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毛主席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场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后来被我们国家定性为“十年动乱”。在十年动乱中，不仅国家主席刘少奇、元帅彭德怀、贺龙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被四人帮迫害致死，而且连毛主席最好的朋友也不能幸免。今天笔者来谈谈毛主席好的朋友、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元老李达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如何被迫害死的。
一、毛主席的知心好友
李达（号鹤鸣），1890年出生于湖南省零陵县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
由于从小聪慧过人，长大后李达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大学毕业后，李达赴日本留学深造。
在日本留学期间，李达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学说。
1920年从日本回国后，李达致力于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并于同年8月与陈独秀等人在上海筹备建立中国共产党。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李达出席大会并当选为中央局宣传主任，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
毛主席和李达是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认识的，当时两人都是中共一大代表，同来出席这次大会。两位湖南老乡一见如故，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两个人都视对方为自己难得的人生知己。
由于李达年长毛泽东三岁，因此毛泽东总是喊他“鹤鸣兄”，而李达则喊毛泽东为“润之”。
1922年7月中共“二大”后，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湖南自修大学（这是一所传播马列主义，为中共培养干部的学校）。同年11月，应毛泽东的邀请，李达来到长沙出任湖南自修大学校长。
在自修大学期间，李达和毛泽东朝夕相处，共同研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问题，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1923年4月，李达并与毛泽东一起创办了自修大学机关刊物《新时代》月刊，李达担任主编。
也就在这一年，李达与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在国共合作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二人发生了一场激烈争论。最后，李达因不满陈独秀霸道的家长制作风，一气之下脱离了党组织。
不过，李达虽然意气用事脱离了共产党，但他脱党后仍然坚持宣传马克思主义，一生都在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宣传和教育，成为很有建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巨大贡献。
1932年8月，李达到北京大学、中国大学等校任教，由于经常向学生们讲授马列主义，被学生们称为“红色教授”。
李达脱党后，不仅仍然坚持为党工作，而且与毛泽东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李达曾专门托人将自己新出版的哲学著作《社会学大纲》送给好友毛泽东。
毛泽东收到李达的《社会学大纲》后，如获至宝，将其誉为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号召党的高级干部都要学习这本书。
据毛泽东自己讲，他将李达的《社会学大纲》这本书看了不下十几遍，并将其作为撰写自己哲学著作的重要参考资料。
应当说，毛泽东的文章虽然是他自己智慧的结晶，但里面也汇聚了李达在学术研究中的成果，毛泽东的文章里也有李达心血智慧的结晶。
1948年11月，国民党败局已定，全国革命胜利在即。一天，正在湖南大学法学院任教的李达突然接到中共地下党送来的毛主席的一封信，内容为：
“鹤鸣兄：吾兄系我公司发起人之一（毛主席在此把党比喻为公司，指李达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现本公司生意兴隆，望吾兄速来加入经营。”（毛主席信的用语十分巧妙）。
看到毛主席的邀请信后，李达心情十分激动，他没想到已成为共产党领袖的毛泽东现在还记挂着自己这个共产党的创始人。
1949年4月，在中共地下党的安排下，李达绕道香港经天津赴北京。
5月14日，李达到达北京。在北京，李达受到了党中央的热情接待。毛主席亲赴车站迎接，周恩来为李达的到来举行了欢迎宴会。
5月18日，毛主席邀请李达到自己的住处“香山双清别墅”叙谈。当天两位久别重逢的老友长谈至深夜。
长谈中，李达提出要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毛主席当即表示欢迎。当晚毛主席让李达睡在自己的床上休息，他自己则坐在桌前批阅公文至天明。
从毛主席让李达睡在自己床上这件事，我们就可以看出毛主席和李达的关系好到了何种地步。要知道，那可是领袖的床啊！不夸张地说，李达是全中国唯一一个睡过领袖床的人。而这份殊荣也成了李达一生的骄傲。
1949年12月，党中央郑重为李达举行了入党仪式，毛主席让刘少奇做李达的入党介绍人，自己亲自做李达的历史证明人，李达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本来要留李达在北京工作，担任中央领导，但李达觉得自己不一定能适应机关环境，还不如继续从事自己热爱的哲学研究和教育工作，他要求回湖南继续从事高等教育工作。于是，1949年12月2日，毛主席亲自任命李达为湖南大学校长，1952年11月又任命其为武汉大学校长。
李达在武汉大学校长的位置上一干就是13年，直到1966年文革爆发含冤去世。他是武汉大学校史上任期最长的校长。
二、李达直言批评毛主席
李达是毛主席典型的诤友，他不为贤者讳，不为尊者隐，曾直言不讳地批评过毛主席。
1950年12月，毛主席的哲学著作《实践论》出版。李达得知后立即买来研读。在研读时，李达发现毛主席《实践论》中的一段话对洪秀全的太平天国的评价有失公允，于是立即提笔给毛主席写信，直言不讳地指出毛主席的错误。
毛主席接到李达的信后十分重视，他反复推敲，又请了一些近代史的专家共同探讨，最后确定李达说得完全正确。于是毛主席亲自给李达回信，肯定了李达的观点，并承诺下次出选集时一定修改。
1958年，毛主席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大跃进”。当时全国各地都刮起了一股“浮夸风”，人们都在竞相吹牛。一天，李达看到经中共湖北省委批准，鄂州县委大门口贴出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标语”。
李达认为这是典型的唯心主义。当时正好毛泽东在湖北武汉视察，于是李达便去见毛主席。
见到毛主席后，李达直言不讳地说：“润之，现在的口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是错误的，是唯心主义。”
毛主席不以为然地说:“鹤鸣兄啊，这个口号不过是反映了人民群众敢想、敢说、敢干的革命热情而已，这叫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嘛！人的主观能动性可以克服有时候看起来不可能克服的困难。比如，人想飞敢飞，于是就有了飞机，人想日行千里，于是就有了火车。”
李达见毛主席这样回答，便问：“润之，你是不是肯定这个口号？”
毛主席有点不高兴地反问:“肯定怎样？否定又怎样？”
李达说:“润之，你肯定这个口号就是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无限大，就是错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离不开一定的条件。一个人要拼命，‘以一当十’可以，最后总有个限度，终有寡不敌众的时候。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要有一定的地形条件，人的主观能动性是不能无限大的。现在有些人的胆子真的太大了，连亩产10万、几十万斤粮食的‘卫星’也敢放。润之，你切不可火上浇油，否则可能就是一场灾难啊！”
毛主席淡淡地回答道：“鹤鸣兄，你不要把问题看的太严重了，我们不能否认人的主观能动性嘛！”
李达气急了，他大声批评道:“润之，这不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问题，而是头脑发热。你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万万不能头脑发热，如果你头脑发热烧到39度高烧，下面就会烧到40度，41度、42度，这样我们是要付出代价的。
毛主席见李达说他发烧，也非常生气，不客气地说：“鹤鸣兄，你说我发烧了，我看你今天也发烧了，而且烧的有华氏100度了。”
两个好朋友发生了生平以来第一次的争吵，双方都坚持自己的观点，谁也不肯让步，谁也说服不了谁，最终不欢而散。
很明显，李达说的是正确的。
不过，李达走后，毛主席静下心来仔细回想李达的话，觉得李达说的话虽然逆耳，但讲的有道理，于是让人转告李达，感谢他的逆耳忠言。
三、李达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如何被迫害死的？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林彪为了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大肆吹捧毛主席，提出了“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的“顶峰论”，并在报刊上大肆宣扬。
李达看到“顶峰论”后，认为这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因此对顶峰论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驳，他说：“顶峰？难道不再发展了吗？……这是违反辩证法的。”
有好心人提醒李达，这是林彪副主席说的。他说：“错误的东西，不管是谁说的，都不能同意。”
由于李达坚决反对林彪提出的“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的论调，指出“顶峰论”违反辩证法，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他被林彪四人帮一伙诬陷为“毛泽东思想最凶恶的敌人”，受到打击迫害。
另外，自从1966年5月四人帮挖出北京所谓反对毛主席的“三家村黑店”——邓拓、吴晗、廖沫沙之后，1966年6月3日，武汉大学的造反派们也挖出了由校长李达、党委书记朱劭天、副校长何定华组成的所谓武汉“三家村黑帮”。又称“李达三家村黑帮”，李达被诬陷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遭到批斗、审讯、游街示众、罚跪、毒打等身心摧残。
造反派在批斗李达的同时，还派人到李达的老家找来几个自称是受李达剥削的农民，拿着锄头在批斗大会上控诉李达的罪行。
于是在批斗大会上除了给李达扣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罪名外，又给李达扣上了“地主分子、叛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三顶大帽子。
接二连三的批斗、审讯、游街示众、辱骂、罚跪等人身摧残，使李达苦不堪言，身心受到极大伤害。
1966年7月16日，毛主席在武汉畅游长江的消息传遍了武汉三镇。可是李达被囚禁在武汉大学自己的家中，根本就不知道毛主席来到武汉。这时，一个看守李达的学生悄悄把毛主席来武汉的消息告诉了李达，并劝李达去找毛主席诉说冤情。
李达想了想说：“我现在这个样子不好去找他，去找他，他也不会见我的。”
7月18日，中共湖北省委作出了《关于开除混入党内的地主分子李达党籍的决定》，李达被开除了党籍。
7月19日，已经连续受到两个多月严重身心摧残的李达突然胃部大出血，糖尿病发作，全身枯瘦如柴，家属提出到医院治疗，但遭到了上级领导的拒绝。
无奈，李达决定向毛主席求救。他用造反派让他写认罪交代材料的稿纸给毛主席写了一封求救信。信短短的不到20个字：
“主席：我有难，请救我一命。李达顿首。”
这是李达生平第一次称毛泽东为主席，在此之前的几十年里他一直称毛主席为“润之”。
李达把信装入牛皮纸信封密封好后，恳求武汉大学文革工作队派人将信送到毛主席在武汉的住处东湖梅园1号。
然而此时毛主席已经离开武汉回到了北京。后来信几经辗转，20多天后才到北京，当毛主席看到李达的求救信时，已经是8月中旬了，当时毛主席虽然立即用红铅笔在李达的求救信上作了批示：“陶铸阅后，转任重同志酌处。”但一切都已经晚了。
1966年8月，已经被折磨的不成人样的李达再次被押到有十几万人参加的批斗大会上批斗。由于受到严重的身心摧残（审讯、游街示众、辱骂、罚跪等），批斗会结束后，李达突然摔倒在地，口吐鲜血，不省人事。家属再次提出送医院治疗，但仍然遭到造反派们的拒绝。
后来一直拖到8月22日，可能是毛主席的批示起了作用，造反派们才同意将李达押送医院看病。然而在抢救的过程中，造反派们为了置李达于死地，竟然惨无人道地命令医生停止为李达用药。
据说李达很气愤地说：“等这场运动结束后，我要到北京去，向毛主席告状！”
然而李达已经等不到这一天了。
1966年8月24日，毛主席一生中最好的朋友、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元老李达含冤去世，终年76岁。
1971年夏天（即李达含冤去世5年，林彪叛逃前夕），毛主席南巡在视察湖南时说:“林彪有些话说的不妥嘛！什么“顶峰”啦，我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啦，说过头了嘛。现在看来，还是我的好朋友李达正确，他是反对林彪搞顶峰论的。”
很明显，毛主席很怀念他这位被林彪四人帮一伙迫害死的好朋友。
1976年9月，毛主席去世，接着，四人帮被粉碎，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
1978年11月12日，党中央批准公开发表毛泽东写给李达的三封亲笔信手迹，让世人再次看到这两位党的创始人之间的对话，看到他们深厚的友情。
1980年11月，经党中央批准，中共湖北省委作出了为李达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通知撤销了强加在李达头上的一切莫须有罪名，给李达一生以很高的评价。
1996年9月12日，李达的骨灰由武汉九峰山迁往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安葬。相信李达地下有知，也该含笑九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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