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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想到，堂堂东北少帅张学良，在面临人生重大抉择时，竟然靠抛银元来决定一个人的生死？更令人惊讶的是，这枚银元的结果居然如此诡异，让一向不信鬼神的张学良也不禁心生畏惧。
1929年1月11日，东北的天气寒冷刺骨，但帅府里的气氛却比室外更加冰冷。张学良站在窗前，手里紧握着一枚普通的银元，神情凝重。就在几个小时前，他还在和杨宇霆、常荫槐争论得面红耳赤，现在这枚小小的银元却要决定这两个人的命运。
张学良深吸一口气，将银元抛向空中。"叮"的一声，银元落地。他弯腰查看，银元正面朝上。他又抛了一次，还是正面。第三次，依旧如此。张学良的额头开始冒出冷汗。按照他的设定，正面意味着要处决杨宇霆。
但事情还没完。张学良决定再抛三次。然而接下来的三次，银元全都是反面朝上。按照他的规则，反面同样意味着要杀杨宇霆。六次抛掷，结果诡异地一致。张学良感到一阵寒意袭来，他喃喃自语："这...这也太邪门了吧？"
回想起这一幕，晚年的张学良坦言："那时候，我真的迷信了。这件事之前，我从不信这些。但那天之后，我不得不信。"
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1928年6月4日。那天张学良的父亲、奉系军阀张作霖在皇姑屯车站附近的三洞桥被日本人炸死，年仅54岁。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整个奉系陷入了权力真空。张作霖生前并未指定接班人，这就为后来的权力争夺埋下了伏笔。
张作霖死后，奉系政权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三个人最有资格继承张作霖的地位：张作相、杨宇霆和张学良。
张作相是奉系的元老，资历深厚，威望高，手中握有军权。他代表着奉系的传统派，杨宇霆则是新兴的"洋派"，曾在日本留学，是张作霖的高级参谋。而张学良，虽然年纪最轻，资历最浅，但他是张作霖的长子，而且掌握着奉军中最精锐的三四方面军。
在这场权力的角逐中，张学良最终胜出。这不仅因为他是张作霖的儿子，更重要的是，当时的形势需要一个能与国民党交涉、不亲日的新领导人。张作相虽然资历深，但思想较为守旧；杨宇霆虽然能力出众，但主张与桂系合作倒蒋，不利于与国民党交涉。相比之下，主张东北易帜、与国民政府合作的张学良成为了最佳人选。
然而权力的获得并不意味着统治的稳固，杨宇霆和常荫槐这两个老臣的存在，成为了张学良心头的一根刺。
杨宇霆野心勃勃，曾经冒领军部拨款370万元，企图发展个人势力。虽然被张作霖撤职，但后来又被重用。张作霖去世后，他更是肆无忌惮，常常在年轻的少帅面前倚老卖老，说教起来不给面子，时常把张学良挤兑得下不来台。
常荫槐则是杨宇霆的得力助手，兼任东北交通委员长和黑龙江省省长。他掌管着东北铁路局，利用手中的财权为杨宇霆抢地盘。更过分的是，他在经济上给张学良使绊子，甚至拒绝提供军费。
1929年1月11日下午，事情终于到了爆发的边缘。杨宇霆和常荫槐来到帅府，提出要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处，还要求撤换吕荣寰，让常荫槐接替中东路管事。张学良当场拒绝，但杨宇霆不依不饶，甚至拿出预先起草的文件要求张学良签字。
表面上，张学良平静地表示晚饭后再议，送走了二人。但实际上，他的内心已经在翻江倒海。他知道，如果不采取行动，自己的权力基础将会被这两人彻底侵蚀。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张学良想到了那枚银元。或许是出于对命运的敬畏，或许是不愿独自承担这个沉重的决定，他决定用这种方式来决定杨宇霆和常荫槐的生死。
当晚，杨宇霆和常荫槐再次来到帅府，却不知道等待他们的是死亡的判决。两人被当场处决，震惊了整个东北政坛。
事后张学良迅速公布了《杨常伏法之判决书》，列举了二人的罪状。他还给杨宇霆的夫人写信安慰，并给杨家和常家各发了一万现洋作为治丧费，还派人警告不准动杨家的财产。这些举动，既显示了他的果断，也体现了他的人情味。
然而这件事还是在张学良心中留下了永久的阴霾，它成为了张学良完成东北易帜后在内政方面的第一件大事，但也给他留下了一些诟病，被认为过于草率狠绝。
多年后，张学良回忆起这段往事时，仍然心有余悸。他承认当时"真迷信了"，并解释了为什么选择处决而不是关押杨宇霆。他还提到了妻子于凤至在这个决策中的影响。
这个事件不仅展现了张学良作为新继承人如何巩固权力，也让我们看到了他在面对内部威胁时的决断力。那枚神秘的银元，成为了这段历史的见证，也为这个残酷的政治斗争增添了一丝神秘色彩。
张学良的这次决定，对东北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它标志着奉系内部的权力斗争告一段落，张学良彻底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但同时，这种血腥的手段也让人看到了政治斗争的残酷性。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不禁要问：如果那天银元的结果不是这样，历史会不会有所不同？如果张学良选择宽恕杨宇霆和常荫槐，东北的政局又会如何发展？这些问题或许永远没有答案，但它们提醒我们，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一个小小的决定可能会改变整个局势。
张学良的这次经历，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领导人在面临重大抉择时的内心挣扎。他不是一个冷血无情的独裁者，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也会犹豫，也会迷信，也会为自己的决定感到后悔。这种人性的一面，让我们对历史人物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那枚被锁在铁柜里的银元，成为了张学良一生中最重要的纪念品之一。它不仅是一个重大决策的见证，更是张学良心路历程的象征。每当他看到这枚银元，都会想起那个命运被改变的夜晚，想起自己年轻时的果断和迷茫。
即使是最坚定的人，在面对生死抉择时也会寻求某种超自然的指引。它也提醒我们，在权力的游戏中，每一步棋都可能关乎生死，每一个决定都可能影响历史的走向。
让我们再次回到张学良晚年的那句话："杀杨宇霆前我从不迷信，但杀他后我不得不信。"这句话不仅道出了他对那次经历的感悟，也反映了一个政治家在面对权力和良知的双重考验时的复杂心理。
它让我们看到了政治斗争的残酷，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人性的复杂。无论我们如何评判张学良的这个决定，这个故事都将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个独特而耐人寻味的篇章。
参考资料
张学良晚年自述
王海晨,郭俊胜.张学良“枪杀杨常事件”评析[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