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冬，大别山风雪呼啸。刘邓大军指挥部内，邓小平指着地图部署作战，刘伯承擦拭镜片沉思破敌之策，角落里的张际春正将最后一块门板铺上稻草——那是他留给伤员的床铺。
这位与朱毛走过井冈山、跟徐海东血战独树镇的老革命，此刻却像老农般佝偻着腰，把热姜汤端给站岗的小战士。
当友军干部误认他是马夫时，谁能想到此人竟是中原野战军第三号首长？
1928年湘南起义的硝烟中，28岁的张际春背着自制黑板随军转战。
在朱德部队里，他首创“行军识字班”：每个战士背包插识字卡片，前边人背“打土豪”，后边人学“分田地”。
这种润物无声的政工智慧，让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特别表扬：“张际春的识字运动，比发枪更重要。”
长征过草地时，他发明“绑腿谈心法”——每天帮战士打绑腿时唠家常，既了解思想动态，又检查战备。
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曾说：“际春同志绑腿一打，半个连队的思想问题就解决了。”这种深入骨髓的群众工作法，成为后来中野政工体系的基因。
1947年挺进大别山，张际春的“三件宝”闻名全军：每到驻地，他亲自卸门板给伤员当床；宿营后帮战士补草鞋，自己的鞋却磨得露脚趾；那只磕瘪的搪瓷缸，既是饭碗又是药罐，炊事员说：“张副政委的缸子，熬过三百六十五个伤员的姜汤。”
最让官兵动容的是“照片事件”。1948年宝丰整军，政治部挂出刘、邓、张三人合影，他当场下令撤下自己照片：“一个庙供三尊神，像话吗？”
这种刻意淡化个人权威的姿态，反而让他在士兵心中树起无形丰碑。
某次遭遇战中，警卫员为护他牺牲前最后一句话是：“快带‘老妈妈’走！”
在中野，张际春独创“三不原则”：不当众批评、不扣帽子、不记旧账。
某次行军，参谋弄丢机密文件，邓小平震怒要处分，张际春却拉着犯错者复盘全程，发现是文件包被荆棘划破。
他召集参谋部现场教学：“今后重要文件要包三层油布，这次算老天爷给我们上课。”
淮海战役前夕，他发明“战前心理疏导五步法”：一摸思想动态、二解实际困难、三讲战役意义、四教保命本领、五做家属工作。
双堆集战场上，中野官兵顶着坦克冲锋时高喊：“跟着老妈妈，死了有人收尸！”
这种用信任代替恐惧的带兵法，让陈毅感叹：“际春同志带兵，是把马克思装进了战士的干粮袋。”
刘伯承的战术指令往往充满兵学术语，邓小平的政令则简洁冷峻。
张际春独创“军事民主会”制度：将刘帅的“五行术”（任务、敌情、我情、地形、时间）转化为士兵能懂的顺口溜；把邓政委的“啃骨头论”编成快板传唱。
定陶战役时，他把刘伯承的“狼的战术”翻译成三句口诀：“狼咬人专掏腿弯弯，咱们打敌专打运输线；狼吃食不啃硬骨头，咱们专挑杂牌军下手；狼群战里有头狼，咱们集中兵力干老蒋。”
这些接地气的诠释，让毛泽东听闻后笑道：“际春同志该领双份津贴，一份当副政委，一份当宣传部长。”
1955年授衔前夕，张际春主动退出评定：“很多同志牺牲了，我活着已是幸运。”
这位本该位列上将的老兵，转身投入军校建设。
在南京军事学院，他延续“门板传统”——每晚巡查学员宿舍，给踢被子的未来将星们盖好棉被。
1968年病重时，他留下遗嘱：“不开追悼会，骨灰撒在大别山。”
当工作人员整理遗物，发现全部家当只有补丁摞补丁的军装、五双草鞋和那个搪瓷缸。邓小平得知后沉默良久，提笔写下四字挽联：“大贤秉彝”。
《刘伯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史》（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原野战军战史》（中共党史出版社）《井冈山到北京：张际春纪念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淮海战役史料汇编》（江苏人民出版社）《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亲历记》（四川人民出版社）《开国上将的非常之路》（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