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导演布鲁诺·杜蒙在戛纳电影节上与评委会的美术指导蒂耶里·弗雷茂爆发了一次“肢体冲突”，原因是他的电影《小孩子》未能获得提名。那年，《小孩子》获得了《电影手册》杂志评选的最佳影片最佳影片的提名。他们的新电影《玛·鲁特》已经获得了戛纳竞赛的提名，他们之间的恩怨，没有人会忘记。不管杜蒙会不会原谅他，也不管弗雷茂会不会原谅他，他们只希望所有人都能在红地毯上看一看，看看两个比自己高出一截的影坛大佬，能不能和睦相处。其实两人平日里还是挺好说话的，弗雷茂说话比较委婉，而杜蒙则比较直接，不过两人在走红地毯的时候，也就是握手，抱了抱，然后就各走各的路，再也没有过多的交谈。
何为哲学
杜蒙曾就读于一所大学的学院。许多哲学界人士都是性情直爽之辈，杜蒙就是其中之一，他能在发布会上直截了当地说欧洲影片“非常差劲”。不过在这部电影里，杜蒙的人生观都很有条理，步调也很缓慢。或许，唯有这种“哲理”，可以平息杜蒙焦躁不安的心情，看看屏幕上那些个性含蓄的人物，很难想象，他们的创造者会对他人的人生进行这样直接的批判。
自从《小孩子》这部小说之后，杜蒙的哲理思考方式就改变了，原本那种缓慢而又缓慢的叙事方式，在某一日，杜蒙忽然发现，一个看似离谱的小说，与他的哲理融合在一起，能够产生更加奇妙的表现力。这种“怪异”的创作方式令杜蒙大开眼界，新观念也在他的创作中源源不断地注入，《玛·鲁特》中20世纪初期的服装就是一种极富时代气息的新尝试。杜蒙好不容易在《1915年的卡蜜儿》中塑造出一种历史剧的味道，就是要让这部电影变得更加阴郁。无论《玛·鲁特》里穿着多么华丽华丽的衣服，都会让原本就诡异的剧情，变得更加的诡异。
哪怕他什么都不明白，他也会被感动。
一段影片的情节或许难以理解，但这或许并不妨碍其感人之处。意大利人在拍摄此类影片方面很有一套，费德里科·费里尼就是其中的佼佼者，而保罗·索伦蒂诺则让此类影片再次成为主流。杜蒙是个哲学家，他喜欢的不是那些从意大利来的文艺爱好者那里得到的那种奢侈的享受，也不是那种让情节如流水般流畅的感觉。《玛·鲁特》中，他只有在一两分钟的片断中，才会隔三岔五地表现出他的全部情绪。大多数时候，故事情节太过离奇，以至于让人无法理解。在短短的一两分钟内，她可以抛开模棱两可的情节不谈，来一场迪蒙风格的感情碰撞。
在这种杜蒙式的情绪冲突中，音乐扮演了一个很大的角色。对于一般人来说，那些难以用语言说明的哲理，唯有音乐，才能产生同样的复杂度，同样的情绪。《玛·鲁特》改编自比利时作曲家纪尧姆·勒克的一部尚未完工的歌剧《巴巴莉娜》，这是一部十九岁的天才作曲家勒克写下的冰山经典，它的旋律非常美妙，也非常沉重，与电影中主人公的怪异表现完全不同。伴随着这首沉重的乐曲，法国东北沿海的灰暗的水域和晴朗的天空也随之映入了人们的眼帘。
受轻蔑的东北人
法国的东北部，在法国的文化中，从来都是一个另类的存在，在一场著名的喜剧中，有一场叫做《欢迎来北方》的法国喜剧，讲述的就是法国人如何看待自己的国家，而这部电影的幽默，则是源自于它与巴黎这个法国大都市之间的隔阂。
杜蒙是法国东北部人，在他的工作中，总是以东北部法国人为主，有一次，他的影片还用了一个名叫“弗朗德勒”的地方命名。《玛·鲁特》的主人公分别出自三个国家：里尔，鲁拜，图尔昆。了解法国地理学的人一看就知道，这三个地点距离杜蒙的故乡并不算太近。或许法国人是想通过《欢迎来北方》表现出这里人们特有的性格，从而引起人们的共鸣。
但《玛·鲁特》和杜蒙的大多数作品，都在向读者传达一个信息，那就是所有人都看不起他们，因为他们经常被思想和思想所左右，在这个世界上，他们是最难活下去的。通过杜蒙的工作，他们试图摆脱命运，反抗思想，反抗思想，这对法国东北部人民，甚至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门值得学习的课程，直到世界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