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国民党官员，给毛主席写了封信，北京复电＂欢迎北上＂

深秋的澳门，海风吹拂着这座古老的城市。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在书桌前凝神许久，终于下定决心拿起了笔。这一刻，他的内心激荡着复杂的情感—— 他曾是中共一大代表，却在革命低潮时期脱离了组织；他后来在国民党任职，如今又将给新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写信。这位老者就是包惠僧，一个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独特经历的人物。当他写完这封致毛主席的信，又分别给周恩来、董必武各写了一封电文。不久，一封来自北京的复电，让这位老者热泪盈眶。这封信里到底写了什么？北京方面为何如此重视一个曾经＂叛党＂的国民党官员？

一、从革命者到＂叛党者＂

世人皆知包惠僧是中共一大代表，却鲜有人知他早年竟是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踏上革命道路的。

1919年春，年轻的包惠僧正在武汉做一名普通的报社记者。那时的武汉，正值五四运动如火如荼之际。一天，报社派他去采访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陈独秀。

那是个春光明媚的下午，陈独秀正在《新青年》编辑部忙碌。两人的谈话从下午一直持续到深夜，包惠僧被陈独秀的革命思想深深打动。那天晚上，陈独秀向他介绍了一位老朋友——董必武。

＂小包啊，董必武同志正在武汉筹建一个新的组织，你有兴趣参加吗？＂陈独秀问道。就这样，包惠僧加入了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并很快成为小组负责人。

1921年夏天，一个改变中国历史的重要时刻即将到来。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一栋不起眼的石库门内，来自全国各地的13位中国共产党代表正在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包惠僧作为陈独秀的代表出席了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

谁能想到，就是这位参与建党的元老，六年后却选择了离开组织？

1927年，南昌起义爆发前夕，周恩来派包惠僧前往南昌参与起义的筹备工作。然而命运弄人，他在途中突发重病，不得不滞留南昌。

起义部队南下后，包惠僧在南昌养病近50天。这段时间里，他多次打听部队的消息，却始终杳无音信。直到后来他辗转到上海，才从老同志李达口中得知，南昌起义部队在南下途中遭遇失败。

这个消息对包惠僧的打击极大。1928年初的一天，他来到上海外滩，望着滚滚长江，写下了一封退党申请。当时的上海，像他这样选择离开组织的同志不在少数，李达等人也走上了同样的道路。

然而，让人没想到的是，包惠僧并没有就此消沉。他继续在上海以教书为生，直到1930年，一封来自武汉的信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信是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写来的，邀请他去武汉任职。

当时的包惠僧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境，在反复权衡后，他选择接受了这个邀请。就这样，这位曾经的中共一大代表，开始了他在国民党的仕途生涯。

没想到的是，何成浚很快就将包惠僧在武汉的消息报告给了蒋介石。正当包惠僧以为自己会受到排挤时，蒋介石却出人意料地给了他陆海空三军总司令参议的职务。虽然这是个没有实权的职位，但总算解决了生计问题。

就这样，包惠僧从一名革命者，变成了一名国民党官员。但他的内心始终保持着对革命理想的向往，这也为他后来的重返革命队伍埋下了伏笔。

二、国民党任职期间的内心挣扎

1930年的南京，一场特殊的会面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这一天，曾经的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站在了总统府蒋介石的办公室里。

＂你在武汉的工作做得不错，＂蒋介石站在窗前说道，＂我决定让你担任陆海空三军总司令部的参议。＂

这个任命在当时的国民党内部引起不小的议论。有人说这是蒋介石的＂怀柔＂之策，也有人认为这是对包惠僧的＂监视＂。但从这一天起，包惠僧就在这个看似显赫却没有实权的位置上开始了他的国民党生涯。

在南京任职期间，包惠僧每天都要参加各种会议。一次军事会议上，当讨论到如何＂围剿＂共产党时，包惠僧坐在角落里，始终没有发言。这一幕被时任军事委员会秘书长的杨永泰看在眼里，此后不久，一份关于包惠僧＂立场可疑＂的报告就出现在了蒋介石的案头。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蒋介石并没有因此疏远包惠僧。相反，他在1934年又给了包惠僧一个新的职务——中央军校政治教官。这个安排颇具深意：既让包惠僧远离军事决策核心，又能利用他的才学为军校培养人才。

当时的中央军校里，不少学员都知道包惠僧的革命背景。一次课堂上，有学员故意问他对共产党的看法。包惠僧只是简单地说：＂今天我们讲的是《三民主义》第三章。＂从此，再也没有人敢在课堂上问这样的问题。

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当很多人都在猜测蒋介石的命运时，包惠僧却在日记中写道：＂和平解决，才是中国之福。＂这句话虽然没有公开，但也反映出他对国共合作的期盼。

西安事变后，包惠僧被调任国民党内政部参事。这是一个清闲的文职，主要负责一些文书工作。正是在这个位置上，他度过了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共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这时的包惠僧，已经从内政部参事升任为人口局局长。然而，随着国民党在内战中的节节败退，一些人开始翻出他的＂共产党历史＂，对他百般刁难。

1948年秋天，包惠僧向国民党内政部提出辞职。当时，很多国民党高官都在准备前往台湾，他们也劝包惠僧一起去。然而，经过深思熟虑，包惠僧选择了去澳门定居。

在澳门的日子里，包惠僧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但他始终通过收音机关注着大陆的局势变化。每当听到解放军取得重大胜利的消息，他都会在窗前驻足良久。直到1949年10月1日，当收音机里传来开国大典的消息时，这位昔日的国民党官员终于下定决心，拿起了笔。

三、新发现：秘密交往与暗中帮助

世人只知包惠僧在国民党任职期间远离了革命，却不知他在这段时期还做了许多不为人知的事情。

1937年的一个深夜，南京下起了淅沥小雨。一位中年男子悄悄来到包惠僧的住所，递给他一封信。这位不速之客是地下党员李明，他带来了一个紧急请求：有三名同志因身份暴露急需转移，希望包惠僧能够提供帮助。

当时的包惠僧正担任国民党内政部参事，主管户籍管理工作。他二话不说，连夜为这三名同志办理了新的身份证明。这些文件上盖着内政部的公章，使得这些地下党员能够顺利转移。

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1938年至1945年期间，包惠僧利用职务之便，先后为十多名地下党员提供了类似的帮助。他在工作日志中特意用暗语记录下这些事：＂今日处理流民证明三份＂、＂协助灾民迁移档案两件＂。这些看似普通的工作记录，背后都藏着惊心动魄的故事。

不仅如此，包惠僧还和一些老同志保持着秘密联系。1940年春天，他在重庆偶遇了一位老朋友——当年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张静愚。两人在一家茶馆密谈许久，从此建立了隐秘的联络渠道。

通过这个渠道，包惠僧经常将国民党内部的一些重要情报传递出去。比如1941年初，他获知国民党准备在湘西地区展开新的军事行动，立即通过张静愚向组织通报了这一消息。

在担任人口局局长期间，包惠僧多次收到反共人士的游说，要求他利用职权调查共产党地下组织成员的户籍资料。然而，他总是以各种理由推脱，有时说档案遗失，有时说需要上级批准，成功保护了不少同志的安全。

1943年，国民党特务部门曾经怀疑包惠僧与共产党保持联系，派人暗中调查。一天晚上，两名特务突然造访他的办公室，要求检查他的工作日志。包惠僧不慌不忙地拿出一本记录平常事务的工作日志，那些用暗语记录的真实内容则被他妥善保管在家中。

即便在最困难的时期，包惠僧也从未放弃对革命事业的支持。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收到一份邀请，要他参加一个专门反共的政治组织。包惠僧当即表示：＂我年事已高，精力不济，恐怕难当重任。＂就这样婉拒了这个足以让他在国民党内部更上一层楼的机会。

这些鲜为人知的故事，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逐渐被揭开。1949年，当包惠僧在澳门写下那封致毛主席的信时，他终于可以不再掩饰这些年来的真实立场。而这些暗中的付出，也成为他最终能够重返革命队伍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新中国成立后的归来之路

1949年11月的北京，已经开始飘起了零星的雪花。一辆黑色轿车缓缓驶入中南海，车上坐着刚从澳门归来的包惠僧。二十多年前离开革命队伍的他，终于回到了这片熟悉的土地。

＂老包，你可回来了！＂迎接他的是多年未见的老朋友董必武。两人相视一笑，董必武立即吩咐工作人员准备了一桌热气腾腾的饭菜。

＂这是党中央的决定，＂董必武端起茶杯说道，＂欢迎你回来。＂简单的一句话，道出了中央对这位建党元老的信任与期待。

当天的晚宴上，包惠僧向董必武讲述了他从澳门回北京的见闻。一路上，他看到了许多新中国建设的场景：铁路上运输物资的火车络绎不绝，工厂的烟囱冒着浓烟，农民们在田间地头忙碌着。董必武也向他介绍了建国后的一些新变化，两位老友谈得甚是投机。

几天后，一封特别的请柬送到了包惠僧的住处。周恩来邀请他和夫人于12月25日下午到中南海赴宴。这个日子选得很有意思，正是西方的圣诞节，显示出周恩来对待老友的细心考虑。

那天的中南海西花厅里，不仅有包惠僧夫妇，还有其他刚从海外归来的各界人士。酒过三巡，周恩来忽然对包惠僧说：＂你留一下，我还有话要和你谈。＂

等其他客人都离开后，周恩来和包惠僧单独谈了一个半小时。＂你跑到哪里去了？我找了你好久都没找到！＂周恩来的语气中带着一丝责备，更多的是关切。

包惠僧本以为周恩来会追问他脱党的事情，或是在国民党任职的经历。但周恩来只是关心地询问这些年他的生活情况。当包惠僧说起在国民党时期暗中帮助地下党员的事情时，周恩来只是轻轻点头，说道：＂你一大家人，也要生活嘛！不过，你过去不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你对党要有个交代。＂

这次谈话过后，包惠僧被安排到华北革命大学学习。在那里，他和许多像他一样重返革命队伍的知识分子一起，重新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

一年后的春天，包惠僧拿到了一张盖有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大红印章的毕业证书。这张证书不仅代表着他完成了学习任务，更意味着他正式获得了重返革命队伍的＂通行证＂。

就这样，这位在建党之初就参与其中，后来一度迷失方向的老同志，终于重新回到了革命的大家庭。他的归来之路，展现了党的宽容与智慧，也为其他徘徊在革命门外的知识分子树立了典范。

五、余生贡献与历史评价

1951年的春天，一位老者出现在国务院办公厅。这位刚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的老人，正是包惠僧。从这一天起，他开始了在新中国的工作生涯。

在国务院参事的岗位上，包惠僧主要负责一些政策研究和建议工作。一次，他向周恩来提交了一份关于城市人口管理的建议报告。这份报告中，他结合了自己在国民党时期担任人口局局长的经验，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建议。

周恩来看完报告后说：＂老包的这些建议很有价值，值得好好研究。＂随后，这份报告的核心内容被写入了相关政策文件中。这让包惠僧深感欣慰，他终于能够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力量。

1953年，国务院决定编写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重要历史文献。作为亲历者，包惠僧被邀请参与这项工作。他将自己保存的大量历史资料捐献给国家档案馆，其中包括他在中共一大时期的一些珍贵文件，以及他在国民党任职期间暗中帮助革命同志的记录。

1955年，包惠僧开始着手整理自己的革命经历。他在自传中写道：＂我亲身经历了中国近代史上最波澜壮阔的时期，有成功也有失败，有坚持也有动摇，但最终能够重返革命队伍，这是党的宽容给了我重新开始的机会。＂

在晚年，包惠僧经常应邀到各地作报告，向年轻人讲述建党初期的历史。每当谈到自己脱党的经历时，他总是实事求是地说：＂这是我人生中最大的错误，但党给了我改正错误的机会。＂

1978年冬天，已经84岁高龄的包惠僧还在积极参与国务院的工作。这一年，他完成了最后一份政策建议报告，建议加强对知识分子的团结和培养工作。这份报告被时任国务院领导高度重视。

1979年7月2日，包惠僧在北京病逝，享年85岁。在他去世前不久，他将自己珍藏多年的中共一大代表证和其他历史文献全部捐献给了中央档案馆。

告别仪式上，许多老同志前来送别。一位年轻的档案馆工作人员在整理包惠僧遗物时，发现了一本日记。日记最后一页写着：＂我的一生经历了太多起起落落，但最终能够重返革命队伍，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余热，我此生无憾。＂

中共一大的13位中国代表中，有人为革命献出生命，有人叛变革命，也有人像包惠僧这样，虽然一度迷失方向，但最终重返革命队伍。他的人生经历，成为了中国近代史上一个独特的注脚。

今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里，人们依然可以看到包惠僧的照片和相关史料。这些珍贵的历史文献，见证了一位建党元老波澜壮阔的一生，也记录了党的宽容与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