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日本一统，东亚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日本、高丽等国，为求自身发展，与明代进行了外交，而以《大藏经》为主要手段，重建寺院，传播佛教，则成为对外交往的主要手段。在此期间，明王朝重新开始分封东亚各国，中国、日本、高丽等国家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很多人都说，日本和高丽，在明代前期，出于依附于明代的原因，采取了一种以佛教为基础的新型外交方式，以此为基础，进行了一场具有前瞻性的外交活动。
14世纪末期，15世纪初期，东亚国家经历着新旧更迭，朱元璋建国不久，日本经过漫长的分崩离析，终于在1392年完成了一次大融合，高丽半岛上，高丽李氏一脉，颠覆了高丽，与大明建交，大明帝国也因此实行了一种类似于大明帝国的“封疆大吏”制度，以此来笼络其他国家。在这一时期，海盗问题已经成了明代开国之初最为突出的一项重大的矛盾。一直到明代中晚期，戚继光这位著名的大将军，终于成功地化解了海盗的威胁。大约在1400年，朱元璋派使者到了日本，并和日本国建交。建文四年，明王朝先后派遣天竺寺、天宁寺的两位主持赴日本传教。这样，中、日两国就结束了数百年的外交关系，日本又一次对中国进行了朝贡。
中、日两国之间的对外交往，都离不开寺庙里的和尚们，所以，这种“史学外交”，又名“大藏外交”。既然如此，为什么明代会使用和尚和佛教来进行对外交往？归根结底，理由如下：首先，日本人对中国很忌惮，第一次派出的使节，不是被抓，就是被杀，所以朱元璋为了消除日本国人的敌意，采取了一种比较灵活，也比较人性化的政策。在两国建交之前，日本还向中国派遣了一位使者，这位使者的身份是一位和尚，他认为大明才是真正的大明王朝。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以礼相待的传统，所以朱元璋也用相同的方式回馈远道而来的使者。自日本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以来，日本国的天皇一直是佛教的信徒，很尊重和尚。
据了解，那时执掌大权的是圆融天皇，他自己也是寺院主人，因此被日本人民尊称为“成德法王”。他们任命和尚为使者，以缓解同中国之间的紧张气氛。这也可以看出，那时日本佛教的风气已相当浓烈。朱元璋是个能屈能伸的人，对外的事情自然也不会太过僵化。经过多次尝试，他认为派出和尚是最好的办法，既能让日本上层臣服，又能让日本天皇提升对佛教的热爱，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日两国之间的关系。相对于中日两国的正式关系，高丽和日本之间的关系，要复杂许多，高丽李氏一系掌权之后，也曾遭受过外敌的侵扰，为此，高丽国甚至不惜将自己的国库掏空，以铲除外敌。
其后，日本幕府将军平定了内战，同高丽建交。日本政府也采取了和尚外交的方式，通过寺院，向高丽输送和尚，高丽政府也很乐意与他们建立友好关系。就这样，中、日、朝，开始了一场持续一百多年的大藏经外交。一三九四年，日本节度使派使者赴高丽，归还被倭匪掳掠的600余人，随后派和尚赴高丽请教大藏经。高丽外交大臣崔龙苏为了表达感激之情，向日本节度使献上两卷大藏经正本，并恳请节度使出力剿灭倭匪。在这一百多年中，日本国曾数次向高丽索要大藏经，高丽曾数次向其馈赠大藏经，双方通过“一请一赠”的方式，形成了长久而稳固的外交关系。为两个国家佛教的文化交流、经贸交流，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