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城被攻陷的消息传到上海之后，两江总督何桂清心里害怕洋人也来找自己的麻烦，就主动让手下人去找英法领事表明态度：“广东的事儿就该在广东解决。”

何桂清呀，他不但跟广东撇清关系，还说这是广东和北京政府跟洋人的战争，跟他们这些和洋人关系不错、天天做买卖，甚至还给洋人划租界的“开明人”没半点儿关系呢。

给咸丰帝打报告的时候，何桂清哪敢拿这种理由来躲着不打仗啊。他就一个劲儿地说上海对给北京城运粮的漕运有多重要，还说上海每年收的关税和厘金对清军的军费有多重要呢。

咸丰帝好像也认了这事儿，批了句“(上海)可是海运关税的要紧地方，不像广东那样能打仗”，还说“上海这边，华人和洋人没啥矛盾”，那就“接着通商”呗。

福建瞅见江浙这么“大逆不道”都没啥事儿，哪能甘落人后呢。闽浙总督王懿德讲了，要是洋人的军舰过来“窥探”，他也没打算动手，而是打算跟人家讲道理、诉感情，劝洋人守规矩。

毕竟东南这几个省是清廷重要的财赋来源地，像这种不动武的借口，咸丰帝都默认许可了。于是就出现了在中国战争史上很少见的奇景：中国的中央政府和洋人打仗呢，可南方几个省却跟英法和平相处。

上海的官员啊，和洋人还是照样交往、做买卖呢，甚至把上海港弄成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英法联军北上南下的中转站和补给站。

1858年4月的时候，英、法、美、俄这四个国家的使节一个接一个地来到了天津大沽口外边。24号那天，这四个国家的使节一块儿发了个照会，让清廷派个大官来谈判，要是不派的话，他们可就要使些必要的手段了。

咸丰帝那时候正忙着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呢，根本没闲工夫也没心思去理会洋人。他心里想的是：这内战还没打完呢，哪有功夫搭理你们这些洋人啊？最后拿定主意要“用羁縻手段”的咸丰帝，搞出了一套“详尽”的分化四国集团的外交策略：

首先呢，要对俄国表达友好的态度。咸丰帝就宣称啊，大清朝和沙俄之间有着“百年的交情”呢。一百多年前发生了雅克萨之战，这一战产生了一百多个俄罗斯俘虏。当时的清廷对外挺能忍，对内又比较仁慈，就把这些俘虏都集中到一块儿，送到北京好好地安置起来了，还让他们入了旗籍，编成了佐领（这佐领可是八旗的基本军事单位）。

清廷甚至特意把庙宇改成东正教教堂，还准许俄罗斯的教士到中国来。打这以后，清和俄之间的外交活动就从没断过。有这么个关系在呢，怪不得后来清廷会被俄国的伪善面具给骗到。

可清廷哪晓得呢，现在被它当成友邦的俄国，正盘算着从它身上狠狠咬下一块肉，好补上自己在克里米亚战争里受的重创。

俄国公使心里当然清楚清廷想分化四国集团的想法，于是就故意顺着清廷的心思来，装模作样地帮清廷的忙，其实就是仗着别人的威风吓唬人（俄国自己没出兵，靠着英法的众多兵力来吓唬清廷），就想狠狠地敲清廷一笔。

其次，想法子羁縻美国。美国的态度比较“恭顺”，就想修个约发点财，都没出兵，光跟着英国仗势欺人罢了。

再有呢，得去劝说法国。咸丰帝到这个时候了，还信叶名琛报上来的假消息呢，就是说法国公使是被人撺掇的，侵略中国不是他自己的想法。而且啊，法国以前还帮过清军镇压上海小刀会起义呢，这么看的话，好像还有劝服的机会。

最后，咸丰帝严厉地质问英国。他怕底下的官员表达不清楚意思而把事情搞砸，所以专门让军机大臣替他拟好谈判时答复各国的详细说辞。

英法两军之前呢，尽管已经发出最后通牒了，可军力还没集结好，特别是能在内河行驶的浅水炮艇数量不够，所以不得不把行动往后推一推。

咸丰帝见洋人老半天没动静，就跟之前的叶名琛想法一样了：洋人可能就是表面厉害，其实没多大本事，就会吓唬人，咸丰帝可不怕他们。

还有啊，镇压太平天国运动那可是搞得热火朝天的。咸丰帝呢，还专门给那些已经参与到内战里的各路大军下指示，说一概不许去抵御外敌，就一门心思扑在内战上就行。在他眼里，咱大清朝可不是没本事收拾你们这些洋鬼子，只是家里有状况，没心思搭理你们罢了。

那时候啊，直隶这一个省就有四万多绿营的汉兵呢，京城里面更是有十一万还多的满汉大军。咸丰帝寻思着，这么老多的兵力，再加上北方最厉害的大沽口炮台，就这么点儿洋人，要是真打起来？恐怕都不够杀的！

海河出海口那地儿就是大沽口，这地方的河道大概有500米宽，水深差不多5米。沿着河往上走60公里就到天津了，大沽口就像天津的大门似的；天津呢，又是北京的大门，所以大沽口在军事上有多重要，那不用多说都能明白。

再说了，自从太平军把江浙的一些地方占了，以前的漕运路线被切断以后，江浙两省运粮就改成走上海、大沽、天津这条线了。还有啊，大沽口那一片可是中国北方的重要产盐地呢，盐税对清廷来说，那也是和厘金、关税一样重要的收入。

英军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时候开到了大沽口外，打这起，清廷的统治者就开始看重大沽口的重要性了，而且从那时候就开始对大沽口进行大规模的彻底军事建设了。

大沽口本来有两座炮台，因为年久失修，再加上河床变宽淤塞，炮台离河面五百多米远，火炮就很难发挥威力了。1840年10月的时候，讷尔经额正担任直隶总督呢，他奏请批准重新修建大沽口炮台。在南岸新修两座，北岸新修一座。这些炮台下面用条石，上面用砖砌成，大概高5米，宽40米，进深26米，是长方形的。

与此同时，清军把原来的炮台加固、修复了，还新造了好多火炮呢。有5000斤和7000斤的铜炮，各10门；到了第二年，又造了10000斤和8000斤的铜炮共8门。另外，还从直隶各个地方调过来不少火炮，用来加强防线。

这么着，南北各个炮台再加上炮台前土坝设置的火炮，总共是144门（这些火炮都是300到10000斤的），另外还有200门300斤以下的小铁炮呢，这小铁炮是用来打近距离战斗的。

大沽口本来有绿营一协，这一协分成左右两个营，一共有1600个兵呢。1850年的时候，英国公使文翰跑到北边来“告御状”，1857年俄国公使又去北京，出了这些事儿之后，督抚们就在大沽口又增加了好几百甚至上千的兵。

英法联军在大沽口外陈兵的时候，直隶总督谭廷襄在大沽口这一片儿总共安排了将近一万名士兵呢。还有本地乡绅带着1000多个勇丁，守在西南方向的草头沽。

咸丰帝看到的情报里说，对面英法联军有“四五十号夷船、四五千夷兵”呢。不过从后来的资料能知道英法联军具体的兵力情况：英国有15艘军舰，192门舰炮，2054个士兵；法国有11艘军舰，164门舰炮，只是集结的人数不太清楚。

清军和别人比起来啊，除了军队人数和炮台这些硬件设施方面有优势之外呢，在地势上也更占便宜。你看大沽口外面有一道拦江沙，那地方平常的水位也就二尺高，涨潮的时候水深能到一丈多，不过涨潮持续不了多久就落下去了。

有这么个“天险”横在那儿，列强那些大型的舰船压根就进不了大沽口，能进去的也就是些小船罢了。在那些不晓得列强实力啥样的清廷官员心里，这咋能威胁到大清在北方最厉害的炮台呢？

总之，清军的直隶总督谭廷襄指挥着北方重兵集团呢，而且清军官兵守着清廷在北方最厉害的炮台，还有主场作战的优势。这谭廷襄看到英法联军没有按照预想的时间行动，就比咸丰帝更瞧不上洋人了。

这时候呢，咸丰帝瞅见洋人并没有像说好的那样动手打仗，他心里就更想赶紧把洋人打发走，然后一门心思对付内战了。后来谭廷襄他们上书问咸丰帝，要是英、法、俄这些国家随便闯进来，该咋应对呢？咸丰帝这个特别在乎“天朝”面子的人啊，统一回复说：“可不能先动手，不然就让人家有借口了。”

谭廷襄等人呢，瞅着英法联军推迟行动，就有了蔑视人家的心思，在奏折里，求战的想法那是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咸丰帝呢，又对他们发出警告了。

你们可别仗着自己兵强马壮就私自去跟洋人开仗。在天津主场打赢他们肯定是没毛病的，就怕你们把洋人打败以后，他们跑去骚扰沿海别的地方。

咸丰帝既不让打，又不答应英、法、美、俄提的条件，这可把谭廷襄给难坏了。琢磨了好一阵儿，他想出一招：用大清的军威，狠狠吓唬英法联军。

5月17日那天，谭廷襄按照咸丰帝圣旨里说的“示以兵威”，通知南北各营的兵勇，还有“后路健锐、火器等营”，让他们全都集合起来。然后把这些人带出营房，到了炮台那儿，那场面，旗帜器械都又鲜亮又整齐。这么着，清军守军擦得兵器锃亮，旗帜飘扬，沿着海岸整整排了5公里长呢！

谭廷襄呢，直接跑到炮台亲自指挥去了，海岸大概十里地的范围，到处都布置了兵力，看起来军容特别壮观，就想靠着这“军容”把英法联军给吓唬回去。可哪成想啊，才过了三天，谭廷襄他们就亲身感受到真正的近代化武器有多厉害了。

1858年5月20日早上8点，英法联军让军官去送最后通牒，让清军两小时内把炮台交出来。谭廷襄根本没理这茬儿，还跟咸丰帝报告说：要是洋人来了，他就带着那些将领、统兵的和好多士兵，做好十足的准备，靠着牢固的炮台好好收拾洋人一顿。

大概10点的时候，英法联军动手进攻了。英法联军各派出3艘蒸汽炮艇，朝着大沽口南北两岸的炮台开轰，紧接着两边就激烈地打起炮战来。北方的清军以前从来没跟洋人交过手，刚开打的时候表现得可顽强了，有一个炮位上，甚至接连有29个炮手都战死了。

双方军事水平差得实在太多了。清军打仗的时候挺猛的，炮弹也打出去不老少，可没多少能起作用的。命中率本来就低得不像话，再加上火炮技术落后，就更完蛋了。清军的火炮打到洋人的军舰上，只能砸出一两个小坑，根本不像原先想的那样，一炮就能把军舰给打沉喽。

英法的舰船很坚固，禁得住打，可清军的炮台就惨啦。大沽口北炮台那三合土的顶盖都被轰得稀巴烂，南炮台的炮墙呢，到处都是裂的。清廷费了好大劲儿修起来，还说是“北方最强”的炮台，在英法联军跟前，那真是弱爆了，一点招架之力都没有。

就在两边炮战的时候呢，5艘英国军舰载着登陆部队进到大沽口里头了，还拿火炮来给登陆作战提供支援。上午11点15分的时候，北炮台差不多被联军的炮火打得不能动了，在那儿负责指挥的游击沙春元也战死了。清军没了领头的，一下子就散了，英国人很快就把这个地方占了。

南炮台一直撑到12点上下，清军绿营兵这边伤亡惨重，最先开始乱了阵脚，四处溃散，那些临时招募来的民勇也跟着一哄而散。谭廷襄他们在战线后面督战呢，哪怕砍了几个人的脑袋，也没能把这溃败的势头给止住。

清军被打垮之后，那地儿就被联军占了，谭廷襄呢，带着一帮高官像一窝蜂似的往天津跑了。炮台周围那些从没见过洋人的各路援军，虽说有7000人那么多，可一听说两岸炮台的友军败得很惨，也都一块儿跑了。大沽口和周边一下子就变成了“不设防的地方”。

5月26号那天，英法联军一路顺畅，没碰上啥抵抗就到天津了。过了4天呢，四个国家的使节一块儿要求清朝廷，得派那种能“全权便宜行事”的大臣去天津谈判，要是不派的话，他们可就要朝着北京进军了。

咸丰帝在大沽口打了一仗之后，好像也清楚了，洋人可比4年前都打到天津的太平天国北伐军难对付多了。他心里慌得很，急忙派东阁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当“便宜行事大臣”，让他俩到天津去跟各国谈判。

第二天，咸丰帝经臣子一提醒，就想起耆英了，就是那个被他撤职的对外软弱派。耆英以前主持跟英法搞外交的时候，跟英法那些外交人员还是有点交情的呢，说不定能靠这点占点便宜。

咸丰帝连策略都想好了：让耆英当好人，桂良当坏人。要是桂良、花沙纳答应的条件，那些外国人还不满意呢，就叫耆英看着办。咸丰帝还指望着英国人能“念旧情”，彻底不想着进京这事儿了。

可咸丰帝又失望了一回：英法的态度一直强硬得很；俄国公使呢，装着站在清廷这边，还说要是答应俄国的条件，就帮清廷去跟英法讲和；咸丰帝满心期待的耆英这张“感情牌”啊，也是白搭。

英法联军打下广州后，在缴获的两广总督衙门档案里瞅见这么个事儿：以前耆英看起来对洋人挺和气的，可暗地里却在使绊子。就因为这个，英法公使可没给这位“老相识”一点面子，就派了俩年轻翻译去，可劲儿地羞辱他。耆英哪受得了这个气啊，气呼呼地回北京了，这也意味着咸丰帝的外交政策又失败了一回。

桂良没辙了，只能去找那伪善的俄国公使帮忙。俄国公使就借着这个机会，哄骗桂良签了《中俄天津条约》。差不多在同一个时候呢，黑龙江将军奕山也私自和俄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签了《瑷珲条约》，就这么把黑龙江以北大概60万平方公里的老大一片领土给割让出去了。

咸丰帝觉得拿几千里外的荒僻之地去换俄国的人情挺划算的，就指示桂良说：“如今俄国已经准许五口通商了（就是《中俄天津条约》），又在黑龙江签了约（就是《瑷珲条约》），各种事情都定下来了，理当为中国出把力，向英、法两国讲讲道理……这样才对得起中国。”

可国与国之间啊，有时候就只有明晃晃的利益。俄国人捞着好处了，就在清廷跟前装着要去跟英法讲和，可另一边呢，又支持英法两国，就想着再捞更多的好处呢。

1858年6月22日那天，英法专门派来的使者给桂良发了个照会。使者说，如果清朝朝廷在签条约这事儿上还磨磨蹭蹭、挑三拣四的话，那他们可就要攻打北京了。《天津条约》主要有下面这些内容：

第一呢，公使得长期待在北京，见皇帝的时候得用西方的礼节。

二呢，就是又新开了好些通商口岸，像牛庄（后来改名叫营口了）、登州（后来改名叫烟台了）这些地方。

三呢，洋人拿着“执照”就能合法地到中国内地游历、传教、通商之类的，这“执照”的颁发权是在各国领事手上的。

第四点呢，就是对海关税则之类的进行修改。

第五点呢，就是给英法赔钱。

六呢，就是跟各种旧条约比起来，在片面最惠国待遇之类的方面做出更细致的规定。

在现代人甚至当时的国际视野里，危害最大的恐怕就是第四、第五、第六项了，这对清廷的利益（像经济、商业、主权之类的）损害可大了。

第二、三项呢，大体上是照着上次鸦片战争后签的条款来的，危害没有第四、五、六项那么大。第一项啊，不管是照当时的国际惯例，还是现在的国际惯例来说，要是不互相建使馆、派公使，正常的外交交往咋能进行呢？

可咸丰帝的想法却完全相反，对严重损害中国实际利益的后三项内容，他都麻溜儿地接受了，却把第一项当成特别可怕的东西，第二项和第三项在他眼里也差不离儿。咸丰帝指使桂良在签《天津条约》的时候，来来回回折腾了二十多天，就为这三项呢。

在传统的中华文化当中，信奉“天无二日”这一说法，其余的人呢，顶多就只能当个诸侯，或者是向人臣服的藩属国君主罢了。换个说法就是，正统的政权就只有一个。

在对外的事儿上，大清觉得自己是“天朝”呢，根本就不承认有能和自己平起平坐的国家。就说俄国吧，当时在清朝朝廷眼里那就是个藩属国，跟俄国有关的外交事儿都归理藩院管。互相派使节这种事啊，那可就是在挑战大清“天朝上国”的权威啊。

儒家思想里有个重要部分，传统的封建王朝都得靠礼部来做规范。咸丰帝觉得啊，要是西方使节到京城来，不用清廷那套跪来跪去的礼节，这可不只是对他自个儿的冒犯，还等于在质疑大清“天朝上国”的地位呢。

他祖上的嘉庆帝和乾隆帝见英使的时候，也有差不多的想法呢，就因为这个，好几次接见英使的时候，老是在礼仪这块卡壳儿。咸丰帝呢，为了让朝廷的那套礼乐规矩不散架，宁可割地也不想见洋人。在封建帝王眼里，国家利益哪能跟他们自个儿的利益比呀。

不止咸丰帝一个人有这个想法。桂良在前线顶不住英法外交压力，打算同意“公使驻京”，这消息传到北京后，北京官场一下子就炸开锅了！

朝野都闹腾起来之后，桂良那边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他就像风箱里的老鼠似的，两头受气：咸丰帝和朝野这边呢，坚决不让公使驻京；洋人那边呢，又喊着要是不答应他们的条件就马上开战。

6月25日的时候，英法那边专门派来的使者给桂良送来了一份和约草案，这草案总共56款呢。而且使者还特别强调：“这可没什么商量的余地，哪怕一个字都不准改。”咸丰帝晓得这事儿以后，就打算跟英法彻底决裂，大干一场。可在前线负责谈判的那些官员心里明白得很，这要是真打起来，肯定得输，要是输了的话，到时候谈判的局面可比现在还糟糕呢。

桂良就私自跟英法的专使签了《中英天津条约》和《中法天津条约》，这就好比先把事儿办了，再去禀报。先把洋人给打发走了，然后才回头跟皇上大讲不能开战的各种理由。

咸丰帝还想再讲讲价呢，正好这时候桂良又哭哭啼啼地说，英法公使怕底下那些清廷官员蒙骗皇帝，这样洋人的真实想法就没法传达给咸丰帝了，所以要求咸丰帝亲自批示“依议”。

咸丰帝没辙，只能把这口气硬生生咽下去。批完了事儿，立马转头找耆英出气，拿“擅自回京”这个理由让他自杀。

虽然眼巴前儿的风波好歹暂时过去了，可《中英天津条约》和《中法天津条约》还留了俩问题：一是清廷得派官员跟英方商量关税修订则例这些事儿；二是一年之后要在北京交换批准书。

1858年7月15日，咸丰帝又一次派出了在天津谈判时的那两位搭档——桂良和花沙纳，让他们和两江总督何桂清一块，在上海跟英法等国商量修改关税则例这事儿。

咸丰帝想借着这事解决公使驻京还有开放口岸之类的问题（主要就是公使驻京这事儿），于是他又琢磨出一个特别吓人的办法：只要公使不驻京，那海关关税就全免了，鸦片也不禁了，让它合法进来！

咸丰帝甚至觉得这么棒的政策必须给洋人说得清清楚楚的，“打这以后那些洋人能赚老多钱了”，这样的话“就不用再跑到天津去告状了”，也不会再给他添堵了。

咸丰帝可真够蠢笨昏庸的，在外交上也是啥都不懂。就为了皇上还有那些官员所谓的面子和礼节，竟然要牺牲国家经济命脉这么重要的实际利益呢，他这方面比叶名琛还过分。

好在沿海的官员们心里都清楚，关税可是对抗太平军的命根子呢。于是啊，他们一块儿上奏，费了好大的劲儿，好歹把咸丰帝给劝住了，这事儿也就暂时就这么算了。

咸丰帝特别想避免一年后和洋人在北京换约，可根本不管用。桂良按照咸丰帝的指示拼命努力，想劝洋人在上海换约，别在北京换约，然而并没有什么用。

但在1859年6月刚开头的时候，列强那些新来的公使到了上海以后，就不再跟桂良没完没了地纠缠了，直接奔天津去了。各国公使火急火燎地赶路，就怕耽搁了换约的时间，让清廷找到像“换约期限过了”这种借口，然后弄出些事儿来，给换约添乱。

公使们急急忙忙赶到大沽口外面的时候，咸丰帝却让各国公使改走北塘，北塘在大沽口以北15公里呢，要从陆路进京。在洋人眼里，这好像是咸丰帝故意拖时间，想给换约捣鬼的小把戏。

6月17号那天，英海军的司令何伯（J.Hope）第一个带着舰队来到大沽口外边，还让清军把拦河的那些工事给撤掉。到了20号呢，英法两国的使节也到了大沽口外边。24号的时候，英海军司令下了最后通牒，说要从大沽口通过。

当天晚上，英军弄了小舢板出来，把大沽口防御工事里的拦江铁链给炸断了。这事儿得手之后呢，英军马上就撤了。清军呢，等英军走了以后就赶忙去修补，又把铁链重新接上了。大沽口那时候的局势啊，紧张得就跟要打起来似的。

25号一大早，英军的炮艇就开进大沽口里面开始定位了。英军司令何伯坐的那艘舰艇也在其中，总共7艘炮艇齐刷刷地平行摆在大沽口南炮台前面，这就是在吓唬人、给人施压呢。别的炮艇也没闲着，对着大沽口南北岸的各个炮台也一个劲儿地施压。还有3艘炮艇呢，开始动手清除清军在河道里设的拦江铁链之类的障碍物了。

英军里那些还没进到大沽口里面的士兵呢，就坐着小船还有抢来的沙船，在后边等着登陆打仗。清军炮台四周啊，静悄悄的，一个人都不出来，英法军队连炮窗、炮口这些布防的东西都没瞅见多少。就因为这样，之前轻松打赢过的英法联军就更瞧不上大沽口的布防了。

下午2点来钟的时候，英军基本上把第一道河障给清除得差不多了。过了半个小时，英军的炮艇就开始朝着拦河铁链冲过去了。这时候呢，清军这边是候补知县曹大绶他们几个人出面去交涉的。

之前英法联军观察到不少迹象，就觉得大沽口那儿清军的布防特别弱，觉得清军是怕了他们的兵威。这么一来，双方交涉没成，英法联军那气焰“噌”就起来了，一副马上就要开战的架势。

没过一会儿，两边就激烈地打起来了。前一回清军炮手士气挺足，可训练不够，射击准头差得很，这回清军炮手的表现却让人意想不到。

清军刚一射击，第一轮就打中了何伯坐的船，还把他给打伤了。清军那些普通小兵的士气高得不得了，以前从来没这么高过。就说上次在大沽口打仗吧，清军的指挥官游击沙春元死了之后，他手底下的兵就像鸟兽一样四处逃散。可这次啊，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儿了。

直隶提督史荣椿在南岸炮台指挥作战的时候，被炮击中死了。他的那些手下不但没有散伙儿，千总戎发接管指挥以后，还亲自点炮，朝着敌人开炮呢。

清军里只有北岸前炮台的那帮人表现出了所谓的“光荣传统”。他们的指挥官副将龙汝元一死，就开始往后跑，不过很快就被堵住，跑不回去了。除了这伙因为主将死了才逃跑的部队，其他地方的清军打仗可猛了。

英军有几艘炮艇，在清理第一道河障的时候，一下子就被清军给阻击了。这几艘炮艇刚开始的时候挤在河道里，前面有好多工事挡着，想往前走可难了，到后来，直接就被清军那凶猛的火力给打退了。

三个小时过后，英军的炮艇一艘沉了，一艘瘫了（也就是失去了战斗能力）。这时候的英军炮艇啊，要么正在打仗，要么就是伤得很重，再不然就是被水文问题困住了，结果就没办法掉头去拖带大沽口外面装着登陆部队的小船了。

英军主动请求后，正在大沽口外观战的美国军舰“托依旺”号，喊着“血浓于水”的口号，拖着英法联军的运兵船到大沽口内帮忙打仗去了。

又过了一个多小时，清军南北炮台都不再开火了。英军呢，几乎每艘舰船都挂了彩，还有两艘炮艇受损特别厉害，为了不沉下去，只能抢滩搁浅。

晚上7点20分的时候，清军南炮台都停火了大概半个小时了，英法联军有个登陆部队，大概700人吧，是由水兵和一小部分工兵组成的，就在大沽口南岸登陆了，他们想把南岸炮台给拿下呢。

他们立马就受到清军拿着各种火器展开的猛烈攻击，清军之前挖好的壕沟更是让英法联军的进攻难以推进。打了几个小时后，死伤众多的英法登陆部队在凌晨的时候往后撤了。

在这次战斗里，清军大概有4500人参加，死了25个士兵，7个军官，总共损失32人呢。工事被破坏得有轻有重，有些地方炮墙都加厚到六尺了，还是被打穿、打碎了，火炮也有各种各样的损坏。

英法联军的损失可不小呢。英军有1000多人参加战斗，在水上打仗的时候死了25个人，93个人受伤，登陆作战的时候又死了64个人，252个人受伤；11艘炮艇，4艘被击沉了，剩下的船也都带伤了。法军参战的有60个人，死了4个，10个人受伤。两边加起来一共伤亡了448个人。

清军无疑是打了个大胜仗。能赢下这场仗，关键还得说到一年前咸丰帝的盘算和布局呢。

一年前呢，桂良跟洋人签完《中英天津条约》和《中法天津条约》之后啊，在给咸丰帝请罪的奏折里，偷偷塞了一段话。他说：“眼下英、法两国的和约啊，可千万不能当成真家伙事儿，就借着这几张纸，先把人家在海口的兵船给弄走。以后要是他们想翻脸不认人，只要把我等当成办事不利索的给治罪，那这和约就跟废纸没啥两样了。”

咸丰帝和他手底下的那些官员啊，从这段话里看呢，心里头就没有国际条约这个概念。想把条约给撕毁也就算了，可他们想的办法竟然是把这烂事儿的黑锅甩给办这事儿的官员。

咸丰帝想啊，一年后洋人要来换约呢，可不能再让他们仗着势力欺负人了。于是呢，咸丰帝就把自己的王牌给使出来了，这王牌就是僧格林沁。这僧格林沁可是个猛人，蒙古来的，因为打败了太平天国的北伐军，那名声可大了去了。咸丰帝就下了调令，让他到大沽口去负责防务。

僧格林沁也没辜负期望，在大沽口风风火火地开始备战工作了。

首先呢，要把精兵集合起来，同时对大沽的军制进行改革。大沽协原本设了两营，有1600名兵额，现在要改成六营共3000人，安排一营兵专门守一个炮台。还得调集援军，像察哈尔有1000名官兵，内蒙古哲里木盟、昭乌达盟各有1000名官兵，京旗也有2000名官兵，用他们来补充防线。

第二呢，要重建大沽口炮台。第一次大沽口打仗之后啊，大沽口各个地方的炮台都被联军给毁了。僧格林沁呢，不但在原来的地方重新建了5座炮台，还在北岸炮台往外大概600米的地方新盖了1座炮台。

原炮台已经挺高大了，可新炮台比它还高大呢。炮墙也加厚了，加到原来的两倍那么厚。在炮台的前后啊，还修了工事和兵营，挖了壕沟，为啥呢？就为了防止敌军登陆之后包抄过来。英法联军可能会从大沽以北15公里的北塘那个海口闯进来，僧格林沁就把北塘炮台重新建了一下。

第三点，要设置拦河工事。英法两国的舰艇用的是蒸汽动力，能迅速穿过大沽口清军的火力范围，这样一来炮台就很难发挥出最大的威力了。僧格林沁呢，就在海河河道设置了铁戗、铁链之类的拦河工具。后来啊，这些工事可让英法联军头疼坏了，对清军打赢这场仗起了不小的作用呢。

第四点，得筹集火炮。大沽口以前的火炮在第一次大沽口那场仗里全毁了。这样一来呢，僧格林沁一边铸造那种大中型（8000 - 10000斤往上）的铜铁炮，一边从京城等地方抽调大大小小的铜铁炮。再加上沿海省份捐钱购买然后送过来充实防线的西洋铁炮，大沽口炮台这时候的火力可比第一次大沽口打仗那会儿强多了。

第五点，实弹训练。僧格林沁不但把新扩充的兵丁和作战技能比较熟练的京营混合编排到一起，还让他们开展了许多次实弹演练。

僧格林沁把鸟枪、抬枪当作该练习的技能来考验士兵，要是士兵打得准就给奖赏。他特别看重火炮的操练，像如果“某个炮台的某门炮瞄准目标击中了”，就会赏给炮手一串钱或者一两银子呢。

清军经过这样的操练以后，跟前一次战斗中虽然勇敢但没什么战斗技能的情况比起来，一下子就变成比较能用得上的精兵了，在后来的战斗里发挥出了挺强的战斗力。

僧格林沁除了整顿大沽口的军备之外，还使了一招示弱的策略呢。就像这样：老是请求英法联军改从北塘走；派官兵假扮乡勇去对付洋人；不让英法联军瞧清楚大沽口炮台具体是咋布防的；等联军开始清除障碍了，才让候补知县那些人去要求见面……

郭嵩焘呢，他是以翰林院编修的身份入值南书房的。这人啊，官位看着不咋显眼，可能耐大得很呢，就连晚清大名鼎鼎的左宗棠，他都帮着救过命呢。这时候啊，郭嵩焘正在僧格林沁的军营里帮着办文案呢，跟着一起安排各种事务，对军务还有僧格林沁的那些计划，他可熟悉得很啦。

郭嵩焘的日记里有对第二次大沽口之战整个过程的大概描述，他是这么写的：“僧邸面对洋人来换和约的时候，耍诈引诱人家然后进行攻击。”

英法联军在第一次大沽口之战轻松获胜，就把清军的战斗力看得一钱不值，那骄狂的样子简直没谁了。僧格林沁正是瞅准了这一点，郭嵩焘在日记里就说：“僧格林沁能侥幸战胜洋人，靠的是忿兵、骄兵的打法。”

僧格林沁除了利用洋人轻敌的心思之外，还故意装弱呢，好让洋人觉得大沽口的防御特别差。郭嵩焘是这么形容他的安排的：“洋人的船都停到内河九天了，僧格林沁王爷都不派一个使者去交涉。还脱掉官服，自称是乡勇，把洋人引诱过来，然后突然攻击他们。”

就这么着，僧格林沁在晚清的对外战争里弄出了一场转瞬即逝的胜利！咸丰帝特别惊喜的是，洋人也不知道是被打得没力气再接着打仗了呢，还是有别的啥原因，反正在大沽口吃了大败仗之后，带着舰队往南走的英法公使，居然没像咸丰帝之前担心的那样，再跑到别的地方去捣乱。

所以呢，他就又想使传统对付洋人的法子，先“剿”再“抚”，还同意让美国公使到京城来换约，好显示“天朝”的大度。咸丰帝本想给洋人点儿甜头，态度软下来了，可这“抚”却没成，英法公使一个劲儿地放话，说要狠狠地报复呢！

其实啊，换约就只定了个时间，压根没说要走哪条路线。英法那边非得自己规划路线，这不就显出他们仗势欺人的强权嘴脸了嘛。清廷要求改走北塘，英法却不理会，非要从大沽口过，这显然就是不把清廷放在眼里啊。

所以呢，马克思在1859年9月发表的《新的对华战争》里就说了，“英国人早就打算好了，要在规定的交换批准书日期之前找中国的茬儿……中国人抵抗英国的武装远征军，那肯定是有理有据的。中国人这么做，可没有破坏条约，只是把英国人的入侵给挫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