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3月，随着中国第二任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因病去世，公安部长一职的空缺引发了领导层的深思熟虑。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讨论中，原本倾向于资深革命家曾山的人选因其意外去世而告吹。在这一连串变故中，经验丰富且稳定的李震成为了最终的选择。这一系列的人事变动如何影响了公安部在这一关键时期的方向呢？
1972年3月26日，随着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因胃癌去世，中央高层迫切需要决定其继任者。通常情况下，这样的职务空缺会由经验丰富的副部长填补，而当时的常务副部长李震正是人选之一。
当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并征询意见时，毛泽东沉默良久，最终出人意料地提出了曾山的名字，这个建议显然出乎周恩来的预料，因为按照常规，接替者应是内部资深干部，而曾山虽然资历深厚，却不在公安系统内部。
曾山与毛泽东有着深厚历史联系的人物，早在井冈山时期就是毛泽东的坚定支持者，是陈毅的挚友，还在若干重大历史时刻为党的革命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提名，虽然突破了常规，却反映出毛泽东对其深厚信任及其独到的政治洞察力。
1945年，随着上海的解放，曾山被任命为该市的副市长，他在职期间主管经济事务，尽管管理着巨额的公款，曾山却以身作则，坚持共产党员的清廉标准——不图个人享受，勤勉尽职。
在物资紧张的年代，曾山的生活非常朴素，尽管身为城市的高级官员，他所穿的棉袄破烂至极。在他的夫人邓六金所著的《我与曾山》一书中，她回忆道：“他的棉袄破得只剩线框，我多次提议给他置办新衣，他总是摆手拒绝，坚持让我拿针线来补补，继续穿。
穿着外表的简朴掩盖了他的职务重要性，当棉袄无法再穿时，曾山又发挥了他的机智，裁制了一件罩衫外套，以遮掩那件破烂的棉衣。这样的装扮让不了解他的人难以相信，这位看似不修边幅的老人竟是上海的副市长。
曾山对家庭教育同样严格，当他的两个女儿从前妻那里来到上海希望得到他的帮助安排工作时，他没有利用自己的职权为她们谋取便利，而是鼓励她们加入工厂成为普通工人，体验劳动人民的生活。他经常强调的一句话是：“我们拥有的一切都是劳动人民给予的，我们永远是劳动群众的一份子，这比任何东西都重要。
在1972年3月的一个凄冷的夜晚，陈正人由于心肌梗塞突发，未能及时获得救治，于次日黎明前逝世。曾山夫妇曾在陈病重时前去探望，并叮咛他务必照顾好自己的健康，。陈正人的突然去世让曾山悲痛欲绝，他是第一个赶到现场的，亲自协助处理丧事。
曾山在陈家组织后事，在众人面前泪流满面，他对陈正人的儿子表示，陈正人曾在危难时刻救过他的命，两人的关系远超过血缘。他们的友谊如同家人一般深厚，这种情感超越了常人的理解。
当曾山将这一噩耗告知周恩来时，周总理也表现出深深的悲痛和遗憾，他表示：“真是耽误了！这是本不应发生的悲剧。”随后，周恩来在考虑到陈正人的去世同时也是曾山复出的一个关键时刻，决定让曾山在追悼会上致悼词，这在党内是有特定含义的。
按照中共的传统，高级官员逝世时，致悼词的人通常需要比逝者的官职高，这是对逝者的尊重，也是对生者地位的象征。周恩来这一决策曾山将重新出任要职，更是在党内外传递出几个明确的信号：一是曾山即将重返工作岗位；二是他将担任重要职务；三是表明毛主席对曾山担任公安部部长的支持。
曾山起初并不知情，后经询问才明白这背后是毛主席的决策，曾山感到既激动又重负，他深知自己即将承担的责任重大，同时也感受到了来自领导层的信任和期望。
1972年1月6日，陈毅因长期患病而逝世，这对曾山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陈毅是他的战友，更是他的挚友和精神支柱。曾山深感失落，他的心情极度沉重，难以承受这一损失的痛苦。
仅仅一天后，曾山也因心脏病急性发作突然去世，他的逝世被视为对陈毅离世的极端反应，仿佛他的生命与陈毅紧密相连，无法承受彼此分离的痛楚。有人说，这是因为曾山的精神和情感与陈毅紧密绑定，他的去世似乎在无声地表达他对挚友的深切怀念和不舍。
在他们共同奋斗的岁月里，曾山和陈毅共同经历了无数艰难与挑战，两人的友情在革命的磨砺中愈发坚固。他们是并肩作战的战友，更像是亲兄弟一样，共同分享生活中的苦与乐。曾山的突然离世，让人不禁联想到，也许在另一个世界里，他们能够再次相聚，重温那些共同为理想奋斗的青春岁月。
在1972年4月20日的追悼会上，毛泽东主席特意送来了花圈，表达对曾山的哀悼与敬意，而周恩来总理则从外地匆匆返回北京，确保能亲自出席这一仪式。
曾山与陈毅元帅是战场上的搭档，更是生活中亲密无间的朋友。他们一起经历了无数艰难的战斗与挑战，共同为中国的解放事业奋斗了一生。两人相继逝世，仅仅相隔短短三个月，这种几乎同时离世的巧合，让人不禁感叹于他们之间深厚的友谊和共同的命运。
追悼会上，许多老战友和后辈们纷纷表达了对曾山的怀念和敬仰，他们回忆曾山在革命中的英勇事迹，以及他对朋友深厚的情谊。他们讲述了曾山与陈毅在艰苦岁月中彼此支持，共同度过无数生死关头的故事。
在一次紧急的高层会议中，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讨论了公安部部长人选的重要问题，周总理坦率地推荐李震担任公安部部长，强调了李震在公安系统的丰富经验及其领导能力。周总理表示：“李震同志经验丰富，在领导公安部门上有着独到的见解，非常适合这一职务。
毛主席经过仔细考虑，对周总理的提议表示赞同，他指出：“李震同志在革命过程中表现出色，无论在军区还是公安部门，都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并且能够团结周围的同志，我认为他非常适合领导公安部。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李震以其卓越的领导才能和深厚的政治背景，被委以重任，历任重庆总工会主席、第十二军副政治委员及政治委员，以及第三兵团政治部主任。1955年，他的贡献被进一步认可，荣获少将军衔，在军事和政治领域的显著成就。
随着1967年公安部职能的进一步加强，李震被党中央任命为常务副部长，辅助时任部长谢富治，确保公安部门的高效运作。李震以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工作能力，推动了部门效率，还在多个关键时刻展示了其敏锐的政治洞察力。
1972年谢富治因病不幸住院，李震暂时承担起公安部的主要管理职责，他稳定了部门的运作，还有效应对了多起重大安全事件，其卓越的领导和危机管理能力，当提出谁来接替部长一职时，他自然而然成为了不二人选。
次日，中共中央发出正式通知，宣布李震为新任公安部部长，负责领导公安部的全面工作。李震上任后立刻着手稳定公安部的管理局面。他迅速召开部门会议，制定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政策和措施，确保公安部的工作能够高效有序进行。李震坚持深入实际，常常加班加点工作，亲自参与解决各种复杂的公安问题，推动部门各项工作逐步规范化、正常化。
在其领导下，公安部迎来了一系列改革和创新，使得国内治安得到了显著改善，李震的工作得到了中央高层包括毛主席的高度评价。
在李震的领导下，公安部快速恢复了稳定，还在他上任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这些成效得到了毛主席的高度评价，也让李震赢得了更广泛的尊重和认可。通过李震的努力，公安部的工作环境和社会治安状况得到了有效改善，党中央对他的信任和期望也因此得到了回报。
选择公安部部长一职并非偶然，每一次的任免都反映出我党对国家重要职务的严格考察和高度重视。李震的成功继任是个人能力的体现，党中央对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重要性的深刻理解。这一系列的决策过程和实施成效，充分展示了我党在确保国家长治久安方面的坚定决心和明智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