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947年，在解放战争的硝烟中，曾以盗挖清东陵臭名昭著的军阀孙殿英落入了刘邓大军之手。战士们群情激愤，要求立即处死。就在众人以为孙殿英即将伏法时，刘伯承却站了出来，以一句“不可杀，他对我们有恩”震住全场。是什么让这位立场分明的统帅为孙殿英求情？
乱世枭雄，名声扫地
清晨，河北某个偏僻的村落显得格外安静，而这一片祥和的背后，却是另一幅血腥残酷的景象。村口的土路上，几个土匪骑着高头大马呼啸而过，他们的背后，还拖着刚刚从村民手中抢夺的粮食和牲畜。为首的，是一个看上去并不魁梧，甚至略显瘦小的年轻人——孙殿英。那时，他不过二十出头，却已是河北大土匪张平手下一员得力干将，脸上写满了早熟的世故和冷酷。
孙殿英并非天生如此。他出生于河南一个贫寒的农家，祖辈以耕作为生。若是换个太平盛世，或许他的一生会平淡无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终其一生不过是个不起眼的农夫。清末民初的乱世让许多普通人被逼上了刀尖上舔血的生活。家乡的饥荒夺走了田地和生路，贫穷和饥饿让孙殿英别无选择，他最终投身于张平的匪帮，开始了一段打家劫舍、杀人越货的日子。
刚进土匪窝时，孙殿英并不起眼，甚至因为体格不够强壮而经常被同伙嘲笑。他有一双锐利的眼睛，和一颗比许多人都灵活的脑袋。他知道，靠拳头和蛮力在山头混日子，迟早有一天会死在一场不值钱的械斗中。他不吝于讨好张平这个“大哥”，也善于在抢掠中抢先抓住利益最大化的机会，逐渐在匪帮中获得了信任。每次山寨兄弟们喝得酩酊大醉，沉迷于胜利和掠夺的快感时，他却总能冷静地坐在一旁思索下一步的计划。这种冷静和圆滑，帮他在几年间从一个无名小卒变成了张平手下的“心腹”。
不过，当土匪的生活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张平虽号称“河北一霸”，但再大的土匪，也不过是乱世中的过江之鲫，风头一过，便会成为官府和其他土匪清剿的目标。孙殿英深知这一点，他也清楚，再这么干下去，早晚会死得不明不白。他选择了一个时机，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土匪窝子，带着自己积攒的一点盘缠，跑到豫西的一座小庙中，开始了新的人生。
庙中香火缭绕，跪拜的人络绎不绝，孙殿英身穿一袭道袍，脸上挂着庄重的神情，俨然一副得道高人的模样。他在庙道会中混得风生水起，凭借一张伶牙俐齿和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本事，迅速成为了一个小有名气的道长。这所谓的“庙道会”，不过是一个以坑蒙拐骗为主业的帮派。那些来求平安、祈福的信徒们，谁也不会想到，这个看似仙风道骨的道长，曾经是马背上抢劫的土匪，更不会想到，求来的“灵符”不过是孙殿英手下几个小喽啰在后院随便写的。
这段时间的生活虽然安全，甚至小有收入，但对于孙殿英来说，这并不是他想要的。他开始意识到，他的野心并不仅限于当个骗吃骗喝的小角色。他需要更大的舞台，来实现心中的抱负。他的机会，出现在一次大规模的征兵行动中。
那是民国初年，各地军阀混战，兵源成了各方争夺的焦点。豫西地区的军阀丁香玲四处招兵买马，为了吸引更多的人参军，还在村镇中贴出了许多“从军告示”，承诺入伍者不仅有口粮，还能发银元。这对于在庙道会中混迹多年的孙殿英来说，无疑是一个天赐良机。他果断换下道袍，剃了头发，跑到军队报名点，成为了一名士兵。
入伍之后，孙殿英很快展现出了与其他新兵不同的一面。他熟悉枪械，擅长骑马，更懂得察言观色，总能准确地揣摩上级的心思。军中的军阀上司对这个“会来事儿”的年轻人颇为赏识，将他提拔为小队长。对孙殿英来说，这简直是如鱼得水。他把当年在匪帮中学到的强硬手段，结合庙道会中的诡计和演技，用在了军旅生活中。没过多久，他便从一名普通士兵爬升到了连长、营长，甚至师长的位置。
乱世造英雄，乱世也会让人失去底线。在孙殿英的内心深处，从未真正有过为家国赴汤蹈火的信念。他的眼中，只有荣华富贵。他是军阀中最现实、也最无情的一类人。他从未忠诚于任何一个人或势力，投靠丁香玲后，他又辗转投奔了张宗昌、冯玉祥等多个派系。对于他来说，谁能给他更大的利益，他便为谁卖命；谁的局势不妙，他便果断离开。这种“见风使舵”的手段，让他在军阀混战中屡屡化险为夷，也让他的“名声”在政界和军界中不胫而走。
在许多人眼中，孙殿英是个十足的“墙头草”，哪里风大往哪倒。他在每一次人生的岔路口，都做出了最有利于自己的选择，哪怕为此抛弃信义，甚至践踏良知。正是这种冷酷的现实主义，让孙殿英在乱世中活了下来，甚至越爬越高，成为一方军阀。而他的“名声”也随着时间越发刺耳，成为人们口中的“不忠不义”的代名词。
冒天下之大不韪，清东陵之劫
清东陵这片皇家陵寝静默伫立已有数百年，见证了清王朝从辉煌走向衰亡的全过程。1928年的一天，这份属于王朝的安宁被撕裂，喧嚣和暴虐取代了寂静。孙殿英，一位生性胆大妄为、唯利是图的军阀，竟将贪婪的目光投向了清东陵，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这座皇陵发动了一场劫掠。
事情的起因简单却荒唐。彼时，孙殿英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军军长，率部驻扎在清东陵附近的马兰峪。刚刚上任没多久，他就发现了一个致命的问题——军费告急。作为一支杂牌军，孙殿英的部队非但战斗力薄弱，还长期面临兵员哗变的风险，而这一切的根源，都指向了他囊中羞涩的军费问题。穷兵黩武的时代，军阀需要金钱才能维持军队，才能在乱局中站稳脚跟。而此时的孙殿英既无财力，也无靠山，眼看着部队随时可能分崩离析，他不得不四处寻找筹款的办法。
当时，有传言说清东陵中埋藏着清代历朝皇帝和后妃的陪葬珍宝，金银珠宝堆积如山，价值不可估量。对财宝的渴望，让孙殿英动起了心思。他明白，这些陵墓是清朝最后的尊严，是无数人心目中的禁地。一个轻率的举动，就可能招来天怒人怨，甚至被朝廷高层视为叛逆。但孙殿英不同于常人，他的胆量和贪念早已超越了道德的界限。他思索再三，决定冒险一试，理由简单直接：与其坐等部队哗变、自己死无葬身之地，不如孤注一掷，挖皇陵换军费。
清东陵并不是一般的墓葬，它是清朝历代皇帝与后妃安息的皇家陵寝，建筑工艺极其考究，防盗设计更是匪夷所思。为了确保计划万无一失，孙殿英可谓煞费苦心。他以“军事演习”为幌子，在陵墓周围布下重兵，命令百姓避开演习区域，还特意将清东陵的守陵人驱赶出去，以绝后患。与此同时，他亲自主持挖掘行动，甚至从附近请来了精通地形的老工匠，试图破解墓道的机关。但即便如此，盗挖清东陵的行动仍困难重重。
清东陵的防盗设计早已超出孙殿英的想象。陵墓的入口用巨石封堵，深埋于地下的墓室更是设计了复杂的机关和暗道，许多地方积水严重，根本无法通行。即便是经验丰富的老工匠，也对清东陵的坚固与隐秘感到震惊。数日挖掘毫无进展，眼看部队士气低落，孙殿英终于下令放弃“绅士手段”，直接用炸药炸开清东陵的入口。这一声巨响，震动了整片山谷，也宣告了清王朝最后的尊严彻底坍塌。
墓室中，宝物琳琅满目，金银、珠宝、翡翠、珍贵文物堆积如山，一切都闪烁着摄人心魄的光芒。孙殿英的士兵们如同饿狼扑食一般冲进墓室，将能搬走的东西统统装上马车。慈禧太后的棺椁被打开，她身穿的珍珠袍、口中的夜明珠，以及手中的翡翠玉器无一幸免，甚至连尸体都被亵渎。更为令人发指的是，光绪皇帝的棺椁也遭到破坏，陵墓中的文物被成车成车地运出，装满了几十辆马车后才扬长而去。孙殿英盗掘清东陵的举动，不仅震惊了当时的中国，也在历史上留下了令人痛心的污点。
肆意妄为的孙殿英并未料到，偷来的财宝也带来了无尽的麻烦。慈禧太后的陵墓被盗的消息迅速传开，末代皇帝溥仪得知后勃然大怒，直接将孙殿英告上蒋介石。他指责孙殿英毁坏祖宗基业，要求严惩此人。蒋介石也为此事感到震惊，派出调查组查办案件。面对可能降临的惩罚，孙殿英不得不使出他惯用的伎俩——行贿。他拿出部分赃物，分别送给了蒋介石身边的重要人物，以此求得庇护。最终，这场震惊全国的盗墓事件，不仅没有给孙殿英带来灭顶之灾，反而让他升官加爵，成为国民政府的“红人”。
清东陵被盗事件，在当时掀起了巨大的舆论风暴。人们对孙殿英的贪婪和狂妄愤怒不已，同时也对国民政府的纵容深感失望。孙殿英的名声从此更加不堪，但他本人却似乎毫不在意。在他看来，只有活下去、权力稳固才是最重要的，而如何活得有尊严，似乎从来不在他的考量之中。
他靠着这一场浩劫暂时解决了军费危机，却也因此彻底成为了历史的罪人。
几十年后，当人们再回首清东陵之劫时，仍然难掩痛心与愤怒。这场浩劫不仅是孙殿英个人贪婪的极致表现，也象征了乱世中道德与法制的全面崩塌。在孙殿英的眼中，清东陵只是一座能够填满他钱袋的宝库，但在中国人心中，它却是一个朝代的尊严与文化的象征。而这一切，都被他用炸药化为了灰烬。
抗日之时，暗留情义
硝烟弥漫的抗日战场上，各方势力为了生存与利益纷纷盘算，其中也包括以劣迹闻名的军阀孙殿英。谁也未曾想到，这位在历史上多被骂作“盗墓贼”的枭雄，竟会在民族存亡的关头，展现出一丝人性的温度。或许，乱世之中最复杂的不是战局，而是人心，而孙殿英的抗日之举，正是这种复杂性的最好注脚。
抗日战争爆发后，孙殿英担任东北军的高级将领，表面上他依然是那个唯利是图、墙头草般的军阀，随时准备调转方向投靠利益最大的一方。在这场关乎民族命运的战争中，他却多次作出出人意料的选择。作为一个毫无信仰、只顾个人利益的军阀，他的这些行为，似乎藏着某种深埋的民族情怀，又或者，带着一丝不可捉摸的算计。
孙殿英在抗战中的转折，离不开两个名字：宣侠父和南汉宸。宣侠父是中共地下党员，时任孙殿英部的秘书长；南汉宸则是我党统战部的重要干部，被孙殿英任命为顾问。两人的存在，不仅是历史中的巧合，更成为孙殿英抗战时期行为的重要推动力。在宣侠父的引导下，孙殿英一度展现出了他少有的“正义一面”。在军中，他暗中支持共产党地下党员的活动，为我党抗日工作提供便利。这样的举动，显然与孙殿英一贯的投机取巧形成鲜明对比，却也让人看到他身上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抗战后期，蒋介石背叛统一战线，调转枪口试图压制共产党。此时，孙殿英作为蒋介石的部属，名义上奉命执行内战，却在关键时刻选择了违背命令。据史料记载，刘伯承率129师从孙殿英的驻地经过时，蒋介石早已下令孙殿英组织兵力予以阻击。孙殿英得知129师此行的目的是抗日后，不仅没有执行命令，反而主动让路，还以军中的名义赠送了一批武器弹药。这些武器虽然不多，却在当时紧张的战事中解决了燃眉之急，为129师抗日提供了宝贵支持。
那是一场异常沉默的交接。刘伯承率领部队经过孙殿英地盘时，战士们都心中忐忑，毕竟在混乱的战局中，军阀势力变幻莫测，孙殿英到底会不会动手，谁也无法确定。当部队经过边界时，孙殿英的部队却始终保持安静，连枪声都没有响起。更让人意外的是，当夜，一队孙殿英手下的士兵悄悄送来了枪支和弹药。带队的军官行礼后，只留下一句话：“孙军长的意思，这些枪弹是给你们打鬼子的。”刘伯承闻讯，深深看了一眼这队士兵，随后郑重地说：“代我谢谢孙军长，这份恩情，我们记下了。”
对于孙殿英而言，这次“赠枪”的行为，并非单纯出于慷慨，而是他在乱世中一次复杂的抉择。作为一名深谙人情冷暖的军阀，孙殿英或许意识到，共产党才是真正抗日的中坚力量，而他自己不过是历史洪流中的一颗棋子。帮助共产党抗日，不仅能让自己在未来占据有利位置，也能在民族大义面前为自己赢得一些名声。他的算计，与他的真实情感纠葛在一起，形成了那段历史中最为复杂的人性光影。
事实上，这并非孙殿英唯一一次展现“抗日情义”。据宣侠父后来的回忆，孙殿英在担任军长期间，多次为地下党员提供掩护。有一次，地下党成员身份暴露，被国民党方面通缉，眼看就要被抓捕，孙殿英得知后，当即拍板，命令手下送来伪造的通行证，让那位同志成功脱险。类似的例子并不鲜见，这些细节或许都无法彻底洗清孙殿英的累累罪行，但至少让人们看到，他并非铁石心肠，也并非彻头彻尾的反派。
孙殿英的这些行为，也伴随着巨大的危险。在蒋介石的眼皮底下，他这样的暗中“反水”，稍有不慎，就可能引火烧身。他深知这一点，因此每一次行动都小心翼翼，既要满足蒋介石的要求，又要在暗中为共产党提供帮助。这种平衡对孙殿英来说并不轻松，但他凭借多年来练就的圆滑和狡黠，硬是在乱世中周旋了下来。
尽管孙殿英的抗日举动中夹杂着算计和私心，但不可否认的是，他的确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为抗战做出了一些实质性的贡献。正如刘伯承后来评价他时所说：“他是旧军阀，但并非无血性的人。他曾暗中助我抗日，这些我们不会忘。”这种“恩怨分明”的态度，不仅体现了刘伯承的胸襟，也让孙殿英的一生增添了几分复杂的悲剧色彩。
生死边缘，刘帅力保
1947年的春天，河南汤阴城墙上站着的，是一个中年男人，身形微胖，眉眼间透着焦虑与倦意，他的目光死死盯着远处黑压压的军队——解放军的主力部队正兵临城下。他，就是孙殿英，这位靠着土匪出身一路爬到军长之位的军阀，如今第一次感受到了真正的绝望。
不久前，刘邓大军展开了豫北战役，解放军一路锐不可挡，直插河南腹地。作为驻扎在汤阴的国民党军军长，孙殿英本以为凭借坚城和蒋介石的支持，他还有机会翻盘。在城内的会议上，他甚至慷慨激昂地鼓舞部下：“国民党有美国人的支持，要枪有枪，要炮有炮，只要我们坚守汤阴，将来必定能向老蒋邀功，成为开国功臣！”那一刻的孙殿英，满怀信心，仿佛胜利就在眼前。
他万万没有想到，对面的刘伯承不仅用兵如神，更是一位深谙心理战术的高手。
刘伯承“先礼后兵”，一开始以劝降为主，派人多次向孙殿英传递停战条件。孙殿英根本不把解放军放在眼里，他不仅拒绝投降，还嘲讽说：“几百人也敢来打我汤阴？真是寒酸！”他相信解放军根本无法与国民党正规军对抗，更不相信刘邓大军有能力突破他的防线。为了展示自己的强硬态度，孙殿英甚至命令部队在城楼上悬挂起国民党军旗，放话要“坚守到底”。
可是，孙殿英没有料到的是，这一切都在刘伯承的算计之中。刘伯承故意派出一小股部队试探性攻击，以示“弱点”，让孙殿英误以为解放军兵力不足，从而放松警惕。就在孙殿英洋洋得意地在城墙上观战时，他手下的侦察兵却惊慌失措地跑来报告：“城外的解放军主力部队已经集结完毕，人数远超我们的预估！”当孙殿英登上城楼时，眼前的一幕让他彻底崩溃——漫山遍野的解放军正在城下集结，黑压压的一片，就像汹涌而来的潮水一般，毫无退路。
第二天，解放军对汤阴展开了总攻。孙殿英的部队虽拼死抵抗，但装备落后、士气低迷，在刘邓大军的强势进攻下节节败退。战斗持续了两天两夜，汤阴的防线彻底被突破，孙殿英的残兵败将被迫退入城内巷战。到了战斗的最后关头，城内的弹药已经耗尽，孙殿英亲眼看着自己的部下一个接一个倒下，彻底明白大势已去。他的内心挣扎了许久，最终在亲信的劝说下，选择举白旗投降。
当孙殿英被押到刘伯承面前时，满身泥泞的他早已没有了昔日的威风。他战战兢兢地跪在地上，等待着命运的宣判。他很清楚，自己身为国民党军的军长，又背负伪军和盗墓的恶名，眼前这些解放军战士绝不会轻易放过他。果然，他的出现引发了解放军战士们的愤怒。有人大声喊道：“孙殿英当过伪军，抗日时投降日本人，杀了那么多同胞，怎么能不枪毙他？”一时间，枪决的呼声此起彼伏，士兵们群情激奋，仿佛恨不得立刻将这个恶名昭著的军阀押赴刑场。
就在千钧一发之际，刘伯承却站了出来。他走到士兵们面前，语气冷静而坚定地说：“不能杀孙殿英。他曾经对我们有恩。”这句话如同一盆冷水浇灭了所有人的怒火，战士们一片哗然：“他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对我们有恩？”刘伯承沉思片刻，随后缓缓开口，讲述了当年孙殿英的赠枪之恩。
“诺言一旦说出口，就一定要兑现，”刘伯承的声音低沉却充满力量，“尽管孙殿英犯下过许多错误，但他在抗战中确实对我们有过帮助，这些功劳不能抹杀。他是旧军阀，却是个有血有肉的中国人。今天，我们必须给他一条活路。”刘伯承的言辞不仅让士兵们沉默下来，也为孙殿英赢得了片刻的喘息。
事后，刘伯承亲自安排了一场宴席，邀请孙殿英一同用餐。席间，孙殿英对刘伯承的宽容感激涕零，他端起酒杯，颤抖着声音说道：“感谢首长不杀之恩，孙某永生难忘！”刘伯承却并未多说，只是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你抗日时出过力，大家不会忘。但人民的公道也不能缺席，你的罪责如何判定，就交由人民法院去决定吧。”
命运并未给孙殿英太多时间悔过。被俘后不久，他因多年吸食大烟而积下的重病复发，最终死于监狱中，未能等到法院的审判。他的一生，就此画上了一个凄凉的句号。
结语
刘伯承说：“恩怨分明。”这句话既是对孙殿英一生的评价，也彰显了共产党人高瞻远瞩的大局观。在那个大敌当前的年代，孙殿英这样的军阀或许是注定被历史淘汰的一类，但正因为他在民族大义面前的一丝善意，才让他在亡命之际得到了一线生机。这既是刘伯承兑现诺言的结果，也是历史对恩情与功过的一次清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