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张荣洲北上京华，于一个偶然的机会，邂逅了赫赫有名的沈醉先生。
“握手之时，沈先生强劲的腕力令我暗暗惊叹：这位年届古稀而又出身行伍的长者确是强身有术。沈先生表现的兴奋神色，超乎一般迎客的礼貌，我顿时感到他有什么舒心愉快的事。”张荣洲在回忆起时这样说。
果然，刚一落座，沈醉就侃侃地谈论起半年多以来经历的一件十分传奇的事情。
1983年秋末的一天，沈醉受到一位老干部的邀请，请他到他下榻的华侨饭店会晤。
沈醉走进房间后，两人热情握手寒暄。此时沈醉发现室内还有一位年届八旬的老者。
正在疑惑间，老干部高兴地介绍道:“来认识认识，这位就是你多年要缉捕的华克之。”
惊喜交加的沈醉紧紧地握住华克之的手，他们热情地交谈起五十年前一桩震惊中外的南京刺杀案。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在南京中央党部举行六中全会开幕式，会议主席汪精卫突然饮弹倒地。
刺客孙凤鸣是南京晨光通讯社的记者，当场被击伤倒地，因流血过多于翌日身亡。
汪精卫经抢救后得以生还。戴笠主持的军统局经过多方侦察，发现该案主谋是当时任南京市国民党党部委员兼青年部长的华克之。
据华氏说，他当时愤恨蒋介石对日本侵华的消极抵抗政策，遂在南京以办晨光通讯社为掩护，借采访国民党六中全会之机，决定“遇蒋杀蒋，遇汪杀汪”。
那个时候，军统局四处搜捕行刺案同伙，沈醉曾带领特务到上海英祖界赫德路华克之家埋伏，结果等了三天三夜，竟一无所获。
随后又悬赏十万元在全国通缉，但是始终未能发现华氏的踪影。
1983年，江苏省文史资料第十一辑刊出了关于华克之回忆当年行刺经过的文章。沈醉阅后十分兴奋，一再表示要见见这位传奇人物。
如今，这两位当年的死敌愉快地相遇于京华，别有一番意味。
沈醉带着几十年的疑惑问道：“那年我去捉你的时候，你是怎么跑掉的呢？”
华克之笑着回答说：“当我走进那条狭小的里弄时，突然看到二楼上我的房间里有灯光一闪，我马上意识到出事了，立即转向里弄的另一头走出去。”
原来，那天沈醉带人把华克之的房门撬开，二房东刚伸手开灯，沈醉急忙把灯闭上，这短短一闪光恰巧让回家的华克之看到了。因而能够脱却军统的罗网。后来他投奔了延安。
回忆这段往事，沈醉一再表示道歉。华克之却说：“事情已经过去了将近半个世纪，不必再提了。你后来做了不少有益的事，大家都很感谢你。”
的确，决心不再做伤天害理之事的沈醉，他在那段最艰难的时光，始终实事求是地为不少知名人士和中共老干部写证明材料，前后共达1400多份，为这些被诬陷、遭迫害的人解除了不白之冤。
有人逼着沈醉供认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遗孀王光美是军统特务。沈醉说，“ 她不是军统，我不能昧着良心去害人。”
华克之还对沈醉说：“我们俩在历史上曾经干戈相见，现在不是殊途同归了吗？”
“殊途同归，对啊！”沈醉发出了会心的微笑。
随后，沈醉跟张荣洲谈起了自己的近年生活，他觉得自己肩负着一个重要的责任，那就是为历史和社会提供自己亲身经历的军统活动，以及30多年来在大陆生活的真相。
他说自己已经写了160多万字回忆文章。其中《大陆生活三十年》先后发行了80多万册，并被译成英、法、日、德、泰、拉丁、西班牙7种文字出版。
自从《大陆生活三十年》出版以来，他收到了1600多封海外读者的来信。
他还说自己看了他在台湾的老友良雄先生写的《戴笠传》，陈萧澍写的《河内刺汪案》、齐家才写的《戴笠将军及其干部》等书，内心十分激动。
他说：“读了如同昨日之事，不过其中有些事情难免年久记错。”他由衷地希望能有机会与老友们共聚一室，同忆军统旧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