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焰评论员  许腾飞

12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将于2023年12月28日起施行。

《意见》明确，醉驾情节轻微的，可以不起诉或者定罪免刑；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可以不作为犯罪处理，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等。

醉驾入刑十多年来，已经成为我国“第一大犯罪”。因此，《意见》一出，就引起了舆论广泛关注，公众的看法各异。大家一边感慨“宽严相济”、“顺应民意”，又从不同方面表达了担心。

资料图 来源于网络

2011年5月1日起，《刑法修正案(八)》增设“危险驾驶罪”，规定醉酒驾驶本身即可构成犯罪。这一刑事政策的实施，从此使得“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的观念深入人心，醉驾入刑的社会震慑力，客观上已经有效形成。

然而，另一面也要看到，刑罚严惩的同时，醉驾案件逐年攀升，近年成为我国“第一大罪”，严重占用司法资源。

2022年两高报告数据显示：2021年各级法院审结一审危险驾驶罪案件34.8万件，占全部刑案的27.7%。也就是说，醉驾案占比全国所有刑案，比例高达近30%。

同时，由于危险驾驶罪的最高刑罚只有6个月拘役刑，属于最轻罪，在社会实践中，公、检、法等司法资源，以及看守所、拘役所等关押资源，也因此被大幅度挤占。

另外，部分醉驾入刑的惩罚，有过重之嫌。醉驾入刑的初衷是为了维护公共安全，减少交通事故。然而，在实际操作中，一部分危险驾驶罪犯罪人，情节较为轻微，却要同时受到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甚至当事人失去公职、“影响三代”，这显然与刑法的谦抑性原则相悖。

此前，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周光权就曾发声：从社会治理看，对醉酒驾车行为大规模定罪处罚，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反而会导致社会对立面越多、治理代价越大。他建议在维持该罪、保持对严重犯罪情节的高压态势的基础上，提高定罪门槛，用“不能安全驾驶”代替“醉酒”作为定罪条件，并降低刑罚之外的附带后果，同时加大行政处罚力度，从而进一步优化危险驾驶罪。

因此，此次发布的《意见》，就加大了对醉驾具体情节的考量，充分考虑醉驾的动机和目的、醉酒程度、机动车类型、道路情况、行驶时间、速度、距离、后果以及认罪悔罪表现等因素，做到该宽则宽，当严则严，罚当其罪。比如，《意见》在“2013年意见”规定的8项从重处理情形基础上，又调整、增加了醉驾校车、“毒驾”“药驾”等7项从重处理情形。这一情节的细化，得到了公众的普遍认可。

另外，《意见》也对入刑标准，做了统一明确。

在执行中，各地纷纷出台了自己的操作规定，但标准不一。此次《意见》明确：“血液酒精含量超过180毫克/100毫升的”，一般不适用缓刑。这一全国标准的出台，对执法实践，有着实际意义。

但我们也应看到，《意见》中的“情节轻微”等表述，也引发了民众的关注。

根据《意见》，“挪车、停车入位”等5项情形，被认定为“情节显著轻微”，但其第5项“其他情节显著轻微的情形”，被部分网民担心，是否会造成“针尖大的窟窿，漏过斗大的风”？

的确，倘若执行中加入主观判断，确实可能滋生执法、司法腐败，也难免让部分群体产生侥幸心理。

因此，相应执行标准也应进一步完善，切莫给部分人群留下减轻罪责的空子。同时，是否可能造成基层执法人员的判断难度，也应当持续关注。既要坚持人性化执法，也要预防在实践中闪出“操作空间”。

编辑 李影 程序编辑 赵雅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