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9月30日，上海，军统特工谢志磐带着一个古董商人、两名仆役来到唐绍仪宅邸，假扮商人的是老牌军统特务赵理君，两名仆役则是军统杀手王兴国、李阿大，他们提着一个装有古董的大皮箱，箱内藏有一只南宋御制大花瓶，另有古玩数件，而在大花瓶中，则提前预备了一把锋利的小钢斧。
唐绍仪对古董十分入迷，他在鉴定时十分专注，往往要屏退仆役，关紧房门，不让外人窥见，而这正是特务下手的好机会。谢志磐等人到后，寒暄一番便请唐绍仪鉴定古玩，而赵理君假装抽烟找火柴，正好客厅里没有，唐绍仪便让室内的佣人去找。等到佣人离开后，赵理君见时机已到，他先请唐绍仪鉴定花瓶，趁着他低头细看的时候，赵理君向身边的“仆役”一使眼色，所谓“图穷匕见、瓶露斧出”，只见寒光一闪，军统杀手迅速从瓶中抽出小斧头，照着唐绍仪的头部猛然吹去，可怜唐绍仪这位“三朝元老”，尚未来得及哼一声便脑浆飞溅，当场身亡。
军统特务见行动完成，随后便迅速撤离，在退出房门时，赵理君与谢志磐还煞有介事地假装客套：“唐老太爷不必送了，请留步，请留步。等有好的，我们再送来。”说完，还替唐绍仪轻轻地带上房门，随后便不紧不慢地走出唐宅，钻进汽车，一溜烟地跑了。唐家的佣人见事态平和，开始不以为意，等到发现唐绍仪已倒在血泊中时，这几个人早跑没影了。
次日，唐绍仪被杀的消息很快传遍全国，一些人已经猜到是军统特务所为。为了遮盖自己的嫌疑，蒋介石故作大度，他一边致电唐绍仪家属表示慰问，另一边又由国民政府明令褒扬并拨发治丧费5000元，随后又令将唐绍仪的事迹宣付国史馆立传，让其身后哀荣体体面面，“汉奸”嫌疑一事，也就绝口不提。
唐绍仪是民国首任内阁总理，在清末民初的政坛上一度风光显赫，但民国成立还不到一年便惨遭“斧劈”，其中缘由，令人感叹。
唐绍仪，字少川，出生于1862年（比袁世凯小3岁），广东香山人。唐绍仪的父亲是上海经营茶叶的买办，其族叔唐廷枢曾在李鸿章门下帮办洋务，后来做过上海轮船招商局和开平矿务局的总办。由于家族的缘故，唐绍仪在12岁的时候成为清廷第三批留美幼童，并在美国学习生活过7年之久（当时已入读哥伦比亚大学），后来因为国内顽固派们的阻扰和责难，这些留美学生在未完成学业的情况下便被全部召回，唐绍仪回国的时候只有19岁。
由于学业未成，李鸿章觉得这批半拉子“海归”闲置可惜，于是便将这批人分别送到天津的各洋务学堂回炉再造，唐绍仪不久即进入天津税务衙门任职，后又被派往朝鲜协办税务，由此与驻朝鲜商务代表袁世凯结下不解之缘。
在朝鲜的时候，唐绍仪是袁世凯的书记官，也可以说是袁世凯最早的部下，凭借这层关系，唐绍仪也随同袁世凯的升迁而水涨船高，他先后做过天津海关道员、外务部侍郎、奉天巡抚和邮传部尚书等职，直到袁世凯被摄政王载沣踢下台，唐绍仪才因此而赋闲。
武昌起义后，袁世凯再度出山，唐绍仪应召入幕并被派往南方与革命党谈判。在袁世凯当上临时大总统后，唐绍仪则被提名为首任内阁总理，成为仅次于袁世凯的第二号人物。有意思的是，在南北议和及南京组阁过程中，唐绍仪与南方革命党人颇有共同语言，而且在孙中山与黄兴的介绍下欣然加入了同盟会。
这件事，在唐绍仪看来，可能是想借此调和南北矛盾，但在袁世凯眼里，唐绍仪未免与革命党人走得太近。由此，唐绍仪也与袁世凯埋下了不和的祸根。
民国初年政坛的混乱，主要问题出在总统和总理的权限上，其中以总理的副署权最为棘手。就拿袁世凯与唐绍仪的关系来说，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唐绍仪便一直追随袁世凯，其僚属身份保持了近30年，忽然有一天，袁世凯发布命令还需要唐绍仪来副署，非经唐总理的签署不能生效，这叫袁世凯如何接受得了。
唐绍仪虽然追随袁世凯近30年，但他的骨子里却还是个书生。在清帝退位前，唐绍仪受命前去南北谈判时，他登上南下的火车后便剪去了脑后的长辫，这貌似有利于谈判，实则是与清廷决裂。在南北谈判和南京组阁过程中，唐绍仪与南方的革命党相处甚欢，这就不得不引起袁世凯的怀疑与猜忌了。
按袁世凯最初的想法，他本是希望老友徐世昌出任总理的，但徐世昌顾及名节，不愿担“贰臣”之名而退隐青岛，袁世凯这才退而求其次，举荐唐绍仪为内阁总理。
袁世凯的最初想法，可能是希望唐绍仪作为自己的副手帮助处理政务，而如今唐绍仪与革命党过往甚密，那就未免有借南边的势力与自己对抗之嫌了。
不过，唐绍仪虽然与革命党关系密切，但实际上仍是袁派中人，只是因为责任内阁起见，为政见而屡屡与袁世凯相争。袁世凯系旧派人物，他对总统、总理、责任内阁相互牵制的道理既不理解也不认同，在他看来，唐绍仪未免书生意气甚至是以下凌上了。
唐绍仪的作为，当时就连总统府的人也在私下里愤愤不平地说：“今日唐总理，又来欺负我们总统吗？”（下人的观念尚且如此，身为大总统的袁世凯，他的角色如何转换得过来？）
某次，唐总理因为某事与袁总统起了争执，老袁听得不耐烦了，勃然作色道：“少川，我现在已经老朽了，你来做这个总统，可好吗？”唐绍仪骤然听得这么一句，当场就被吓得冷汗直流，这多年的僚属在官长面前，腰杆子终究是硬不起来。
由于与唐绍仪之间的抵牾过多，袁世凯后来干脆就撇开他这个国务总理，直接指挥各部总长赵秉钧、段祺瑞等人。赵、段等人，原本就对袁言听计从，现在又有袁世凯撑腰，他们凡事绕开唐绍仪，弄到后来，连国务会议都不去参加。如此一来，唐绍仪这个总理就难过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之内阁，乃背包内阁，多任总理一日，即多负罪一日！”
唐总理不但和总统府的关系搞得很僵，连国会也时时刁难他。由于民国初年财政收入毫无保障，唐绍仪曾自作主张，向外国借了几笔贷款，但一些议员随即要求唐绍仪前往参议院说明情况。在会议上，年轻气盛的议员们对唐绍仪群起责问，他们不但追问借款的用途，还指责唐总理失信于国民、见嫌于邻国，甚至有人大骂唐绍仪是“亡国总理”。
唐绍仪哪里见过这般架势（这下知道民主的厉害了吧），在会场疲于应付之余，到后来他干脆就失去反应，坐在那里呆若木鸡，一言不发。在无端受了参议院的这番逼迫之后，唐绍仪也是气得无处发泄，当天晚上就向袁总统提请辞职。袁世凯虽然对唐绍仪不满，但他也不想让首任内阁这么快就垮台，只好温言挽留，劝唐绍仪少安毋躁，姑且忍耐一二。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直隶都督的人选问题又起波澜。原来，在辛亥革命后，各省都流行由本省人担任都督，如黎元洪督鄂、李烈钧督赣等，当时直隶一些议员如谷钟秀等人便提议由王芝祥担任直隶都督。王芝祥是直隶通县人，原为广西布政使并兼巡防营统领，在辛亥革命时反正，后因陆荣廷出任广西都督，王芝祥立足不住，于是率部前往南京准备参加北伐。后来北伐未果，南方革命党便想让他出任直隶都督，以扩大革命党的势力。
但是，直隶乃北洋军的心腹地带，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因此，袁世凯对南方革命党的提议置之不理，而是任命了自己的心腹张锡銮出任直隶都督。唐绍仪在南京组阁期间，试图调和南北矛盾，当时也附和了南方革命党的要求，并向袁世凯提出由王芝祥出任直隶都督。袁世凯虽然心中不快，口头上却不作反对，只说让王芝祥先来北京。唐绍仪以为袁世凯已经同意任命王芝祥出任直隶都督，于是便邀王芝祥来京。
等王芝祥到了北京，唐绍仪请求袁世凯发布任命书的时候，袁世凯却拿出直隶五路军界反对王芝祥就任都督的通电，唐绍仪看后极为气愤，说：“大总统前面已经答应，如何能失信于人？何况，军人干涉政治，恐怕非民国之福。”
袁世凯对此并不认账：“我何曾答应？王芝祥是革命党，他要是来做直隶都督，岂不是引狼入室？”
唐绍仪忿忿然道：“任命不任命那是内阁的职权，岂能因军人干涉就随意改变？再者，王芝祥已经到京，叫我这个内阁总理如何交代？”
袁世凯掀须一笑：“这却不难，老夫自有办法。”
随后，袁世凯单独召见了王芝祥，并答应给他一笔丰厚的经费，让他改任南方军队宣慰使，回南京协助江苏都督程德全遣散军队。唐总理的面子毕竟不如袁总统的大，王芝祥原本也是个见风使舵的官僚，他在得到袁世凯的保证后，竟对朋友的支持置之不顾，一口答应了袁世凯的新任命。
等到王芝祥拿着任命书到了唐绍仪那里要他副署时，唐总理竟然完全蒙在鼓里，丝毫不知道这回事。在得知自己被上司袁总统和朋友王芝祥双双出卖后，唐绍仪愤懑之下断然拒绝了副署的要求，而王芝祥竟然拿着没有内阁总理副署的任命书，径直赴南京就任去了！
当天晚上，唐绍仪一夜未眠，彷徨终夜。此时的他，想起就任总理一个多月来的种种挫辱和非难，心中仿佛打翻了百味瓶，伤心、愤慰、孤独、无奈，真是百感交集，都上心头。独坐寒窗，唐绍仪不免自言自语道：“民主共和，乃《临时约法》所定。既然大总统的命令不需要内阁副署，我这个总理还当它做甚？”言毕，唐绍仪心意已定，待到天色渐亮，他就收拾行囊，携家眷直接奔火车站往天津去了。
唐绍仪的不辞而别，看起来是个偶然事件引起（即王芝祥任命书的副署问题），但实际上却隐含着权力体系构建与现实情况冲突的基础性问题，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又是由《临时约法》中不切实际的规定所引发的。如果从遵守法律、遵守《临时约法》的角度出发，唐绍仪的辞职是一件值得赞扬的事情，因为他用自己的个人牺牲挽救了法律的尊严，而不至于使责任内阁制陷于袁世凯的淫威之下。但从功利主义角度出发的话，唐绍仪的辞职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因为民国初建最需要的是大局稳定，而当时唯一具有号召力的莫过于大总统袁世凯，可惜的是，唐绍仪的第一任内阁未及三个月便以这种闹剧收场，这也实在是出人意料的。
唐绍仪可能没有想到，他这一辞职，后来就再没有获得与他之前的经历相匹配的职务。在袁世凯死后，段祺瑞组阁，原拟提名唐绍仪为外交总长，但北洋军人认为唐绍仪已经叛出北洋系、投靠了革命党，因而对此坚决反对，唐绍仪也最终未能就任。直到1919年南北议和时，唐绍仪被任命为议和总代表，不过，在清末那次他是代表北方，而这一次则代表的是南方。
南北和谈开始后，由于各派系矛盾纷繁复杂，谈判毫无进展，而期间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这更是给和谈增加了不少的变数。在5月13日的第8次正式会议上，唐绍仪在未告知其他南方代表的情况下提出了类似于最后通牒的8项条件，最终导致和谈破裂，这也是唐绍仪在民国政治上最后的惊人之举（其做事之毛糙，可见一斑）。
在接下来的岁月里，唐绍仪淡出政坛，成为了民国的点缀和看客。蒋介石上台后，作为党国元老的唐绍仪也只是担任一些闲职，如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民政府委员等职，蒋介石聘他为高级顾问，他也并不到任。在平日里，唐绍仪或游山玩水，或闭门吟诗，似乎已经过上远离政治的生活。
直到1931年，已近古稀之年的唐绍仪突然春心萌动，做上了家乡香山县（已改名为中山县）的县长。唐绍仪此举，的确令众人大跌眼镜，人家官是越做越大，唐绍仪却由清末的道台、巡抚、尚书，再到民国的内阁总理、护法政府七总裁，最后越做越小，做起七品芝麻官来了！话虽如此，唐县长倒也认真负责，芝麻官做得有板有眼，绝不糊弄。
不过，好景不长，唐绍仪后来得罪了两广实力派人物陈济棠，最后被排挤出广东，连小小的县长也做不成了。
尔后，毛泽东曾在文章中戏称，（做官）要能上能下，上能做内阁总理，下能当中山县长，所指非他，唐公绍仪也。
卸下公职的唐绍仪，后来迁到上海并在法租界福开森路（今武康路）的一座花园洋房里做起了寓公，过起了平静的生活。但抗战爆发后，上海沦陷，日军当局打起了唐绍仪的主意，即所谓“南唐北吴计划”，主要内容是“起用唐绍仪及吴佩孚等一流人物”，“建立和平政权”，以取代蒋介石为“谈判”对手。
当国民党在上海的党政要员纷纷外逃香港时，唐绍仪此时却仍旧迟迟不动，这很快引起了军统特务的注意，特别是日本人及“下水”的汉奸陈中孚、温宗尧等人拉拢唐绍仪的活动被戴笠的特务所侦悉后，唐绍仪可能出任伪职的传闻在一定程度上被散播了开来，这令蒋介石十分不悦，随后便派人对唐绍仪进行劝诫，如孔祥熙就派人传话，“少老如有所需，拟请随时电告”；唐绍仪的女婿诸昌年也受命来沪，劝其早日脱离日伪包围，移居香港，如果肯去武汉的话，当委以外交委员会主席之职；特务头子戴笠也请杜月笙从香港写信给唐绍仪，劝他离沪赴港，免遭不测之虞。
以唐绍仪多年的政治经验，他应当知道自己身处孤岛的险境，尽管他向各方来人表示自己不会当汉奸并一定要去香港，但他又借口要料理一些家务事而没有马上动身的意思。唐绍仪这种暧昧不明的态度，非但引起了各方的揣测，也为自己引来了杀身之祸。
由于唐绍仪迟迟未见动静，戴笠在综合各方面情报后，认为唐绍仪可能会出任日伪维持会之职，于是向蒋介石汇报后发出了刺杀令。
海武康路40弄：民国首任总理唐绍仪旧居，他也是在这栋宅子里被刺杀身亡
租界巡捕对这起凶杀案极为恼火，虽然知道军统参与其中，却没有确凿证据。于是，他们一边通缉谢志磐，一边找几个理由将军统上海区的几个负责人抓了起来。后虽然通过重庆政府的努力，这几个负责人最终还是放了出来，但这一期的军统上海组织也基本上被搞瘫痪。
唐绍仪被刺身亡，引来舆论界一片混乱。有说被日本人暗杀的，有说是古玩纠纷的，也有说是国民党特工干的。纷纷扰扰，不一而足。
到10月5日，重庆政府为了撇清与自己的关系，不得不特地颁布《唐绍仪褒扬令》，承认唐绍仪是民国功臣，并付治丧费5000元。
而据唐绍仪的女儿、当时与唐绍仪同住上海的唐宝珞所说，唐绍仪晚年留居上海，是因为与居住在香港的母亲感情不和。至于与日本人接触，则是由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等入请托，看看日本人在和谈上持有哪些条件，探探日本人的底牌。从唐宝珞提供的信件看，抗战初期，唐绍仪确实是收到孔祥熙的信件，要他刺探日本人的和谈条件。
也许，从军统及当时的局面来看，唐绍仪有可死之理由，但是从法律上，唐绍仪无必死之证据。赵理君等几个人逃出唐府后，没有在上海久留，先后跑到重庆戴笠处去领功受赏。而参与刺杀行动的唐家亲戚谢志磐，却由于心理压力过大，不久就得了神经衰弱，关进了重庆一家医院。与他在上海曾有过一面之缘的重庆侦缉队长王克全曾接到医院举报，特地来医院查看这位神叨叨的可疑人物，被谢志磐误认为是从上海来追杀自己的杀手，两人刚一见面，谢志磐立刻举枪相对。王克全本能掏出枪，将谢志磐击毙。事后才知道，谢志磐的枪里面根本就没有子弹。不久,王克全也离奇“自杀”。而赵理君这位戴笠爱将，后来却投靠日本人成为汉奸，做了日本特务。1942年被蒋介石下令枪决。
1910年，时任清廷邮传部尚书的唐绍仪与其夫人的合影
曾经在清末民初政坛上风光无限的唐绍仪，其晚节究竟失与未失，就如同其被杀之谜一般，早因“斯人已去、死者为大”的种种纠葛而不便为人所知。而同遭此等命运的，并非唐绍仪一人，张敬尧、周凤岐等也是与日伪有所来往而遭杀身之祸，军统“锄奸”，大抵如此。
参考资料：
《国殇一一国民党对日抗战谍战纪实》 团结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