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中医师在内的所有人，都没想到中医师竟然能够阻挡医学革命的时代潮流。就在余岩和西医师们热切迎接国民革命军之时，有些中医师已意识到国家的统一可能意味着中医学校的终结。

余岩的提案公开后，同样积极批判中医的汪企张写下一篇措辞强烈的文章〈促学习旧医的青年自决〉，公开警告中医学校的学生考虑改行。汪企张相信余岩的提案将会胜出，是有道理的。首先，南京政府显然致力追求现代化，所以卫生部内的官员绝大多数都是西医师。此外，即便是在先前的军阀割据时期，中医师企图影响国家政策的努力绝大多数都是以失败收场。

先前中医师从事的政治运动大半会失败，主要有两个因素：他们既没有基础组织，也没有体现共同利益的愿景。此外，日本明治政府在一八七○年代借着施行医学执照制度而成功打压汉医的历史经验，想必萦绕在每个人的心头。

有鉴于此，许多中医师都不认为与政府打交道是个好主意，更遑论积极追逐由国家创造的权益。之前部分中医师发起将中医学校纳入教育体系的政治运动之时，他们的许多同僚都只是隔岸观火。为了避免中国政府仿效日本政府的策略，经常有人提议中医师应该抗拒政府介入医疗，理由是「依据四千年（医学）学术，素未行执照。」简言之，中医师在政治运动方面之所以一直不太成功，就是因为许多人都不认为连结中医与国家符合他们的利益。

反讽的是，余岩的提案为这两个问题提供了一个立即的解方。由于中医师本就焦虑于重蹈日本汉医的覆辙，因此立刻将余岩的提案视为彻底废止中医。是以动员一切力量以组织一个全国联盟来阻止此提案，立刻成了他们共同的目标。

余岩提案目标是消灭中医群体，但其实那时中医师尚未建立一个能够让他们形成群体的沟通网络。虽然他们过去曾经为了政治运动而集结，却一直难以组织永久性的全国协会。一名传统医师哀叹埋怨道，「取缔之声稍起，便纷纷入会；取缔之声暂歇，即烟散云消。」因此，上海中医师试图动员群众抗议这项提案之时，他们几乎必须从零开始。

最先发起抗议活动的是神州医药总会，它先前曾为了将中医学校纳入教育体系在一九一三年发起过运动。这次运动的许多筹办者都来自于副会长丁甘仁的人脉，包括他的同僚、老师与学生。

举例而言，三一七示威的发起人之一陈存仁，就是丁甘仁次子丁仲英（一八八六—一九七八）最信赖的学生。陈存仁回忆指出，他原本不晓得该怎么向全国各地的中医师发送讯息，呼吁他们参与这场群众集会。所幸，陈存仁主持一份医学周刊，而另一名发起人张赞臣则是中医期刊《医界春秋》的编辑。陈存仁与张赞臣检视他们的订户名单，从每一个县里随机挑出两个人，把诉求寄给这两个人、请他们把这份文书交给当地的中医协会，如果当地有这种组织的话。

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后来由上海总商会所支持的三天大会，竟有一百三十一个组织的两百六十二名代表参加。由于清末以来，上海总商会就是中国商业精英在政治上的代表，因此总商会对中医的支持令西医拥护者感到格外地失望与懊恼。两千多名中医师休诊半天以示支持，全国知名的胡庆余堂也强烈抗议。各大报纸都刊登支持的全版广告，甚至散播一项谣言，指称外国药厂以六百万美元贿赂余岩提案。

这个由中医拥护者发起的示威活动被描述为国民党终结军阀以来最庞大的群众运动。在中医师聚集开会的礼堂里，墙上悬挂着两副巨联，分别写着：「提倡中医以防文化侵略！」以及「提倡中药以防经济侵略！」为了争取各界支持，中医师不仅诉诸文化民族主义，更诉诸国货运动。

国货运动兴起于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前夕，主要是鼓励人民购买国产商品以支持国家经济独立。藉由全体一致的经济行动来回应国耻，国货运动标志了一种新式群众运动的兴起。于是，政府官员与新兴的中国资本家共同努力把爱国精神与购买国产商品连结为一。借着把中药转译为「国货」，中医支持者不止可以争取到中药业者，更可以争取到原本并不关心中西医之争的国货运动的人士。

结果证明这是一项非常成功的策略。除了中医药业者本身之外，全国商业联合会、国货维持会以及药业职工会（主要是药业工人）都立刻表态支持示威抗争。实际上，中国的药业协会不仅从一开始就加入这场抗议活动，而且还接待了来自上海以外地区的代表。

在第一天结束之前，杭州中医协会的一名代表说出了所有与会者的心声：「全国中医药团体之团结，与此次之全国代表大会，为空前未有之首举。我中医药界，受人摧残，至于如此，实堪痛心。今日为我们代表大会开幕之第一日，我中医药界同仁，应以今日为纪念日，亦即『三一七』为我们今后永久之纪念日。」他的提议获得热烈鼓掌通过，于是三月十七日就此定为「全国医药大团结纪念日」。

与会者最为感动兴奋的一点，就是目击彼此以全国大会代表的身份齐聚一堂，从而见证了中医是一个全国性的团体。这个目标当然不可能仅靠一次聚会达成，而需要持续不断的努力。为期三天的大会里讨论并且通过了一百零五项议案。除了反对余岩的提案之外，中医支持者也决议成立一个永久性的全国组织──不只代表中医执业者，也代表制药产业──借此「集中力量，以御外侮」

许多代表提议借此机会为中医业与中药业建立起永久的结盟关系。于是决议建立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其中包含中医界团体、中药界团体，以及药业职工团体。

此处必须理清的是，大会与会者刻意避免提及「中医」，反而在他们的总联合会与次联合会名称当中强调「全国」一词。这么做显然是为了制造他们代表中国大多数医师与药师的印象。在总联合会之下，也设有各省、各县与各区域的分会。面对被废止的威胁，中医执业者踊跃加入。在三年内，分会数目就从两百四十二个增加至五百一十八个，包括在香港、菲律宾与新加坡的分支机构。为了回应余岩提案的威胁，史无前例的跨国中医网络开始逐渐成形。

大会中最戏剧性的一刻，就是当与会代表要为他们的专业「正名」之时。代表们不仅排斥「非科学医」与「旧医」这类带有贬义的名称，而且令人意外地，也决议拒绝「中医」之名，尽管有些人已经如此自称好一阵子了。郭适（Ralph Croizier）关于中医的开创性研究的结论指出，国医运动的主要动力是一种心理认同的需求，源于支持者希望能在文化巨变下保有独特的中国认同（uniquely Chinese identity）。如果这真是最主要的动力，实在难以想象其支持者为什么舍「中医」而偏好「国医」之名。

这个关键问题的答案就在于「国医」一词模棱两可的意义。首先，国医在英文里翻译为national medicine虽然在大多数的情境下确实没错，却排除了这个中文词语的另一个重要含义。英文当中的nation与state这两个概念，在中文通常都可由「国家」一词翻译。因此，一旦把「国」这个形容词放在「医」这个名词前面，我们无从确知其意是指「民族的医学」（亦即属于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还是「国家的医学」。

中文以同一个词语代表「民族」与「国家」这两种概念的做法，可能有历史上的根源：国家建构与民族建构在欧洲是两项独立的历史进程，但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却结合为单一个历史进程。说得更精确一点，如同杜赞奇指出的，二十世纪中国「打造国家的努力是建立在民族主义以及相关现代化观念的架构之内的」。

由于现代中文常将「国家」与「民族」这两个概念混为一谈，因此国医一词的意义变地十分模棱两可。一方面，如同一九六○年代的郭适与一九三○年代的医学现代化人士所主张的，国医可以被理解为一种中国特有的东西，亦即中华文化的「国粹」。

另一方面，正如国历指的是国民政府颁行的阳历，国医也可以理解为受到中国国家正式认可的医学。自从孙中山刻意选择在一九一二年的元旦就职成为民国的首任总统以来，国历一词就用于指涉阳历。

支持这种「国医」解读方式（亦即视之为「国家认可的医学」，而不只是「民族医学」）的强烈证据，来自于一个出人意料的源头──西医执业者。在中医师策略性地自称为国医之后，西医师随即在他们的年会上通过决议，禁止中医师使用国医一词。最令人意外的是，当国民党政府在一九三一年成立国医馆后，由西医师组成的上海医师公会即正式要求政府把西医指定为国医，因为只有西医才堪称「国家的医学」 。在他们的眼中，国医就如国历一样，其中的「国」字指的不是中国特性，而是指受到国家的正式认可。

借着利用国医一词模棱两可的意义，中医师得以把中医与文化民族主义（cultural nationalism）还有国家主义（statism）连结起来。换句话说，他们一方面成功地把中医与「国粹」画上等号，强化了中医与中华文化的连结，另一方面，透过「国药」的概念，又可以宣称中医有助于国家的经济自主。

实际上，中医师之所以选择国医这个名称，就是因为他们最重要的目标是要直接与国家建立关联，比较次要的目标才是与文化民族建立关联。一名代表直接指出国货运动带给他的启发：

不曰中货大会，而曰国货大会。吾国中医是国粹，中药是国产，是故可于此次大会决定，将中字换去，以国字冠之，则国医国药之名义，甚合近时潮流也。

如同国货运动人士，中医支持者最想要拉拢的并不是文化中国，而是兴起中的现代国家。极具象征性的是，与会代表决议将示威活动第一天的三月十七日订为国医节，从此每年庆祝，直到共产党接掌中国为止。面对国家的压迫，中医药业者致力于自我组织为一个全国性的实体。国药、国医，尤其是国医节这几个突显出「国」的名称，都见证了中医现代史的起始点是一九二九年三月十七日，那时中医师集结起来迎向中国的第一个现代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