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以色列《国土报》报道，多名以军士兵承认，在加沙地带中部的内察里姆走廊，他们长期对接近该区域的巴勒斯坦人进行无差别攻击，不管是老人、妇女还是孩子，只要靠近就可能被射杀，且打完人后不管尸体，任由野狗啃食，此地因此被称为“尸体线”. 更令人发指的是，当地以军部队之间还进行“杀人比赛”，攀比哪支部队打死的巴勒斯坦人更多，完全无视生命尊严。
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日军少尉向井敏明与野田毅展开了惨无人道的“砍杀百人比赛”。
事件背景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随后上海沦陷，南京东南方向门户大开，日军趁机兵分三路进攻南京。日军第16师团作为最先逼近南京的部队，从淞沪地区出发后就制造了一系列烧杀淫掠事件.
比赛过程
1937年11月29日至12月10日期间，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在由上海进攻南京的途中展开“砍杀百人大竞赛”。11月30日，向无锡出发后，向井敏明已杀害56人，野田毅杀害了25人。12月2日下午6点攻占丹阳城前，向井敏明杀害86人，野田毅杀害65人 。12月5日，在句容再度相遇时，向井敏明杀害89人，野田毅杀害78人。12月10日，在南京城外的紫金山麓再次相会，向井敏明杀害106人，野田毅杀害105人，因无法判定谁先达到100人，便以平手判定，并约定继续比赛，看谁先杀满150人.
媒体报道
日本《东京日日新闻》从1937年11月29日至12月12日短短10余天的时间里，连续4次向日本国内跟踪报道了“杀人竞赛”的进展情况。1938年1月1日，上海租界英文《密勒氏评论报》转载了该消息，西班牙、苏联等国媒体也进行了报道，而中方媒体由于日军对南京城的封锁，直至1938年1月25日，《申报》（汉口版）和《新华日报》才分别对此事进行了报道.
事件后续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后，国民政府展开审判日本战犯的工作。1947年，时任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办事处官员的高文彬发现了《百人斩大竞赛》的报道，并将证据寄给南京军事法庭庭长石美瑜，中方随即申请抓捕向井敏明和野田毅。二人被抓获后引渡到中国，1947年12月18日，南京军事法庭对其进行审判，在确凿证据面前，他们的狡辩徒劳无功，最终被判处死刑，并于1948年1月28日在雨花台刑场执行枪决.
相关争议与证据
尽管日本右翼军国主义分子多次对该事件进行诡辩，试图掩盖侵华日军的恶行，但事实记载明确。1971年6月，日本《朝日新闻》记者本多胜一在中国走访调查后出版的《中国之旅》一书中，记载了百人斩事件四位幸存者的证词。此外，还有百人斩事件的杀人凶器、报道该事件的日文报纸原件以及南京军事法庭判处向井敏明、野田毅死刑的判决书底稿等证据，都充分证实了这一事件的真实性.
事件影响
向井敏明与野田毅的“百人斩”暴行是南京大屠杀期间日军惨无人道行为的典型代表，他们以无辜百姓和战俘的生命为赌注，满足扭曲的兽性与虚荣，这种血腥残忍的行为给南京人民带来了难以磨灭的伤痛和恐惧，成为人类历史上黑暗的一页，也让全世界看到了日军的残暴和战争的罪恶，时刻警示着人们铭记历史、防止类似悲剧重演.
可悲的是，南京大屠杀“百人斩”暴行又重现，以军进行无差别“杀人比赛”！
以色列军队在加沙地带中部内察里姆走廊的暴行，是对人道主义和国际法则的公然践踏，其残忍程度令人发指。
一、军事行动的非正义性
现代战争的任何军事行动都应遵循国际人道法所规定的原则，其中区分原则是最为基本的要求之一。这意味着在武装冲突中，战斗人员必须明确区分平民与战斗员、民用目标与军事目标，并且只对合法的军事目标进行攻击。然而，以军在该地区的表现却完全背离了这一原则。他们对接近内察里姆走廊的巴勒斯坦人进行无差别攻击，这种行为使得平民百姓陷入了极度的恐惧与危险之中。老人，他们或许已无力参与任何战斗，只是在这片饱经战火的土地上艰难求生；妇女，可能正肩负着照顾家庭和孩子的重任；而孩子们，本应在和平的环境中茁壮成长，却成为了以军枪口下的无辜牺牲品。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攻击，不仅造成了大量无辜平民的伤亡，也使得整个地区的人道主义危机急剧恶化。
二、对生命尊严的严重亵渎
当生命被无情剥夺后，以军对待尸体的方式更是让人不寒而栗。任由野狗啃食那些被射杀的巴勒斯坦人的尸体，这一行为不仅仅是对死者的侮辱，更是对生命尊严的极端蔑视。每一个生命都应该被尊重，无论其在生前处于何种境地，死后都不应遭受如此非人的待遇。这种行为不仅违背了基本的人道主义精神，也冲击了人类文明的底线。在战争的历史长河中，即使是最为残酷的战争，对待死者也通常会遵循一定的礼仪和规范，而以军的所作所为，无疑是将战争的野蛮性发挥到了极致。
三、“杀人比赛”背后的人性扭曲
如果说无差别攻击和亵渎尸体已经令人难以容忍，那么当地以军部队之间进行的“杀人比赛”则彻底暴露了人性的黑暗面。士兵们本应是保卫国家和人民的卫士，他们的职责是维护和平与正义。然而，在这里，他们却将杀人当作一种竞赛，一种炫耀的资本，攀比哪支部队打死的巴勒斯坦人更多。这种行为完全将生命视为儿戏，把他人的死亡当作自己获取荣誉和满足虚荣心的手段。在这种扭曲的心态下，巴勒斯坦人的生命被无情地量化和漠视，他们不再被看作是有血有肉、有情感有家庭的人类个体，而仅仅是一个冰冷的数字。这不仅反映出部分以军士兵个人的道德沦丧，更可能暗示着以军内部在教育、管理和纪律约束方面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四、地区和国际影响的多面性
从地区层面来看，以军的这种暴行无疑会进一步加剧巴以之间的仇恨与对立。巴勒斯坦人民长期以来在以色列的占领和压迫下艰难生存，而这样的暴行只会让他们心中的怒火燃烧得更加旺盛，促使他们更加坚定地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而抗争。这种仇恨的加深将使得巴以冲突陷入一个更加恶性循环的怪圈，和平解决的难度也会随之大大增加。从国际层面而言，以色列的行为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谴责。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和民间团体纷纷对以色列的暴行表示震惊和不满，这使得以色列在国际舆论场上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其国际形象受到了严重损害，国际社会对以色列在巴以问题上的政策和行动开始进行重新审视和质疑。同时，这也可能促使国际社会更加积极地介入巴以冲突，推动双方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争端，以避免更多无辜生命的丧失和人道主义灾难的进一步扩大。
五、历史教训的警示性
回顾历史，类似的暴行并非首次出现。南京大屠杀中，日军也曾对中国平民和战俘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屠杀和虐待，其中也不乏“杀人比赛”等令人发指的行为。这些历史事件都深刻地表明，当战争失去了约束，当人性被邪恶所吞噬，人类将会陷入无尽的灾难之中。以军在加沙的暴行再次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提醒我们必须重视对战争行为的规范和约束，加强国际人道法的执行力度，通过外交和和平手段解决国际争端，防止类似的悲剧在人类历史上再次重演。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维护人类的和平与尊严，推动人类文明向着更加美好的方向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