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子玉
元朝是历史上第一个长期而有效地控制漠北草原的王朝，而其之所以能如此又是因为，元朝虽然定都中原，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坚持蒙古旧制，保留了游牧基因。既然游牧文化是刚需，所以元朝就注定不能复制北魏孝文帝那样全面汉化的做法。最终，元朝因为游牧文化始终是主流，无法适应汉地的生产力，导致胡汉矛盾长期存在，最终只能退回与其文化和制度高度匹配的漠北草原。
中统四年（1263），忽必烈升开平府为上都，次年改燕京之名为中都，以两都制的格局统治中原和汉地。至元三年（1266），元朝着手重建燕京，九年（1272），正式将燕京定名为大都，将其作为元帝国的国都。
虽然忽必烈将国都设在了汉地，但直到在顺帝时退出中原，元朝都不像一个中原王朝，最具体的表现就是，元朝君臣的胡化作为。
首先就是忽必烈。忽必烈虽然在早期时就对汉文化表现出了一定的兴趣，并大量网罗汉人精英为其幕僚，最终在蒙哥去世之后以汉地的力量打败了草原的阿里不哥，夺取了汗位。
但在稳定天下之后忽必烈就逐渐和儒士分道扬镳，尤其是在理财问题上双方产生冲突时，忽必烈甚至认为儒士不识时务，逐渐将其边缘化。
成宗铁穆耳面对儒士提出的天人感应理论更是一脸轻蔑：“此汉人所说耳，岂可一一听从邪？”
元朝诸帝中除了文宗和顺帝之外，其他皇帝在和汉人打交道时都必须得借助翻译。虽然文宗和英宗有一定的儒学基础，但同时也是藏传佛教虔诚的信徒。
元朝最后一个皇太子爱猷识里达腊甚至说：“李先生教我儒书许多年，我不省书中何义；西番僧教我佛经，我一夕便晓。”
所谓的李先生就是皇太子的师傅李好文。虽说太子的话有点夸张，但这也说明了一个问题：佛学才是元朝皇室在文化层面的信仰，对于儒学他们则是排斥心理。
人是很难学会自己天生就排斥的知识的。
除了诸帝，大臣们也是如此。史书记载，有的蒙古贵族写“七”字的钩不是向右转而是向左转，常常闹笑话。元朝后期的右丞相阿鲁图曾经对顺帝说：“臣素不读汉人文书，未解其义。”
对于顺帝讲习经史的作为，蒙古贵族则是处处干预、阻挠，最典型的就是帝师反对皇太子学习儒学：“向者太子学佛法，顿觉开悟，今乃使习孔子之教，恐坏太子真性。”
贵族既不主动汉化，还处处干扰皇室汉化。
由此我们就可以下这样一个结论：元朝是一个定都汉地但却高度胡化的王朝，其朝廷和主流文化处于一种隔离状态，导致元朝始终只是在形式上控制着汉地。
元朝之所以出现汉化迟滞的现象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帝国庙堂始终是被漠北势力所控制，包括皇帝和大臣。
先说皇帝。至元三十一年（1294）正月，世祖忽必烈驾崩，铁穆耳从漠北赶回上都即皇帝位，是为成宗。成宗来自漠北，所以其就必须代表蒙古贵族的利益。
大德十一年（1307）春，成宗驾崩，来自漠北的怀宁王海山在各方势力的角逐中登上皇位，是为武宗。武宗长期在漠北带兵，代表漠北宗王，所以即位之后就必然代表蒙古贵族的利益。
武宗来自漠北草原 图源/剧照
至治三年（1323）八月，英宗死于南坡之变，九月，长期镇守漠北的也孙铁木儿在蒙古贵族的拥护下即位于漠北，是为泰定帝，随后南下大都。不用说，泰定帝肯定是蒙古贵族的权益代言人。
由于元朝许多皇帝都来自漠北草原，汉化水平本来就非常有限，再加上其是漠北宗王的利益代言人，所以就不断稀释帝国的汉化基因，最终导致元朝庙堂完全胡化。
除了诸帝，元朝的执政大臣也基本出自于蒙古贵族或者怯薛群体，再加上忽必烈于至元二年（1265）规定：“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汉人充总管，回回人（代指色目人）充同知，永为定制。”
汉人精英就进一步被排斥于核心权力之外。
至于忽必烈为何如此则是因为：忽必烈觉得汉人世侯不可靠；元朝必须依靠蒙古武力；为了更好地控制漠北势力。
种种因素最终导向了忽必烈必须重用蒙古贵族、照顾蒙古贵族利益这个结果。
此外，忽必烈还将包括投下制度、斡脱制度、赐赉制度、怯薛制度、达鲁花赤制度和扎鲁花赤制度等蒙古旧制继承了下来，这就更加导致，元王朝的权力仍是被蒙古贵族所主导，而蒙古贵族又是草原文化的代表，其从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之后是坚定地反对汉化。
蒙古早期反对汉化的具体行为有：蒙古贵族建议将开拓所得的汉地开辟为牧场，将草原和中原连为一体；蒙古贵族极力反对耶律楚材的汉化改革，将楚材边缘化；向蒙哥汗汇报忽必烈在汉地的汉化改革属于叫板大汗权力的行为；西部诸王支持阿里不哥攻击汉地的代表忽必烈；东部诸王在忽必烈建立元朝后于漠北叛乱。
当这些人在元朝继续执掌权力时，帝国的汉化就变得极为困难，具体表现就是，大部分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对中原的典章制度和思想文化是一知半解。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元朝庙堂对汉文化的排斥是对大蒙古国基因的继承。
最终的结果就是，汉人越来越难以走进帝国庙堂，导致“台、省要官皆北人为之，汉人、南人中万无一二”，汉人为了做官甚至是猛学蒙古语、取蒙古名字，主动胡化，出现了文化倒流现象。
当然，这也和元朝皇帝在地方上广设蒙古字学、广泛推广蒙古字和文化有关。
另外，由于元朝常常出现权臣执政的现象，而权臣又往往是蒙古贵族的中坚力量，本能地排斥汉文化，比如伯颜叫停科举就是具体表现，这就导致元朝的文化倒流现象更加严重。
在如此背景下，仁宗和文宗虽然有一定的儒学基础，也想作出改变，实行汉化，但却根本不能正常落地其意志，文宗甚至只能无奈地召集一帮文人在宫中研究字画。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英宗死于南坡之变就是胡汉矛盾冲突的具体表现。胡化势力的胜利使元朝彻底和汉文化绝缘。
等于说，元帝国长期存在着一个强大而保守的草原游牧贵族集团，这就导致元朝皇帝必须实行草原本位政策，迟滞了汉化的进程，最终被代表汉文化的武力驱逐出中原，用时人的话来总结就是：“不用真儒以治天下，八十余年，一旦祸起，皆由小吏用事...坏天下国家者，吏人之罪也。”
和秦朝一样，元朝也是以吏治国，重吏轻儒的做法使汉人精英“负有为之志，不得尽见于事”，全都下沉在地方，最终只能迎合起义浪潮，灭亡元朝在中原的统治。
汉人精英是灭亡元朝的主力 图源/网络
但为了能够控驭汉地，元朝皇帝还是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汉化努力，比如：忽必烈在1271年朝会时初次使用了由儒士设计的汉式朝仪；成宗即位之初，“诏中外崇奉孔子”；武宗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仁宗于1313年下诏开设科举、征召儒臣参与议政；至治二年（1322）春，英宗首次按照中原王朝的仪节在太庙行亲享之礼；泰定元年（1324），泰定帝正式下诏开设经筵，命儒臣以《帝范》《资治通鉴》《大学衍义》《贞观政要》等书进讲，并且要求经筵的讲读官员在没有人接任的情况下不准去职；文宗创设了奎章阁学士院，集儒臣于阁中以备顾问，并对孔子的父母和重要弟子逐一追赠爵位；顺帝时的执政官脱脱恢复科举，编写辽、宋、金三朝史书...
对于汉文化，元朝诸帝也打出了一套组合拳。
但在蒙古贵族执政坚持草原本位的情况下，这些汉化动作毕竟只能起到点缀的作用，何况武宗、泰定帝这样的人本来就是草原势力的代表。
当然，元朝坚持草原本位也是为了坐稳大蒙古国宗主国的地位。大德七年（1303），在经历了长期和元朝的战争之后，中亚的察合台汗国和窝阔台汗国最终在无力应对战争的情况下派出使者和元朝和谈，承认了元朝大蒙古国宗主国的地位。而元朝为了长期佩戴“宗主国”的标签就必须坚持草原本位，承认自己是成吉思汗事业的继承者。这也是导致元朝长期胡化的原因之一。
除了政治原因，文化多元也是重要影响因素。自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之后，随着武力开拓的不断推进，各种文化都一时涌入帝国的庙堂，除了草原文化之外，汉文化、藏传佛教文化、伊斯兰文化和基督教文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大蒙古国的文化基因。
元朝作为大蒙古国的几大政权之一，所以自然也被这几种文化基因同时作用，尤其是藏传佛教，据史书记载，元朝历代皇帝都信奉藏传佛教，加封吐蕃萨迦派的僧侣为帝师，仁宗和英宗甚至还下令在地方广泛建设帝师殿，祭祀第一任帝师八思巴，其规模甚至超过孔庙。
藏传佛教在元朝的地位是高于儒学的。为什么顺帝的太子对儒学产生排异反应，原因就在这里。
等于说，儒学只在忽必烈经略中原、打天下的阶段主导过大蒙古国和元朝的政治，之后就被逐渐边缘化。
而元朝之所以不能像北魏那样全面实行汉化原因又是多方面的。这就直接导致了元朝后来无法在中原立足的结果，因为其政治和中原的文化严重不匹配。
不过，元朝的蒙古本位政策也有好处，那就是他们在中原无法立足的情况下还可以回到草原继续统治漠北。
总体来说，元朝是草原文化和农耕文化在融合过程中的重要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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