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特工项与年，护送绝密情报砸掉门牙，为抗战与儿子失散20年

1930年代的上海滩，硝烟弥漫，一场惊心动魄的地下斗争正在上演。中共地下党员项与年，凭借出色的语言天赋和机智过人的特质，成为中央特科＂红队＂的主力成员。为了革命事业，他不得不离开年幼的儿子项南，在敌后从事隐蔽战线工作。在一次护送关键军事情报的行动中，他不惜砸掉自己的门牙伪装成乞丐，成功将蒋介石＂铁桶计划＂的绝密情报送达苏区，为红军转移赢得宝贵时间。然而，残酷的战争环境让这对父子失散20载，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在北京重逢。这个感人至深的故事，不仅展现了革命者舍小家为大家的崇高情操，更折射出那个特殊年代革命家庭的艰辛与奉献。

红色血脉 革命薪火代代传

在福建连城县，1918年的一个寻常日子里，项南出生在一个注定不平凡的家庭。他的父亲项与年，彼时已经是一名坚定的共产党员。

项南年仅8岁时，组织上派遣项与年前往海外开展工作。作为海外部的重要成员，项与年凭借着精通福建话、潮汕话等多种方言的语言优势，在海外华侨中开展革命工作。

1927年，项与年因在南洋号召华侨工人团结反抗殖民统治，被荷兰殖民当局驱逐出境。回到家乡时，他依然保持着出国前的朴素装扮，乡亲们都以为他是生意失败才回来的。

中共中央在大革命失败后，意识到建立专门的情报保卫机构的重要性。1928年，组织将项与年调入中央特科第三科，这一决定让他的人生轨迹发生了重大转折。

项与年带着家人来到上海后，成为了中央特科＂红队＂的骨干力量。为了掩护身份，他对外声称自己是个商人，而妻子则默默支持着他的工作。

在上海期间，项与年偶遇了比自己小十来岁的家乡好友张雪澄。两人虽是同乡密友，项与年仍谨慎地叮嘱张雪澄不要泄露他的住址。

1929年，我党重要领导人彭湃、杨殷等在沪西区遭到逮捕并惨遭杀害。经过中央特科的调查，发现这一切都是叛徒白鑫出卖革命同志所致。

在得知白鑫准备逃往意大利的消息后，项与年带领战友们展开了周密部署。当白鑫准备登车逃窜时，他们当机立断，将这个背叛革命的叛徒就地处决。

这次行动的成功，不仅为牺牲的同志报了仇，也显示出项与年作为特科成员的专业素养和革命意志。这次经历，让项与年在中央特科获得了更多重要任务的信任。

在这段时期，项南在上海的一所小学就读，过着表面平静的生活。但实际上，父亲项与年正在为革命事业进行着惊心动魄的地下斗争。

暗夜特工智取敌营，铁桶情报巧妙周旋

1930年隆冬，项与年在上海接到了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打入国民党军统内部，窃取机密情报。通过周密的身份伪装和精心策划，他成功进入了军统特务机关担任文书。

在军统机关工作期间，项与年发现了一份标有＂绝密＂字样的文件。这份文件详细记录了蒋介石针对中央苏区的＂铁桶计划＂，其中包含了重要的军事部署和进攻路线。

1931年春，军统内部开始对文书人员进行大规模的排查。项与年意识到自己的身份可能随时暴露，必须尽快将情报送出。

为了避免引起敌人注意，项与年将情报内容用特殊密码写在几张薄如蝉翼的纸上。他把这些纸条小心翼翼地卷成一个纸团，藏在一个特制的空心门牙里。

在一个雨夜，项与年趁着换班时机溜出军统机关。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他特意砸掉了自己的两颗门牙，将装有情报的假牙安装上。

项与年化装成一个衣衫褴褛的乞丐，蓬头垢面地在上海街头游荡。他装作残疾人士，故意说话漏风，以此掩饰口中的异样。

军统很快发现情报失窃，在上海滩展开了地毯式搜查。项与年被迫在街头流浪了整整三天，躲避着四处搜索的特务。

第四天凌晨，项与年终于找到机会，通过秘密联络点将情报成功交到了组织手中。这份情报为中央红军提供了关键的战略情报支持，成功挫败了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铁桶计划＂。

这次任务的圆满完成，让项与年在组织中的地位更加重要。但高强度的地下工作和频繁的身份转换，也让他无法再与年幼的儿子项南相见。

由于任务的特殊性，项与年不得不将儿子项南交给组织安排。组织考虑到安全因素，将项南送到了江西的革命根据地。

为了确保父子双方的安全，组织还特意安排他们断绝一切联系。这个决定让年仅12岁的项南与父亲失去了联络。

在接下来的岁月里，项与年继续在地下战线奋斗，而项南则在革命根据地健康成长。这对父子就这样开始了长达20年的分离。

这种出人意料的反转，让项与年得以在军统内部继续潜伏。他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为组织输送了更多重要情报。

父子二十载茫茫寻，一朝相认泪湿衣襟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上响起了震撼人心的礼炮声。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遍全国，也让分散在各地的革命家庭看到了团圆的希望。

在北京，已经成为文化部干部的项与年开始了寻找儿子的漫长journey。组织上告诉他，项南在解放前就已离开了江西根据地。

1950年春天，项与年通过各种渠道发布寻人启事。他在报纸上详细描述了与儿子分别时的情景，并附上了自己最新的联系方式。

与此同时，在东北地区工作的项南也在寻找父亲的下落。20年过去，当年12岁的少年已经成长为一名32岁的青年干部。

项南回忆起与父亲分别时的点点滴滴，在各种场合打听父亲的消息。他只记得父亲是个严肃的中年人，说话时总是带着浓重的闽南口音。

1951年初，一个偶然的机会，项南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了父亲发布的寻人启事。那些熟悉的细节让他确信，这就是自己朝思暮想的父亲。

项南立即给北京的地址写了一封信，详细描述了这些年的经历。他提到了在江西根据地的生活，还有后来辗转到东北工作的经历。

收到信的项与年激动万分，他第一时间向组织请了假，准备动身前往东北。组织考虑到父子分离多年的特殊情况，批准了他的请假申请。

1951年3月的一个早晨，项与年踏上了开往东北的火车。一路上，他反复翻看着儿子的来信，数着还有多少站才能到达目的地。

在哈尔滨火车站，项南早早就等在了站台上。尽管过去了20年，他还是一眼就认出了站在车厢门口的父亲。

父子相见的那一刻，站台上的人们都被这感人的场面所震撼。两个坚强的男人相拥而泣，20年的思念在这一刻终于得到了释放。

项与年发现儿子已经比自己还要高出半个头。他仔细端详着儿子的面容，想要把这些年错过的时光都补回来。

项南告诉父亲，这些年他一直追随党的脚步，在东北参加了土地改革工作。现在，他已经是当地一个县的主要负责同志。

听到儿子的经历，项与年欣慰地点点头。他们的革命信仰，从未因为这20年的分离而改变。

当晚，父子俩在项南的宿舍里谈了整整一夜。他们聊着各自这些年的经历，聊着革命胜利的喜悦，也聊着未来的期望。

父子同心共筑梦，桃李满园写春秋

1952年春天，项南调任至北京工作，这让分离多年的父子终于有机会常常团聚。项与年也从文化部转任至中央党校，担任教育工作。

两人虽然都在北京，但工作依然繁忙。项与年在中央党校负责培养新一代的革命干部，而项南则投身于国家建设事业。

1953年，项与年开始整理自己在地下工作时期的档案资料。他将那段惊心动魄的特工经历编写成教材，用于培训党校学员。

项南也在这一时期开始关注教育领域，他发现国家建设需要大量的专业人才。在父亲的影响下，他逐渐将工作重心转向了教育事业。

1955年，项南参与创办了北京广播学院，这是新中国第一所广播专业高等学府。他将自己在东北工作的实践经验，融入到学校的教学体系中。

项与年看到儿子在教育领域的成就，也开始为党校的教育改革出谋划策。父子俩经常在周末探讨教育理念，互相交流工作经验。

1957年，项南被任命为北京广播学院副院长。他大力推进学校的教学改革，建立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培养模式。

这一年，项与年的教学成果也获得了中央党校的肯定。他编写的《地下工作经验谈》成为党校必修教材，被誉为革命传统教育的典范。

1960年代初，项南开始在全国各地考察办学经验。他走访了数十所高校，为广播学院的发展探索新路。

项与年则继续在党校教书育人，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干部。他经常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教育学员们要始终保持革命警惕性。

1965年，北京广播学院在项南的带领下，已经发展成为全国重点高校。学校培养的毕业生遍布全国各地的广播电台。

项与年也在这一年光荣退休，但他仍然坚持在党校举办讲座。他将自己的革命经历和人生感悟，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年轻一代。

退休后的项与年经常去广播学院看望儿子，参观学校的发展变化。看着校园里朝气蓬勃的学子，他仿佛看到了革命事业的希望。

项南始终铭记父亲的教导，把培养人才作为毕生的事业。在他的努力下，广播学院成为了新中国传媒教育的重要基地。

直到晚年，父子俩依然保持着每周见面的习惯。他们不仅是革命事业的传承人，更是新中国教育事业的开拓者。

北京广播学院的校史馆里，至今仍保存着项家父子的照片和事迹。他们的故事，见证了一个革命家庭为新中国教育事业作出的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