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现状与挑战：未成年人社交媒体使用的隐忧
近年来，未成年人过度使用社交媒体引发的身心健康问题已成为全球性议题。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数据，截至2024年底，我国未成年人网民规模达1.83亿，其中短视频用户占比超75%。尽管我国已推行“青少年模式”和防沉迷系统，但实际效果有限：仅38%的平台能通过实名认证主动触发该模式，62%的家长承认曾将账号借给孩子使用，形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局面。
全国政协委员陈伟志指出，社交媒体的“社交属性”使其难以实时监控内容，而不实信息、网络欺凌、欺诈等现象频发，缺乏辨别能力的未成年人极易受到误导。英国《柳叶刀》研究也证实，过度使用社交媒体与青少年抑郁症存在显著关联。此外，现有法规仅禁止未成年人出镜直播或打赏，却未明确禁止其使用社交媒体，导致平台常以“擦边球”规避监管。
二、国际经验：立法与争议并存
全球多国已尝试通过立法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例如，澳大利亚于2024年通过《网络安全修正案》，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主流社交平台，违者平台最高罚款5000万澳元（约合人民币2.35亿元），即使家长同意亦不可豁免。美国佛罗里达州规定14岁以下禁止开设账号，14-16岁需家长同意；欧盟则要求平台在收集未成年人数据前需获监护人许可。
然而，澳大利亚的“一刀切”政策引发争议。西悉尼大学教授阿曼达·瑟德指出，禁令可能迫使青少年转向加密通讯工具，反而增加接触不良信息的风险。Meta、TikTok等平台也批评此类法规未解决年龄验证等技术难题，并可能侵犯隐私。
三、立法必要性：明确责任与强化执行
陈伟志建议，修订《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明确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并禁止平台向未成年人提供成人账号租售服务。现有条例虽禁止游戏账号租售，但未涵盖社交媒体账号，导致未成年人可通过成人账号绕过监管。
此外，需建立多方协同机制：
1. **平台责任**：强制要求社交平台完善实名认证与年龄验证技术，将未成年人保护纳入核心业务；
2. **家庭与教育引导**：通过“教联体”加强家长教育，培养未成年人健康上网习惯，丰富线下活动以替代虚拟社交；
3. **技术防控**：借鉴澳大利亚经验，要求平台开发非侵入式年龄验证方案（如生物识别），避免强制收集敏感信息。
四、争议与反思：权利保护与治理平衡
反对者认为，全面禁令可能成为“鸵鸟政策”，忽视社交媒体对未成年人社交能力、信息获取的积极作用。瑟德教授强调，应推动平台优化内容审核算法，而非简单禁止，同时家长需通过日常沟通帮助孩子建立数字素养。
此外，技术治理的局限性不容忽视。例如，澳大利亚的年龄验证试验暴露了隐私泄露风险，而Meta等公司主张由应用商店而非平台承担验证责任，凸显责任划分的复杂性。
五、综合建议：分步推进与动态调整
1. **分年龄段管理**：参考美国佛罗里达州模式，对14岁以下采取严格禁止，14-16岁需家长授权，并配套监护培训机制；
2. **试点先行**：在部分省市试行社交媒体分级制度，评估社会影响后再推广；
3. **强化技术研发**：政府可资助第三方机构开发低成本、高精度的年龄验证工具，平衡隐私与安全需求；
4. **完善救济机制**：为因禁令受限的未成年人提供替代性社交渠道（如教育类平台），并设立心理疏导服务。
结语
立法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本质是权衡保护与权利后的阶段性选择。长远来看，需构建“家庭-学校-平台-政府”协同治理的生态系统，既防范风险，又为未成年人保留数字化成长的合理空间。正如陈伟志所言：“唯有明确责任边界、强化执行力度，才能为下一代筑牢网络防火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