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特朗普又来活了，起因当然是关税，在对中国和加拿大动完手后马上就轮到欧洲了，美国也是在13号威胁对欧洲酒精饮品加200%的关税，而特朗普更是在此基础上在社交媒体上公开发文，称欧盟是全球最具敌意和压榨性的税收关税实体，其成立的初衷就是要占美国的便宜。
这话极具煽动性，一下就点燃了欧洲人和美国人，不过话又说回来了，特朗普说的这话有几分真，欧盟创立的初衷又究竟是什么？
欧盟成立的真相
这事还要从二战结束后说起，1945年的欧洲是一片被战争撕裂的大陆，但废墟中萌发的不是绝望，而是对和平的集体渴望。
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代价让欧洲人意识到，民族主义与零和博弈只会带来毁灭。
1946年丘吉尔在苏黎世演讲中疾呼：“我们必须建立欧洲合众国！”
这并非空想，而是基于数百万生命换来的教训——当法德为争夺鲁尔区的煤炭兵戎相见时，当巴尔干的民族矛盾引爆世界大战时，经济利益的争夺始终是战争的导火索。
1951年《巴黎条约》的签署颇具象征意义：法德这对宿敌将煤钢产业置于共同管理之下。
煤是工业血液，钢是战争筋骨，这个超国家机制的精妙之处在于，它用经济利益捆绑消解了军事对抗的可能。
正如首任欧洲煤钢共同体主席让·莫内所言：“我们不是在组建国家俱乐部，而是在创造新的主权形式。”
美国1947年启动的马歇尔计划常被视作欧洲复兴的转折点，但其背后暗含战略博弈。
当乔治·马歇尔在哈佛毕业典礼上宣布对欧援助时，他特意强调：
“我们的政策不针对任何国家或主义。”
但解密档案显示，该计划从设计之初就包含遏制苏联的战略意图。
美国国会为此特别设立经济合作署，要求受援国定期提交工业产能报告，实质是将欧洲纳入美国主导的经济体系。
这种援助创造了奇特的双向依赖：欧洲借助美元输血重建经济，美国则通过贸易逆差巩固霸权。
1950-1960年代，欧洲对美出口激增300%，但技术标准、市场规则均由美国制定。
这种不平等关系为日后的贸易摩擦埋下伏笔。
1993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生效时，欧盟已展现出与传统国际组织的本质差异。
它创设了欧洲公民权，允许成员国公民在任意欧盟国家工作定居；
它建立欧洲法院，其判决可直接作用于成员国司法体系；
它甚至尝试制定共同外交政策——这些突破国家主权的制度设计，在人类历史上尚无先例。
时任欧盟委员会主席雅克·德洛尔这样解释欧盟的本质：“我们正在证明，主权可以像光线般折射，既保持国家的独特色彩，又汇聚成更强的能量。”
欧盟能否救赎？
所以当特朗普宣称“欧盟成立的唯一目的是占美国便宜”时，他显然混淆了历史因果。
根据欧盟统计局数据，2024年美欧双边贸易额达1.3万亿美元，其中美国对欧盟商品贸易逆差为1870亿美元。
但若计入服务贸易，美国实际享有560亿美元顺差。
更关键的是，欧盟企业在美国直接投资存量达4.2万亿美元，创造就业岗位830万个，这些隐形收益远超货物贸易差额。
特朗普反复提及的汽车关税争议更具反讽意味：
德国车企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阿拉巴马州设立的工厂，享受着当地政府提供的税收减免和廉价能源。宝马X5、奔驰GLE等“德国制造”车型，实际产自美国南部工业带。
这种产业链的深度交融，早已超越传统贸易统计的范畴。
欧盟关税政策的设计逻辑与美国截然不同。
以汽车产业为例，欧盟对外关税税率为10%，但允许企业通过满足“本地附加值超过55%”的条件获得免税。
这促使特斯拉在柏林建设超级工厂，福特将电动车生产线迁至西班牙。
相比之下，美国《通胀削减法案》直接规定“北美制造”才能享受补贴，这种简单粗暴的保护主义反而抑制了技术创新。
特朗普对欧盟“滥用税收”的指责，掩盖着更深层的战略焦虑。
当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推动8000亿欧元“战略自主”计划时，美国智库CSIS发布报告警告：“欧洲正试图用我们的钱建设对抗我们的体系。”
这种焦虑源于一个根本变化：欧盟对华贸易额在2024年首次超越美国，且中欧投资协定虽遇波折，但双方在绿色技术、数字基建等领域的合作持续深化。
不过不可否认的是，当初欧美的成立，也确实有想要集欧洲之力，成为世界一极的构想，只不过随着这些年欧洲的不争气，这一点已经被很多人淡忘了。
所以如今站在2025年的时空坐标回望，欧盟的成立与发展始终贯穿着两个平行叙事：
一是欧洲人打破战争魔咒的自我救赎，二是大国博弈中的权力再平衡。
特朗普的指控恰似投石问路，试探着这个特殊政治实体的韧性与局限。
但无论外部如何评判，欧盟的存在本身已证明：在民族国家与全球化之间，人类可以找到更复杂的共存方案。只不过，欧盟的救赎之路究竟怎么走下去，谁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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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来源：
《特朗普威胁对欧盟收200%关税：欧盟成立是为占美国便宜》京报网
《特朗普：欧盟成立就是为了“搞美国”》环球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