前往皖北出巡，以收复沦陷区各县，推行省政。因我该时仍兼任省政府委员，春间曾代理主席去过皖北。

当时，严冬大雪纷飞，我冒雪带队出发，视察皖北10余县，目睹地方水灾，人民生活困苦。缘蒋军在北方战败，在郑州以北花园口，扒开黄河大堤，造成决口，大水泛滥。流到皖北一带，真是祸国殃民。

此时安徽虽属沦陷之区，尚有三分之二县份受省府管辖，可以推行政令，缴粮纳税，仍可发挥军事政治双重作用，经济上亦可自给，故能持久抗战。

廖磊在安徽省只有一年，得脑溢血病故。李宗仁派我代理第21集团军总司令职务。在此期间，合肥日军，乘机蠢动。有一营日军被我军在西郊10里的大蜀山附近包围猛打，并切断其归路，缴枪消灭。人枪送至立煌展览，人心大快。

我代理总司令半年，李品仙来立煌任第21集团军总司令兼安徽省政府主席和省党部主任委员。我任二十一集团军副总司令。

李品仙在安徽，党政军三位一体，一切权力集中在一人之手，乃能为所欲为。他是全国著名贪污能手，在沦陷区更加放肆，千方百计，掳掠财物，民怨沸腾。李宗仁听到舆论太坏，由老河口亲到立煌视察。但最后仍然支持李品仙，以巩固其政权。

桂系在抗战期间及胜利之后，统治安徽10年之久。我写过长篇资料，在安徽文史资料第一辑发表，兹不再述。我现只就日军进犯大别山，立煌失而复得的真实情况略述如下：

1942年冬，日军进犯大别山。次年元月2日，夜到立煌，这是当时抗战史上一件大事。

因为汉口日军司令塚田攻获赴南京开会，乘飞机转回汉口，途经大别山，在黄梅附近山区被我高射炮击中，人机俱毁。

汉口日军派了大约一旅人前来找寻尸身，就此进犯立煌，借图报复，先自鄂东进入山区，第39军军长刘和鼎避战，将军部由滕家堡迁移别处，不报总部，以致日寇长驱直入，进至48军防区，军长苏祖馨又将军部从深沟铺迁往岳西县。

于是，日军更无忌惮，直奔立煌。我事先由138师调来两个团，由粟廷勋旅长担任立煌警备司令，他也逃走了。当时，我是第21集团军副总司令代理总司令，责任在身，急在心头。

我们抗战各军，自上海抗战失败以后，在长期抗战中，都存有保存实力的私见。见到日军，总是避战。我军亦不例外。

此次日军进犯立煌，我虽三令五申，要求各军尽力抵抗，仍是阳奉阴违，畏敌如虎，避免交锋。敌到立煌时，总部只有一个特务营，我令其开往长春岭抵抗，连驻在古碑冲的战时干部训练团也上火线作战，

我在总部所得情报，都是告急。当时我的处境，极其困难，李品仙先由蒋介石召到西安开会，后回广西，已有五个月之久。而第7军军长张淦亦告假回广西有半年未回。

我又受李品仙排挤，要调任第33集团军副总司令，此事上下都知道，是瞒着我个人。总部本有第84军作总预备队，又被长官部调走，请求调回缓不济急。

这时，总部参谋人员都劝我走，尤其是参谋长陆荫楫做好计划，要保持后方联络线，向老河口方向撤退，我坚持不可，认为大别山是沦陷区，可以进行游击战，打不过敌人，可在山里兜圈子，俟机反攻。

元月2日夜晚，日军进立煌城，我率总部参谋人员及一个手枪连，从山里柴径翻过鹅毛岭，到达独山镇第7军军部，打电话给172师师长钟纪，叫他带全师向立煌反攻，我在独山等候队伍一起前进。

钟师长先犹豫不决，他认为六安不能放弃。经我说服，先救立煌，再回师保卫六安，一切由我负全责。钟乃连夜率师出发，这是反攻的一路。

同时，我电48军和39军，各派得力部队到立煌会战，共歼日军，如有违犯，坚决实行抗战连坐法，并陈报上级备案。

3日后，反攻部队都到立煌。日军自知孤军深入，处在包围之中，不敢久留，得知反攻消息，急从立煌向叶家集方向逃走，我84军正自远道来援立煌，本可遭遇，他们又避战。到固始停留，放弃歼敌良机，深为遗憾。

我随第172师反攻途中，在茅坪地方，见到有数十具尸体，都是我国军民，为敌人用刺刀戳死，惨不忍睹，更增反攻报仇之心。立煌城和总部房屋，都被日军焚毁一空。我感到我们抗战，不是有功，而是对人民有罪了。

立煌收复之后，李品仙回来了。我被调职，离开大别山，此乃立煌失而复得之真相。

李宗仁由五战区调任西安行营主任，指挥一、五两战区。大别山方面，因抗战形势发展，新成立第十战区，李品仙为司令长官。战区面积扩大，北自陇海铁路，南至长江，西起汉口，东至海州。尔后抗战胜利，都获得接收的便利。

到1945年8月9日，我在重庆广山洞陆军大学，正要举行毕业典礼之时，忽听到外边鞭炮齐鸣，不知何事？通过电话，传来确讯，方知抗战胜利，日本无条件投降。人民欢欣鼓舞，到处放炮，以表庆祝，真是喜从天降，普天同庆了。

抗日胜利，重庆国民政府还都南京。李宗仁是时任北平行营主任，白崇禧一度曾当国防部部长，继为华中“剿匪”总司令。

实际上，李、白桂系势力，除原来占据的广西省外，更有在抗战中由廖磊、李品仙相继盘踞的安徽省。当时在国民党中，除了蒋的嫡系，黄埔军校出身的将领外，李、白桂系在国民党中是特殊的一股势力。

所以，到1947年，蒋介石发动的内战，已见败势端倪，欲以颁行宪法，选举总统来迷惑全国人民时，李宗仁却一点也看不清时局真相，认识不到全国已濒临解放前夕，不听从白崇禧的劝告，还出来竞选副总统。

1947年，南京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办理选举。蒋介石为所欲为，成为唯一总统候选人，当选总统。李宗仁、程潜、孙科竞选副总统。李程孙三人，相持不下。

蒋介石请李程二人让给孙科，不要竞选。李宗仁表示，既然参加竞选，不能退让。程潜亦然。于是复行竞选，程潜票数较少，放弃竞选，将选票让给李宗仁。

孙科票少落选，李宗仁票多胜利。唯在竞选期间，花费很大，如请客、送钱、许愿等，不一而足。李品仙则趁机在安徽各县，大肆摊派，凑集款项，专派卡车装运钞票去南京，并有机关枪随军护送，拒绝检查，真是选举中的丑闻。

1949年初，时局紧张，蒋介石又下野，回奉化休息，李宗仁代理总统。这时，我在皖南屯溪，以省政府委员兼任皖南行署主任。

解放战争紧急，省府逐步撤退，已由合肥迁至安庆。广西军队由皖北撤往江西。安徽兵、财、粮三大项，被省主席夏威掳走一空。

李宗仁叫我到南京会晤，对我说：“夏威另有任务，安徽省政府改组，你当主席。”

我说：“时局艰难，我才不胜任，不能干。”

他又讲：“我当总统也是一样。这时‘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你就去干吧！”

不久，解放大军过江，安徽全省解放了。军事发展，势如破竹，全国随之解放，国民党反动统治，至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