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这张照片（转自中国军网），是1940年（民国二十九年）8月1日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委任肖永智同志为新编第八旅少将政治委员的委任令。

1940年6月，一二九师先遣纵队和筑先纵队合编为一二九师新八旅，原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七七二团政委肖永智任新八旅政委，率部活动于冀南一带。1943年10月肖政委指挥部队突围作战时牺牲。

可能不少网友感到奇怪，八路军有军衔吗？

其实，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新四军确实有过军衔，部分人员还佩戴过军衔标志。但是，并没有在全军正式实行军衔制度。抗战初期和抗战胜利后，在八路军、新四军中曾两次酝酿实行军衔制度，只是受当时战争环境和物质条件的限制，这一愿望未能实现。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纳入国民革命军序列，部队编制、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和服装等，基本都与国民党军队相同。并且，按照国民革命军的军衔等级，给各级干部都授了军衔。

开国中将陈先瑞曾回忆1937年12月毛主席在抗大对他说过：“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名义上归蒋介石统一指挥，实际上还是党中央领导和指挥，这一条是不能变的。现在有那么一些人，国民党授予什么中校、上校，就神气起来了，有点忘乎所以飘飘然了。这些人，如不及早给他敲敲警钟，就会犯错误……”

从1938年3月八路军一二〇师给中央军委参谋长滕代远的关于营以上干部履历的报告中可以看出，当时八路军的高、中级干部均有军衔：师长、副师长为中将；师参谋长、旅长、副旅长一般为少将；师参谋处长、旅参谋长、旅政治部主任、团长、支队长一般为上校。如一二〇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均为中将；一二〇师参谋长周士第，三五八旅旅长卢冬生、副旅长张宗逊，三五九旅旅长陈伯钧、副旅长王震等均为少将；一二〇师参谋处处长彭绍辉、七一五团团长王尚荣、七一六团团长贺炳炎、七七〇团团长张才千、一二〇师雁北游击支队支队长宋时轮等均为上校。1938年12月13日，八路军一一五师在给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关于少校以上干部战绩的报告中也提到，六八五团团长杨得志、六八六团团长杨勇等均为上校。

开国中将廖汉生曾回忆：“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国民政府仿照其他部队的标准，也给八路军的团以上军官封了一些军衔。我担任第一二〇师第三五八旅第七一六团副团长，上校军衔，没有佩带军衔标志，只是在准备对外联络用的名片上印着‘上校副团长’几个字。八路军内部并不准备实行这一套。”

当时八路军、新四军干部的军衔，主要见于履历表、报告、任命书、委任令中，如上述肖永智的委任令。干部的军衔，本人一般也知道，但也有不少人对自己的军衔并没有印象。开国少将王兆相在回忆录中提到：“记得我被任命为警六团团长时，没有关于军衔的命令，也没有附带说明。但近年来我在写回忆录时，发现了一份一二〇师参谋长周士第的电报，这份电报是发给中央军委参谋长滕代远和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的，发报时间是1938年2月6日，内容为介绍警六团营以上干部配备情况。其第一条是:‘上校团长王兆相，三十岁。’不过在印象中，我没有接到过授予我上校军衔的通知，也没见过八路军的各级干部佩带军衔。”

有关八路军、新四军干部的军衔，只是在抗战初中期有过记载。据1941年3月12日新三五八旅旅长彭绍辉《关于整军工作的报告提纲》，其中，“第四，将校以上官佐简历表:”可见，此时八路军干部简历中还有军衔等级，以后就逐渐不再提军衔而只提干部的职务了。

当然，因工作需要，八路军、新四军一些干部在抗战中后期也都使用军衔。据一个“日本八路”——反战士兵水田靖夫回忆：他在1940年梁山战役中被八路军俘虏，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第三旅旅长杨勇送他一个笔记本，署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杨勇”。

抗战时期的“陆军少将”杨勇

国际友人爱泼斯坦在《抗日战争中的新四军》一文中写道：“改编为新四军后，游击队员们必须识别不同的军衔，服从他们不认得的人的命令。他们的日常生活受到严格的军事纪律的约束，这是他们以前不习惯的。”说明改编后的八路军、新四军佩戴过军衔标志。不过，八路军、新四军在这一时期佩戴过军衔的主要是少数指挥员，如北伐名将叶挺等。抗日战争爆发后，叶挺临危受命，于1937年10月出任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军长，并被授予中将军衔。

身穿中将军服的叶挺将军

另外，一些高级将领因工作需要也曾佩戴过军衔领章。如徐海东将军抗战初期曾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旅长。1939年下半年，中央研究决定，要徐海东到华中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那时，刘少奇也要到华中赴任。怎样才能保证少奇同志安全到华中呢？中央决定，徐海东以中共中央检查新四军工作组组长的名义，少奇化名胡服，以“秘书”身份，“跟随”徐海东到华中。在路上，遇到一些麻烦，多亏徐海东的少将军服，才化险为夷。

另外，根据一些回忆史料，这一时期我军的一些初中级指挥员也佩戴过军衔标志。开国少将王直在新四军成立之初任新四军第二支队三团四连指导员，“在任指导员期间，最让我头疼的工作就是佩带国民党军帽徽和军衔。我当时被授予上尉军衔，不是我嫌这个军衔低，而是在感情上难以接受。”

新四军准尉特务长胸章

由于当时是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共中央派出部分干部参加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工作，他们也曾有过军衔。如周恩来就曾有过中将军衔。周恩来那时是中共中央长江局副书记、共产党与国民党谈判的首席代表。抗战爆发后的1937年9月，蒋介石为表示与各党派的团结和笼络人心，特邀周恩来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还授给他中将军衔。南京陷落之前，南京国民政府及军事委员会等党政军机关已迁至武汉，周恩来住进中共中央长江局驻地。当时，长江局大楼内住有两名中将，即周恩来和叶剑英（十八集团军参谋长），还有四个高级参谋即李涛、聂鹤亭、张经武、边章五，均为少将衔。

另外，受国民政府之邀，郭沫若于1937年9月出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也有军衔。叶浅予在回忆录中写道：“1938年我在武汉参加郭沫若的军委政治部第三厅，我的军衔是中校，郭沫若和田汉都是少将。”不过，周恩来、郭沫若等人当时是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职，所以他们的军衔不属于八路军、新四军的军衔。

佩戴中将领章的周恩来

十八集团军中将参谋长叶剑英

抗战初期，为了与国民党军打交道方便，在国统区的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也有过军衔。如《毛泽东选集》中提到的在1939年6月12日“平江惨案”中被国民党军杀害的新四军平江通讯处主任涂正坤、副官罗梓铭，军衔分别为上校和少校。

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上等兵胸章

张震上将在回忆录中提到：（1937年）8月30日，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在原成成中学正式挂牌办公。彭雪枫以八路军总部参谋处少将处长、驻晋办事处主任的身份进行公开活动。我以八路军总部少校参谋的身份，负责联络、接待工作，并兼任办事处总务科科长。……八路军少将高级参谋边章五也在这里。

国民党军的军衔、标志，是要自己到街上去买的，回来报销。我那时不知道军衔如何佩戴，便问商店老板。他很吃惊，说:“当官的自己还不知道?”我也就不好再细问。

1939年，抗战进入第三个年头，鉴于部队正规化建设的需要，1939年4月2日，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致电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并中央书记处，询问“干部之等级可否行施规定”，提出“部队日益扩大，正规军各种制度亟待解决。拟照国民革命军编制区分，规定部队中各级干部之等级（三等九级制），这可兴奋干部，职责分明，于我军传统亦无损害”。同年5月30日，朱德、彭德怀和八路军政治部主任傅钟，以八路军总部的名义颁发了《建立等级制度的训令》。《训令》对八路军、新四军建立等级制度的重要性及其特点，评定标准、办法和批准权限等均作了说明。《训令》指出：“等级制度的作用，在于严明职责与赏罚，兴奋部队官兵的上进心，建立上下级的正确关系，以此增强部队的纪律和战斗力。”

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左）、副总指挥彭德怀

这次拟议的军衔等级，是按当时国民党军队的衔级设置的，为六等十六级：

将官：上将、中将、少将；

校官：上校、中校、少校；

尉官：上尉、中尉、少尉；

准尉；

军士：上士、中士、下士；

兵：上等兵、一等兵、新兵。

《训令》发布后，八路军领导机关和部分正规部队曾进行了评衔活动。但是，艰苦而频繁的作战环境，使各部队无法集中一定的时间和精力来完成评衔工作。特别是1941年和1942年的两年间，是抗日战争中最艰苦的阶段，授衔工作不可能继续进行。1942年4月24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根据当时军事斗争形势，联名给八路军总部、新四军军部、一一五师、一二〇师、一二九师、晋察冀军区、冀中军区、山东纵队，发出《军队中暂不规定等级军衔》的征求意见电，请各战略单位领导同志发表意见。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发出后，各部队均作出反应，表示拥护中央不划分等级的指示。我军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这次评级评衔工作，于1942年上半年基本停止。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国共两党于1945年10月10日签订了“双十协定”，1946年1月10日签订了“停战协定”。1946年1月31日，由国共两党、其他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举行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政协决议”，国民党接受了我党和平建国基本方针。为了适应这一新的形势，中共中央于1946年2月24 日在《关于军队整编的若干问题的指示》中指出：“我党军事干部应该请求政府加委，取得正式官衔，以便将来在国防部占有一定地位，”“由国家按级一律待遇”。因此，党中央决定“我军各级干部即须实行将校尉的正规制度”。

《指示》下达后，在我军部分机关和部队干部中，即开始评定军衔等级。这次拟定的军衔等级，与1939年那次基本一样，也是6等16级，除将新兵改为二等兵外，其他各衔级设置和衔称均未变。因此时全面内战还没开始，八路军、新四军番号仍继续使用。1946年3月7日，新四军、山东军区政治部发出《军队官兵阶级说明与规定》，对新四军官兵阶级（军衔）作了明确规定：

新四军军长、政委为上将，副军长、副政委为上将与中将，参谋长为中将；

师长、师政委，军区司令员、政委为少将，副职及参谋长、政治部主任为上校；

团长、团政委为上校，副职及参谋长为中校；

营长、教导员为少校，副职为上尉，特种兵提高一级；

连长、指导员为上尉，副职及资深的排长为中尉；

排长为少尉；

司务长为准尉；

副排长为上士，班长为中士，副班长为下士；

战斗小组长、司号员、卫生员为上等兵，老战士为一等兵，新战士为二等兵。

新四军军长陈毅、副军长张云逸

八路军、新四军这次评衔工作刚刚开展不久，蒋介石便撕毁了《停战协定》，发动了全面内战，此项工作只得停止。

虽然八路军、新四军历史上两次拟议的军衔制度最终都未能实现，但通过这两次军衔制的酝酿准备，为我军日后的干部工作制度化、干部队伍的正规化建设作了有益的探索，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军队干部评衔工作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