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颖超有两次怀孕经历，每一次都充满了艰辛......

1925年秋天，虽然夏天已经过去了很久，但广州市的气温依然居高不下。尤其是中午的时候，人们走在街上，浑身都被热浪包围，不由得就加快脚步，想要赶紧回到家里，以躲避烈日给人带来的眩晕感。

这天中午，一辆汽车行驶在文德东路上，车里只有司机和一个坐在后排的身影，安静得能听见手表秒针“嚓嚓嚓”的跳动声。

突然，坐在后排的人打破了车里的寂静，催促司机开得快一点，他正是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

周恩来

此时的周恩来眉头紧锁，脸上挂着晶亮的汗珠，整个人处在一种深深的不安当中。在革命的风浪中锤炼了几年，虽然还没有达到宠辱不惊的境界，但周恩来一向沉稳、冷静，很少有这么慌乱的时候。

他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但不久前打进办公室的那个电话一直盘旋在他的耳边，那是妻子邓颖超打给他的电话。在电话里，邓颖超声音颤颤地告诉他，自己生了大病，让他马上回家。

周恩来和邓颖超

挂断电话，周恩来的心难以平静。以他对邓颖超的了解，除非到了万不得已的地步，否则她是不会打扰他的工作的。

想到这里，周恩来的表情更凝重了，他心急如焚地下了楼，让司机发动汽车。不一会儿，汽车就咆哮着冲入了街道。

在车上，周恩来的心一直悬着，很多念头在他的脑海里缠来绕去：邓颖超为什么突然生病了？明明早上他出门的时候，她还很精神，并且笑着把他送到了门口。

只不过过去了几个小时，她怎么无缘无故就生病了，而且情况还这么严重。难道是患了阑尾炎？或者是老毛病犯了？

说到邓颖超的老毛病，周恩来短暂地回想起了1919年。那一年，五四运动如火如荼地爆发了，这股汹涌的浪潮从北京蔓延到天津、上海等城市，最后覆盖了整个中国。

周恩来、邓颖超也加入到了轰轰烈烈的浪潮中，他们和天津的爱国学生一起，每天坐在天津警署门口，用绝食的方式向当局表示抗议。

当时，邓颖超只有15岁。由于身体底子差，再加上一直参加革命活动，辛苦奔波，积劳成疾，曾经一度有生命危险。

多亏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常年研习中医，精通医理、药理，给邓颖超开了中药，亲自照顾她服用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把她救了回来。但大病一场后，邓颖超只要身体太过疲倦，就可能出现吐血的症状。

1919年，邓颖超和觉悟社成员在天津

难道是又吐血了？想到这里，周恩来强压着心里的着急，沉声问司机：“快到了吧？”司机说：“是的，快到了，周主任。”

几分钟后，汽车开进一幢三层小楼，这里就是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广州的家。车刚停下，周恩来大步跃下车，向楼上走去。

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广州的住所

周恩来一边快步向卧室走，一边反复叫邓颖超的名字：“小超，小超......”。屋里的外国医生听到有人上楼来了，便出来一探究竟。

周恩来看到医生，紧张地问道：“我的夫人她生了什么病？要不要送医院？”医生扬起手制止他继续问下去。

医生的反应，让周恩来的心猛地收缩起来：难道邓颖超真的病得很重吗？要不然为什么医生让他安静，不许他吵到病人呢。

医生指了指隔壁的房间，周恩来点点头，跟着医生走了进去。医生摇头叹息地告诉周恩来：“我已经控制了出血，但是孩子流产了。夫人休息几天就没有事了。”

孩子？流产？

听到这四个字，周恩来感到非常震惊，邓颖超怀孕了？她什么时候怀孕的？他居然对这件事一无所知。

自从结婚后，周恩来和邓颖超既是革命战友，又是彼此生活上的知心人。周恩来懂邓颖超，懂她骨子里的善良，懂她的坚强，知道她很小就参加革命，早就养成了凡事不依赖别人、不麻烦别人、自己作主的习惯。

在两个人的婚姻生活中，邓颖超也是一个人把家里的大事小事处理得妥妥当当，从来不让周恩来操心，让他可以心无旁骛地干革命工作。

邓颖超

但是，怀孕是一件大事，这个孩子是属于他们两个人的孩子，是他们爱情的见证、生命的延续......她应该第一时间把这个喜讯告诉他的呀！

周恩来不愿相信孩子已经没了，他哀伤而倔强地问医生：“医生，孩子已经流产了吗？”

医生的语气中大有责备之意：

当然！夫人喝的是堕胎药，毒性很厉害，对大人身体伤害很大，更不要说一个才两个多月的胚胎了。幸好抢救及时，否则连大人的性命都难保了。以后你们千万记住，绝对不能自己打胎，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知道吗？

医生的话，摁灭了周恩来心底最后一丝希望。而捕捉到“打胎”这两个字，周恩来原本震惊的表情中又夹杂了几分愁情忧绪，心怅然叹了一声。

送走医生后，周恩来重新回到楼上。虽然邓颖超隐瞒怀孕，甚至自作主张打胎的事让他很伤心，但看到邓颖超的身体受到很大的损伤，周恩来也打心底心疼她。

邓颖超看到周恩来进来，很吃力地想要坐起来。周恩来立即伸出手，按住她的肩膀，让她好好躺下。

屋子里的气氛突地静如子夜。

邓颖超心里清楚，在这件事上，是她做得欠考虑，没有顾及周恩来的感受。看到周恩来的眉头皱得越来越紧，又黯然神伤的样子，邓颖超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她把身子转过去，默默地流下眼泪。

几个小时以前，她是那么胸有成竹，以为喝下堕胎药，就会彻底抹除肚子里孩子的存在，使她的生活能够继续保持原来的样子，使她能够一心扑在革命事业上。

然而，喝下那碗堕胎药，邓颖超感到她的人生仿佛像过了半个世纪那么漫长。

堕胎药，使她经受了撕心裂肺的身体之痛；打掉亲生骨肉，又使她经受了刻骨铭心的丧子之痛。

在经历了这场“大劫”之后，邓颖超这才知道，当她怀上孩子的那一刻，那个孩子就在她的生命里刻上了一生的印记，是她无论如何都抹除不掉的。

她的冲动造成了严重的过错，她看着周恩来，心里想着该怎么把她怀孕、决定打胎的事情向他解释。

事情是这样的。几天前，邓颖超早上起床，突然感到一阵恶心，隐隐觉得自己也许是怀孕了。一想到这个可能，邓颖超紧张的心都要跳出来。

生儿育女是所有女人至高的企盼，但邓颖超是一个女革命者，革命常常伴随着危险，意识到自己怀孕了，邓颖超心里没有多少即将为人母的喜悦，反而是谨慎多于兴奋。

当时，李富春、蔡畅夫妇和邓颖超、周恩来住在同一套寓所里。他们是亲密的战友，又是知心朋友，关系十分紧密。

在留法期间，蔡畅生过孩子，懂得比她多。于是，邓颖超马上去找蔡畅，想让她判断自己是不是怀孕了。蔡畅仔细询问了邓颖超的身体情况，一脸恭喜地对她说：“你要当妈妈了！”

李富春和蔡畅

她真的怀孕了？21岁的邓颖超仿佛在梦里一般。

不久前，她才调到广州，她在这里承担着多项革命工作，她的身上还背负着很多使命和责任。

如果现在把这个孩子生下来，她如何专心地去做革命工作，这个孩子无疑会是她革命道路上的“负担”。

邓颖超闭上双眼，内心各种矛盾、犹豫、挣扎，再睁开时，她的决心以下，她要把这个孩子打掉。

这天一大早，送周恩来出门后，邓颖超熬了一碗特地配制的堕胎药，一口气喝了下去。喝药的时候，她的脑海里想了很多。

她想到，如今广州的革命气氛空前浓烈，许多爱国人士正纷纷向广州集结，革命需要很多人的力量，才能带来真正的改变；

她想到，既然走上了革命道路，她就要把天伦之乐抛开，要付出所有精力和热忱，甚至要随时做好为革命献身的准备；

她想到，她和周恩来带着一个孩子，在险恶丛生的革命道路上行走该是何等的艰难，简直是不能想象。现在生孩子不是明智之举，会给她和周恩来的革命工作造成很多不便和困扰。

邓颖超

这么想着，邓颖超硬着眉头把堕胎药咕咚咕咚全喝下去。她对这碗堕胎药寄予厚望，祈祷它把孩子从她的体内打下来。

这碗药药性很快，不一会儿邓颖超的肚子就疼得厉害，像刀割一样，而且疼痛越来越密，越来越强烈，她只有强撑着才保持清醒。

随着疼痛的加剧，邓颖超感觉身上有些不对劲，意识到事情正走向不可控的地步，她突然变得没有把握。

她会有危险吗？她没有告诉周恩来自己怀孕的事情，还自作主张的打胎，如果她出了事，会给周恩来带来多么大的冲击啊。

于是，邓颖超艰难地举着电话，给周恩来拨了过去。当时，周恩来正忙着处理公事，拿起电话后，邓颖超还没有开口说话，周恩来就听到她的呼吸声很沉重、很疲惫，好像不堪重负。

周恩来的心提了起来，脱口而出：“出什么事了？”

“我生......我生了急病，你马上回......回来......”

放下电话，周恩来立即吩咐副官去请一位医生，去家里看看。万幸医生及时赶到，否则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看到邓颖超脱离了危险，周恩来揪着的一颗心才落了地。

刚从生死边缘走回来、不用再履行为母之职的邓颖超，对周恩来充满愧疚。那个被打掉的孩子是她的孩子，也是周恩来的血脉。她没有经过周恩来的同意，就决意打胎，实在是太不应该了。

这时候的邓颖超，心里非常的后悔，如果时光能够倒流，她会放弃打胎的想法。那么现在，她也许正在把怀孕的喜讯告诉周恩来，也许他们正沉浸在迎接新生命的喜悦中。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他们的心都被痛苦占据着。

可是，时间不能重来，那个跳动的小生命已经从她的肚子里滑落，永远地离开了她。

承受着身体上的痛楚，承受着懊悔和愧疚的煎熬，邓颖超的身体仿佛被掏空。她痛苦地蹙着眉，眼眶含着热泪，好像下一秒就要夺眶而出。

看到上午话别时还笑容满面的妻子，面容这么憔悴，周恩来心里难过极了。而想到自己的亲生骨肉还没有降落在人间，就悄然逝去，不留痕迹，周恩来更是难过得说不出话。

那可是他的骨肉啊！

周恩来心里的难过转化为生气，一向儒雅的他少见的动了气：“你怎么能这么轻率，不为自己生命负责！不！还有一个无辜的生命，为什么不能等我回来商量后再做决定？再说，我是孩子的父亲啊......”

父亲，这是一个多么动人的词汇。周恩来也渴望成为父亲，也梦想着把一个嗷嗷待哺的孩子抚养长大，听他/她叫一声“爸爸”，享受一家三口在一起的幸福时光。

说到这个词，周恩来很动情，心里泛起一阵酸楚。

想想自己都27岁了，在那个年代，和他一样年纪的人都已经生了好几个孩子，可是他膝下还没有一儿半女......

“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啊！你怎么当做儿戏呢？”

周恩来

邓颖超感到非常内疚，但她还是想把她非要这么做的原因告诉周恩来：“我是怕孩子生下来影响我们的工作，让你分心......”

周恩来说：

孩子是我们俩的，要不要，应该由我们共同决定。再说，孩子不仅是我们的后代，也是革命的后代。他有权来到这个世界上。孩子没有罪嘛！你看你，为了不要孩子，却将自己搞成这个样子，你让我如何不分心？

周恩来愁眉紧蹙，像是在极力遏制内心翻滚的波涛。而他的一席话，也深深地击中了邓颖超的心。

这是她没有思考到的。的的确确！一个新生命的降临，代表着革命后继有人，代表着革命薪火生生不息，她怎么忽视了这一点。

然而，一切都晚了，邓颖超追悔莫及。

周恩来的话还没有说完，但是看到邓颖超这样自责，他的心也跟着难受起来，哪里还舍得责怪她。

周恩来把他的手放在邓颖超的手背上，关切地对她说：“把妈妈接来吧。好了，我不再说了，孩子已经没了。现在你要养好身体，有了好身体才能干好工作，才有未来。”

邓颖超听了这些话，心里好受多了。

经过这件事邓颖超才发现，原来周恩来对孩子这么感兴趣，这是她以前没有想到的。她想，他们年华正好，以后还会有孩子的。

1926年夏天，邓颖超再次怀孕了。经历了上次打胎的事情，这次她完全改变了自己的想法，她要好好生下这个孩子。

哪怕世道艰难，哪怕现在的国家硝烟弥漫，她也要给这个孩子生存的机会，她要保护她的孩子活下去。

此时的周恩来和邓颖超是这么想的，他们觉得，革命会照亮我们民族的前程，也会照亮他们的孩子的未来。

为了将这个孩子平安生下，邓颖超把母亲请到了广州。

1926年，邓颖超一边忍受着怀孕的辛苦，一边奋战在革命一线，在广东省党部妇女部工作。与此同时，全国上下风云变幻，革命形势越来越严峻。

蒋介石的野心越来越膨胀，并不断中伤、诋毁共产党人。周恩来担心，一场狂风暴雨马上就要来了。

1926年年底，中央指示周恩来奔赴上海，去那里组织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收到这一艰巨的任务，周恩来兴高采烈，溢于言表。

如果起义成功，国民党攻击中共“坐收渔翁之利”、“攫取”革命果实的谎言就会不攻自破，周恩来对这次起义的成功满怀期待。

但想到邓颖超现在怀着孕，周恩来不放心离开她，想着该怎么把这件事告诉她......

邓颖超看到周恩来支支吾吾的样子，心里已经猜到了八九分，温柔地问：“是不是要走了？”周恩来不可思议地问：“你知道了？”

邓颖超低头用手轻轻抚摸肚子，看着周恩来说：“我已经知道了！只有在东方最大的城市上海发动攻势，北伐战争才能形成全国燎原之势。我，你不用担心，有母亲在跟前，你放心走吧。等我把孩子生下后再去找你。”

邓颖超以革命为重的精神让周恩来产生了一种欣逢知己的喜悦，他心里的为难顿时烟消云散。

他想，他的妻子是他的知己，又是他的革命同路人，他们能终生相守，还能在革命的道路上携手并进，互相体谅，这不就是他理想中的婚姻吗！

没过多久，周恩来依依不舍地告别了邓颖超，踏上了去往上海的路程。当时，恐怖的黑云即将笼罩整个中国，错综复杂的局势给他们的告别抹上了一层别样的情绪。

登上开往广州的船只，想到下次再见到邓颖超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周恩来不禁产生了深深的担忧。

他心里想，邓颖超能顺利生下这个孩子吗？生产的过程会不会有危险？他忍不住怪自己，离开时怎么没有交代岳母，万一分娩困难，要优先保护邓颖超的安全。

想到这里，周恩来觉得，落地上海后必须给家里写封信，再交代一遍。

但是，周恩来心里的千头万绪很快就飘散而去。此时的他身上背负着重任，他必须以革命为先，只能把家庭的问题先放一放。

上海的局势如何？是否具备策划一次大规模起义的条件？怎么才能在完成一切使命的同时避免流血？周恩来严肃地想着到上海以后的事情。

到上海后，他就需要把所有的时间和注意力投入到举行起义的事情上去。因为这件事，关系到革命的大局。

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周恩来

抵达上海后，周恩来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给家里寄过信，叮嘱邓颖超好好休息，不要太过劳累，放松身心，同时把他和罗亦农、王若飞等人组织起义的详细情况告诉了邓颖超。

日子一天天过去，邓颖超的肚子越来越大。距离一个新生命的降临越来越近了，距离周恩来当上爸爸的时间也越来越近了。

周恩来和邓颖超分隔两地，但他们的心情是一样的，他们共同期待着孩子的到来。

虽然沉浸在即将身为人父的激动之中，但相比这件私事，周恩来最牵挂的还是起义之事，经过他们周密部署的起义正进入最后的准备阶段。

最终，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胜利。

但令周恩来没有想到的是，蒋介石会如此迅速地破坏国共关系。

上海各界庆祝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

1927年4月12日，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一场劫难降临到中共革命党人头上。一时间，国民党肆意逮捕共产党人，上海滩危机四伏。

此时，身在广州的邓颖超还不知道上海已经是乌云密布，她正住在医院里等待着生产。没过多久，生产的日子就到了。

然而，邓颖超的生产过程并不顺利，生了三天孩子都没有落地。整个产房气氛十分凝重，医生和护士都在紧张地进行着工作。

如果不及时把孩子催生出来，一直这么拖延下去，孩子会憋死在肚子里。医生拿定了注意，使用助产钳助产，把孩子的头从邓颖超的身体里拽了出来。

孩子落地后，医生轻轻拍打孩子的身体，试图用这种方式唤醒孩子的生命意识，但并没有奏效。孩子依然奄奄一息，还没有看这个世界一眼就撒手人寰。

躺在病床上的邓颖超一直看着医生抢救的画面，泪水不断地从她的脸颊上滚落下来，怎么都止不住，她为失去的孩子而哭。

这个如烟火一样的生命， 只是短暂地停留在她的身体里，就无声无息地熄灭，却让她一辈子都难以忘怀。

失去孩子，让邓颖超悲痛欲绝。然而，当她离开产房，一个个晴天霹雳般的消息传到她的耳朵里，更让她焦急万分。

她很快就得知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事情，同时得知几千名革命者死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枪下。邓颖超又愤慨又难过。

她坐立不安，想知道周恩来现在在什么地方，是不是安然无恙？在那一刻，她把失去孩子的那一份舐犊之情藏在心底，只想赶往上海，和周恩来、和同志们一起同舟共济......

目光投向上海。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在同志们的保护下，周恩来安全脱离了敌人的魔爪，但他仍然选择留在上海，想方设法解救身陷囹圄的同志。

与此同时，广州的形势也危急了起来，不少共产党人被捕。周恩来十分担心邓颖超，给她发去一则消息：尽快前往上海。

邓颖超收到消息，立即带着母亲动身了。去上海的路困难重重，邓颖超母女不得不绕道香港，再乘船去上海。

邓颖超和母亲杨振德

路上条件恶劣，刚刚生产不久的邓颖超承受了太多的劳累，身体状况变得糟糕起来。进入上海后，她累得心力交疲，只能去医院休养。

让她欢喜的是，她见到了阔别几个月的周恩来。

在邓颖超赶往上海的途中，周恩来听说了孩子夭折的事。见到邓颖超，周恩来什么都没有问。

因为说起这件事，只会让他们沉浸在悲痛之中。现在危险就在眼前，他们有很多事情要做，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拘泥于家庭之中。

经过十几天的休养，邓颖超的身体大为好转。但是，在做检查的时候，医生看到她的检查报告，一脸不可思议地问她：“你从生育以后到现在，是不是没有休息？”

邓颖超用沉默回答了这个问题。

医生满怀遗憾地说：“你的身体已经无法复原了，以后恐怕要终身......不孕！”

听了医生的话，23岁的邓颖超内心很平静。她没有伤心，反而觉得这样的结果也好。

作为革命者，他们的身上担负着太多的责任。倘若生下孩子，也给不了孩子一个安全的成长环境，还会有很多顾虑和牵绊，没有孩子也罢。这是她和周恩来此时的想法。

就这样，周恩来和邓颖超无奈又坦然地接受了这辈子无法为人父母的命运......

周恩来和邓颖超

此后许多年，周恩来和邓颖超一起为革命事业继续奋斗着，他们一生都没有自己的子女......

参考书目：

《周恩来和他的孩子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