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参加一朋友组织的饭局，十分有幸与省教育厅某业务处长吃了餐饭，席间我与这位处长搭话不多，一直在埋头苦吃，并听他们高谈阔论。

具体的谈话内容我记不清了，但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省教育厅业务处长的权力不比高校校长的权力小”。

这位处长说，最近高校领导缺额比较大，各方面都在酝酿推荐相关人选，教育厅的业务处长都不愿意去高校任职，即便是提高一个级别，也没有人愿意去。

虽然我一直都知道教育厅的权力大，但未曾想到一名省教育厅的业务处长竟然比高校校领导的权力还要大，而且他们宁可当处长也不愿意提拔当厅级干部，这还真让人摸不着头脑。

按照级别设置，一般情况下，不管是地方省属本科院校还是部属院校，大部分本科院校的行政级别都是正厅级，也就是学校的党委书记和校长为正厅级省管干部，副校长等副校级领导为副厅级省管干部。

同样是正厅级架构，省教育厅的级别也是正厅级，厅长和党组书记一般是同一个人担任，其级别为正厅级，其他的副厅长为副厅级，教育厅各内设机构的主要负责人为正处级。

虽然从行政级别上来看，教育厅的业务处长比高校的校长以及副校长等领导的级别低，但为何在实际中教育厅业务处长的权力却比高校校长的权力还要大呢？

我认为这与他们所掌握的资源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为了印证这一推测，我搜索了近期不少高校举办的活动新闻，有的高校在举行大型活动时邀请了教育厅等上级部门的领导参加活动，在领导排序时，有的高校甚至把业务处长的排序排在书记校长之前！

这种排序的细微区别，显示出高校对于教育厅业务处长的尊敬，但同时也反映出官大一级确实权力大。

这种权力差距，实际上并不仅仅源于行政级别的差异。更根本的原因在于，教育厅业务处长掌握了高校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资源。

首先，教育厅负责高校的教学质量评估、学科建设、专业设置、招生计划制定等关键事务。这些事务直接关系到高校的生存和发展，业务处长们可以运用这些权力，对高校进行直接的影响和控制。

就像我们现在大家都比较熟悉的高考招生，虽然阳光高考已经实行了很多年，在这方面已经不可能再出现多年前那种冒名顶替、点录等现象，但是在入学之后，如果面临转专业或者其他一些具体问题的时候，教育厅的业务处长的影响力就爆发出来了。

也许他们一个电话就可以帮你把转专业的事情搞定。因此，这种权力可以说是无形的一种权力，教育厅的业务处长可以说在全省业务范围之类都有影响力。

其次，教育厅业务处长还掌握着各种教育经费的分配权。虽然这些经费的分配并不能直接决定高校的命运，但是，通过调整经费的分配方向和额度，他们可以对高校的发展速度和方向产生深远影响。

尤其是在当前高等教育办学经费紧张的情况之下，教育厅的经费分配尤其关键，如果一所学校能够获得更多拨款，想必学校的发展肯定会更快。再者，教育厅业务处长还与各级政府、企事业单位等有着紧密的联系。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影响力，为高校争取到更多的社会资源，提高高校的知名度和竞争力。

这也是为什么各高校在举办活动时，喜欢邀请教育厅业务处长来参加的重要原因，因为他们能够会学校带来实实在在的资源和影响力。而高校校长虽然行政级别上比教育厅业务处长高，但是由于其角色定位和职责范围，难以与教育厅业务处长在资源掌握上相抗衡。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教育厅业务处长的权力会显得比高校校长更大了。

当然，这种权力的差距也会受到地域、政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在最终结果呈现上产生不一样的结果。

但是，无论如何，这种权力的差距都是存在的，这也是为什么教育厅业务处长不愿意去高校任职的原因之一。

他们认为，即使提升了一个级别，也难以获得与教育厅业务处长相同的权力和资源。这种观念和行为的惯性，也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这种权力结构的稳定性。因此，教育厅业务处长的权力之所以比高校校长的大，主要是因为他们掌握了高校所必需的资源，而这些资源是高校校长所无法替代的。

尤其是当下高等教育方面的各种各样的平台、项目、评选等等，更是把教育厅业务处长的无形权力和影响力发挥到了极致。

不过话又说回来，大家都是为了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权力谁大谁小都不是问题，关键是要一心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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