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出师表》有云：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

该论述表明将大汉王朝推向历史深渊的是汉桓帝与汉灵帝两代帝王，而他们采用的方法则是亲小人，远贤臣。这个论调是目前普遍认可的，在此不做争论。本文的重点是了解这个所谓的小人——外戚与宦官。二者交替专权，形成了一个难以破解的怪圈，两汉四百年的基业（关于两汉是继承关系还是截然不同的两个王朝也存在争议）就是被这个循环不止的怪圈渐渐削弱、瓦解，继而走向崩溃。

外戚：帝王的母族与妻族

自大禹传位于启，带有选举性质的禅让制改为了父传子的世袭君主制，公天下转变为家天下。此后，历代帝王大多出自开国君主一系，无论是父死子继还是兄终弟及，其继承人的范围都不大，君主的贤愚难以把控，治乱兴衰，改朝换代，循环往复的历史周期律应运而生，外戚干政则是这一现象的衍生状态之一。

由于医疗水平的限制，古代的君主世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幼主继位的局面。而为了稳固朝堂，保住江山社稷，外戚不得不走上台前，借助君权的力量，震慑群臣，扶保幼主，保证权力的平稳过渡。

外戚辅政本是幼主登基时期的最优解，毕竟亲戚比之外臣更值得信任。然而当品尝过绝对权力的滋味后，外戚群体自然而然地就迷失了本心，甘愿沉沦其中，无法自拔，辅政也就进化成了专权，帝王成为了傀儡。秦宣太后芈月主政便是先秦时期这一现象的典型代表。

秦始皇本人就深受外戚干政的影响（母后赵姬先是与权相吕不韦私通干政，后与嫪毐媾和发动叛乱），所以在一统华夏后，建立了更为明确地皇位继承制度，并拒绝立后，朝中无外戚，算是对根除外戚专政的一次尝试。只可惜，秦朝立国太短，无法验证这一方法的有效性。

刘邦建立汉朝后，吕雉成为华夏历史上第一个皇后。汉承秦制，并结合周代宗法制，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度，即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继承人的范围被进一步缩小。

刘邦死后，十六岁的嫡长子刘盈继位，太后吕雉以其年幼为由，强势辅政，对皇权多加干涉，并残害情敌与政敌戚夫人，给刘盈幼小的心灵造成了巨大创伤，导致其二十四岁便英年早逝。

刘盈死后，诸子年幼，吕后临朝称制，宗族子弟相继进入朝堂，开启了两汉外戚专政的先河。吕雉死后，周勃、陈平等人翦除诸吕之乱，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外戚专政的问题。

西汉时期，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主要集中在官僚集团、诸侯王与皇权的矛盾。这其中诸侯王无疑是最为强横且对皇权威胁最大的一股势力，官僚集团无法与之抗衡，必须引入新的势力，建立三方争斗的政治格局。于是，依托于皇权而生的外戚势力便被扶持了起来，相比于诸侯王，外戚更值得信赖，也更容易把控。三角关系的建立使皇权可以居中调和，这是当时历史条件下，加强中央集权最为有效的一项重要措施。

所以在诸吕之乱后，外戚势力不仅没有被铲除，反而继续受到帝王的信赖和重用。文帝、景帝时期，薄氏、窦氏等外戚势力多有参与朝政，但因为两个皇帝都是成年登基，所以并未出现外戚干政的局面。

然而，在景帝平定吴楚七国之乱后，西汉的政治格局悄然发生了变化。诸侯王势力遭到沉重打击，外戚与官僚集团则逐渐强势，与皇权之间的矛盾不断加深。

武帝即位后，以窦太皇太后与王太后为首的外戚势力在朝中影响力甚巨，武帝本欲推行儒学改革（积极进取，行法制，施仁政），以强化中央集权，但遭到了崇尚黄老之学（休养生息，无为而治）的窦太皇太后的强力阻挠，最终改革失败。直到窦太皇太后去世后，武帝才得以真正掌控朝堂，他的雄才伟略终于得以施展。

武帝时期最强外戚为卫氏，其代表人物便是大将军卫青与其外甥冠军侯霍去病，他们不仅没有擅权干政，反而忠诚贯彻武帝的核心思想，驱除胡虏，为大汉帝国开疆拓土，扬强汉天威于域外，其功业彪炳千秋，万世景仰。

汉武帝晚年，为了避免吕后、窦太后强势干政的故事重演，遂大肆诛杀后妃，试图根除后宫干政的隐患。然而幼子刘弗陵年仅八岁，根本无力掌控朝政，于是汉武帝便又托孤于外戚霍光（霍去病的异母弟），并安排金日磾、上官桀、桑弘羊等人协助，以防止霍光专权。外戚辅政也自此成为定制。

汉武帝时期，通过内外朝制度削弱了官僚集团的力量，通过推恩令彻底解决了诸侯王的隐患，但在根除外戚干政这个顽疾上，他并没能找到有效的办法。

武帝死后，霍光仅用数年时间，便扫灭了一切阻止他登上权力巅峰的拦路石，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强横的权臣之一，甚至做出了废立皇帝的举动，是历代权臣的心中偶像。霍光死后极尽哀荣，但其后人却因不满皇权的压制而造反，终致族灭。

霍氏之后，外戚势力依旧占据朝堂。西汉后期，王政君（汉元帝刘奭的皇后，活了84岁，辅佐了四代帝王，尽管中间曾被其他外戚夺权，但最终还是她笑到了最后）临朝称制后，侄子王莽把持朝政，大权独揽，最终篡汉自立，建立新朝，将西汉覆灭（王政君打死也想不到自己的侄子野心这么大，二人还为此爆发了剧烈冲突，但已经于事无补）。

王莽托古改制后，新朝阶级矛盾迅速激化，很快便爆发了席卷全国的绿林赤眉大起义，刘氏没落宗亲刘秀趁乱起事，最终依靠豪强地主的支持取得了天下，延续汉统，建立了东汉王朝。

刘秀登基之初，豪强地主在功臣身份的加持下，势力强横，对皇权造成威胁。为了稳固地位，刘秀采取了与功臣集团联姻的举措，将皇权与功臣家族权利绑定，双方休戚与共。此举虽然极大巩固了刘氏皇族的统治地位，但却造就了豪强、功臣、外戚、官僚四位一体的权力怪兽。

刘秀当然知道这个隐患的可怕之处，因此在他执政期间，相继出台了多项举措以防止外戚干政的局面出现，并明令外戚不得封侯当政，甚至通过度田之法，来削弱豪强地主的经济基础（然并卵）。

刘秀死后，29岁的四子刘庄（母亲阴丽华）即位，是为汉明帝，同样对外戚势力严加防范。

明帝去世后，19岁的五子刘炟（音达）即位，是为汉章帝，他一改父祖严防外戚的政策，对皇后窦氏一门多有纵容，窦皇后独霸后宫，窦氏已逝的父亲被追封为侯爵（刘秀很郁闷，后代太不听话了），哥哥窦宪权倾朝野。章帝死后，10岁的四子刘肇即位，是为汉和帝，窦太后临朝称制，多么熟悉的场景，该来的终究还是来了。

汉和帝之前的三位皇帝皆是壮年登基，没有给予外戚干政的机会。但自汉和帝开始，东汉的历任皇帝似是遭到了诅咒，几乎个个早夭。这就导致每一任承继法统者皆为小儿，其中最大的不过十五岁，最小的仅百天。一个个青春亮丽的小皇后，在最好的年纪纷纷做了寡居的太后，扶保年幼的皇子登基，以延续刘氏的江山社稷。

身为女性，太后们与外臣交往多有不便，于是便重用娘家的父兄们，让他们协助理政。这些人本就是豪强地主出身，势力强横，如今又有皇权加持，官僚集团根本无力抗拒，甚至多有依附，东汉的外戚干政现象自此登上历史舞台，并愈演愈烈，窦氏、邓氏、阎氏、梁氏、何氏轮番登场，上演了一幕幕争权夺利的闹剧，外戚干政彻底成为东汉政治生态中的一颗无法根治的毒瘤。

大权旁落，皇帝岂能甘心。为了夺回自己的权力，他们便拉拢身边的心腹宦官，这些人自幼伴其左右，悉心照顾，双方既是君臣亦是家人，信任度无可比拟。在宦官们的精心谋划下，外戚势力被成功扳倒。皇帝亲政后，对夺权有功的宦官加以重用，于是宦官干政的现象便应运而生，成为东汉政治生态中的另一颗无法根除的毒瘤。

皇帝夭亡后，幼子登基，宦官因身份卑贱，无辅政之权，外戚势力便再度卷土重来。如此循环往复的权力更迭，形成了东汉王朝独特的政治生态——外戚与宦官交替秉政。

宦官起初并非特指阉人，它是指在皇宫中为皇帝及皇族服务的官员的总称。先秦和西汉时期，宦官之中还有士人存在。后来为杜绝后宫乱象，宦官中阉人的比重日渐增大，及至东汉建立，刘秀直接规定：宦官皆用阉人。

汉武帝时期，设立内外朝以削弱相权，由侍中、常侍（中常侍简称）、给事中等组成的内朝成为中枢决策机构，由丞相领导的外朝则成为执行机构。

内朝官员品级低，职权大，多由皇帝近臣充当，易掌控，权力集中于皇帝一身。而常年伺候皇帝的宦官们也开始以中书宦官（机密事务上奏）的身份进入权力中枢，逐渐形成政治势力，并与官僚集团的利益产生矛盾，出现了最早的内廷与外朝冲突。

内朝诸官中，中常侍一职属于加官（可理解为本职之外的兼职），只要加中常侍衔便可出入宫中，随侍皇帝左右。西汉时期，加中常侍衔者皆为士人，且为皇帝宠臣。

刘秀建东汉后，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不设丞相，改设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三公分相权起自西汉），同时借鉴汉武帝的内外朝制度，设立尚书台，成为朝廷中枢，号称中台，直接听命于皇帝，掌决策权，三公自此成为虚职。以三公为首的官僚集团成为了尚书台所发布政令的执行机构，皇权得到高度集中。这给依附于皇权的宦官提供了专权的便利。

刘秀时期，中常侍已非加官，而是成了拥有具体职司的要职。起初，依旧是由士人担任。后来邓太后临朝称制，因与朝廷公卿交往不便，遂改为由阉人充任，并成为定制。

中常侍能上达天听， 掌诏令，权力极大，成为权阉必备职位。中常侍名额不定，可由多人共同担任，而随着宦官集团势力的日渐做大，中常侍数量也不断增加，及至臭名昭著的十常侍时期，已经达到了十二人（十常侍不是十个人，是十二个人，皆为中常侍）。

宦官专权的制度保障除了皇权高度集中以及中常侍这个特殊官职外，还有宦官封侯与养子继承。

汉和帝依靠宦官郑众铲除外戚窦氏，得封剿乡侯，开创了宦官封侯的先河。

汉顺帝依靠孙程等十九位宦官铲除外戚阎氏，将之全部封侯，并允许宦官收养子以承袭爵位，这给宦官们攫取权力提供了强大动力（没有宦官能抵御传宗接代的诱惑）。

除了制度保障外，东汉中后期皆为幼子即位，外戚干政成为普遍现象，皇帝长大后必然想夺回权力，而宦官则是他们唯一能够仰仗的力量，这为宦官势力的上位提供了绝佳的政治机会。

宦官们从小照顾小皇帝的衣食起居，感情至深，如父如母，与家人无异，是皇帝最为信任的亲人，这为宦官专权和权力稳固提供了无与伦比的感情基础。

宦官势力发展到汉末已经成为了豪强地主，但因为出身卑贱，受到世家鄙视，加之双方存在权力上的本质冲突，且无法调和。久而久之，以世家大族为根基的官僚集团协助外戚对抗以皇权为仰仗的宦官势力，逐渐成为东汉政治格局的主要形态。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