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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邓公访问新加坡，李光耀严厉恳求中国停止支持东南亚共产党一切行动，邓公对此作何回答？

1978年11月，时任中央副主席的邓小平应邀前往新加坡，参观学习新加坡“应用外资”的相关经验。彼时的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亲切接见了邓公，与其展开了一番友好交流。

双方不仅就国家发展谈论许多，更对彼时紧张的东南亚局势做出了一番交流。

在对话过程中，李光耀直言不讳地表示：想要东南亚诸国站在中国一边，对抗越南与背后的苏联，中国必须停止对东南亚共产党的继续支持。”

面对刁钻的要求，邓公并没有立即做出回答。

但两年之后，马来西亚、印尼等东南亚国家共产党在华电台广播突然停止，一应中国援助全部中止，算是对李光耀的要求做出了回应。

邓公为何要同意这样不利于共产主义联盟团结的请求？做出这样“交易”背后，邓公又有怎样的思考呢？

李光耀的请求

1977年7月，中共中央召开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已经古稀之年的我党元老邓小平的一应党政军领导职务，为此后中国政坛的彻底拨乱反正打好了坚定基础。

作为一度被指认苛责的“走资派领袖”，邓公此次复出之后实际上就已经基本想好了未来中国的发展方向。

在彼时中国和世界的境况之下，走向世界、学习西方先进经验显然远比固步自封来的更加现实。

为了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之上，自主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新发展道路，邓公自复出后不久便开始了四处求取经验的旅程。

1978年11月，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邓公，应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的邀请前往新加坡访问。

11月12日，随着飞机缓缓降落，邓公为期两天的访问旅程正式拉开了序幕。尽管邓公复出后并未就任国家元首，但其深厚的政治资历和在中国国内的地位却早已得到世界各国领导人的认可。

在媒体的热烈欢迎之下，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亲自出面，迎接邓公这位远道而来的客人。

邓公此行新加坡，最为重要的一件大事便是学习新加坡运用外资的相关经验。中国要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实行自主改革，是没有过去的经验可以参考的。

是否应该运用资本或者外国资本？到底该如何运用外资？这些问题都是十分重要的。

因此，想要在此过程中避免重大失误，便一定要充分考察学习他国运用外资的经验。

在李光耀的带领之下，邓公参观了彼时新加坡最大的新兴工业中心，在那里亲眼见证了新加坡政府对外资的利用。

多年后，谈及中国“改革开放”的壮举，邓公仍旧不免感叹，“新加坡经验”给了自己很大的启发。

实际上，也正是在此次访问回国后的第二个月，“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设备”等相关政策便被写进了党章之内，足可见此次出访新加坡，邓公可谓是获利颇丰。

然而除却探讨学习如何利用外资经验之外，邓公此次出访新加坡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打开中国外交困境。

在李光耀亲自主持举行的欢迎宴会上，邓公便再一次强调了中国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指明希望能够与周边乃至世界各个友好国家重建关系。

然而面对邓公的示好，李光耀似乎并不十分认可，反而向邓公提出了“停止革命输出”的重要要求。

邓公闻言陷入了片刻的沉默，随后缓缓开口道：“你要我怎么做？”

李光耀见邓公并未因此不满，随即大胆开口称：“中国应该停止对马来西亚、印尼等东南亚共产党在华电台广播，停止对其游击队的支持。

尽管彼时的邓公并未就此事做出立即回应，但两年后东南亚共产党在华南电台广播的突然停止，东南亚共产党此后不久的逐渐式微消亡，却已经说明了最终结局。

邓公最终显然答应了李光耀的要求，与他达成了一致。

同为共产主义盟友，邓公按理说应该帮助东南亚共产主义队伍才是。

为何他要做出这样的决定？其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深刻的思考呢？

邓公的深远战略思考

邓公之所以会同意李光耀的要求，主要是出于三方面的战略考量。

首先从彼时的国际形势来看，中国继续对外革命输出已经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了。

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与东南亚地区因为同样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相同经历，几乎同一时间接受了共产国际思想影响，从而催生出了相关的共产主义政党。

甚至，东南亚地区一些国家的共产党，更是由中国共产党员早期建立的海外支部发展而来。可以说，自建立之初双方之间的关系便极度紧密。

在20世纪前几十年时间里，中国和东南亚共产党之间始终都保持着十分密切的活动和关联。无论是新中国建立前后，中国方面都未曾放弃过东南亚雨林深处的共产主义兄弟们。

建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毛主席更是对东南亚地区的共产主义运动关注甚深，以其作为世界革命的重要基础和试验田。

同时，东南亚共产党的活动，也成为了毛主席制衡资本主义世界染指东南亚的一种手段。

为了帮助东南亚共产党的发展，我国方面不仅在国内开办了大量的相关院校，作为东南亚共产党人的进修之所。同时，我们还为其提供了大量的政治、经济、军事相关援助。

东南亚共产党人最为依仗的宣传电台，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设立于我国国内，开始持续不断呼吁着有革命理想的东南亚人奋起反抗。

但随着国际局势和中国局势的改变，曾经的政策已经不适应彼时的境况。

刚刚从混乱十年中走出，中国必须要以一种全新的姿态融入到世界发展之中。如果仍旧坚持对外革命输出，势必会因此导致资本主义世界国家的紧张，从而引发敌视。

这对于已经做出迈向世界、融入世界打算的中国共产党而言，是不能够允许的。尽管从政党利益角度出发，我们理应对同样坚持共产主义的东南亚共产党表示支持。

但在国际利益和人民利益的面前，政党利益不得不作出让路。

且随着时间的发展，曾经作为社会主义代表的苏联已经逐渐走向衰落，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国际领域的话语权愈发权威。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无论是东南亚共产党自身还是妄图继续支持他们的任何国家政党，都将遭到资本主义世界最猛烈地打击。

对于刚刚从困境中脱身的中国而言，这种危机显然是很难承受的。

因此，从整体的时代和国际背景来看，放弃东南亚共产党都是一个必须要做出的决定。

其次，之所以选择放弃东南亚共产党，与他们自身的衰弱也存在着重要关系。

尽管多年以来中国方面始终都对东南亚共产党进行着支持，但其自身却在不断地变化衰弱。

在东南亚各国政权的打击之下，一些国家共产党选择了示弱，以一种“合作”态度参与到了政权建设之中。例如印尼共产党便放弃了“武装斗争”选择了融入国家议会，以合法方式斗争。

但放弃武装斗争将会发生怎样可怕的后果，实际上几十年前的中国早有预兆。最终，在印尼政府的军事政变之下，印尼共产党遭到几乎覆灭的重大打击，就此陷入革命低谷。

其他东南亚国家共产党情况也存在类似。在亲资本主义政府和资本主义世界的干涉之下，共产主义遭遇严重打击，从内引发内部重大分裂。

加上60、70年代中国内部局势、思想的动荡、中苏交恶等现实，都进一步导致了东南亚共产党的内部分裂。

在内忧外患之下，东南亚共产党早就已经陷入了革命低谷，走到消亡的边缘。即便中国继续对他们进行支持，到底能走多远、能走多久也是个未知数。

不得不做出的决定

除却国际局势和东南亚共产党自身的衰败，邓公选择放弃支持东南亚共产事业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便是换取东南亚等国对自身即将对越作战的支持，换取中国共产党新时代对外关系的良好开端。

1978年是一个十分特殊的年代，这不仅是中国打算迈出走向世界的重要一步，更是中越之间矛盾累积最为深厚的时刻。

自中苏交恶、胡志明等亲中越南领导层离世或被清洗后，中越之间的关系便一天天紧张起来。在苏联的支持和指示之下，越南屡屡进犯周边国家，甚至将主意打到了中国头上。

中越之间迟早有一战，是彼时我国党内军内的共识。但什么时候与越南打一仗，是一件很有讲究的事情。

我们一定要在开战前争取到足够的支持者，争取到足够稳定和清晰的国际局势，为我党我军制定对越还击行动做出判断依据。

东南亚这一地区的形式十分复杂，贸然对越展开还击，不仅可能会陷入与越南之间的大战，更可能造成恐慌，引起东南亚其他国家的不必要反应。

因此在战前，我们必须争取到东南亚诸国的帮助或者是中立态度。这样一来，我们才能够真正腾出手来展开这场与越南之间的大战。

尽管1978年这次友好访谈过程中，邓公并未立即给出回复，但也释放了充分的善意。1979年，新加坡方面便主动就中越之间的关系做出了公开讲话，坚定地站在中国一边。

李光耀不仅点明了彼时苏联借越南制霸东南亚的内幕，更是严厉斥责了意图反对中国对越用兵的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

其“中国在工业、军事上都不能对东南亚构成威胁”的言论，此后成为了东南亚诸国共识，为对越自卫反击战期间该地区的局势稳定做出了重大贡献。

也正是在这样稳定的局势之下，中国迅速完成了对越自卫反击，让不可一世的越南栽了一个大大的跟斗。

中国不仅借此稳定了西南国土安全，更是彻底破灭了苏联扼制中国发展的计划。更关键的是，中国主动向西方和第三世界国家释放友好信号的行为，被世界各国所看到。

自此开始，世界各国无不意识到中国的外交策略已经彻底告别了冷战时期思维，进入到了一个讲求和平发展的新时期之中。

在如此背景之下，中国也不再被西方世界视作为不可合作的顽固敌对势力。随之而来的是80年代初期，中国与东南亚各国之间关系的正常化与亲密化。

这不仅让中国在国际外交上迈出了关键一步，还推动了中国对外学习、开放战略的实施。

中国借此展现了一个绝佳的对外开放形象，从诸如新加坡等国身上学习到了十分重要的经济发展理念知识，为未来的改革开放打下了重要基础。

同时，这种不固步自封、主动融入世界的行为，也进一步削弱了中国与共产主义阵营的绑定关系。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共产主义联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如果以过去中国所处身份地位来看，恐怕很难从这次巨大灾难中平安脱身。但已经迈入了对外开放重要一步的中国，却最终在那时代巨震中稳住了阵脚，平稳地走向了前方。

东南亚共产党的衰亡，固然让人感到可惜，但我们也应该看到这背后隐藏的无奈。

时代已经不允许彼时的中国共产党再进行革命输出了，时代也已经容不下无法自立自强起来的东南亚共产党。

“自助者，天助之”，无法真正把握自己的命运，东南亚共产党也只能成为利益抉择下的牺牲品。

党可以拥有感情，但国家应该讲求利益。在时代的洪流之下，邓公为了国家最终做出了这个艰难的决定，也是可以理解的选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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