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圣元年（552年）十一月，梁湘东王萧绎在长时间的犹豫后，最终接受了部下的劝进，在江陵正式登基称帝。这位对皇位充满渴望的湘东王，还没来得及细细品味帝王的荣耀，便面临着来自四面八方的严峻挑战。虽然侯景之乱已被平定，但当时的局势却比侯景之乱时更加险恶。

就在萧绎即将称帝的前一个月，湘州突然爆发了叛乱。此时，益州的萧纪军队正沿着长江向东挺进，准备攻打荆州。在如此危急的形势下，湘州这个紧邻荆州的大州突然叛乱，令萧绎震惊不已。

这次叛乱的根源可以追溯到王僧辩平定侯景叛乱之时。台城被梁军收复后，湘州刺史王琳自恃其姐妹均被湘东王纳为妃子，并且在平叛战争中立下了大功，因此在台城内肆意妄为，部下军士屡屡违法乱纪，而他却置若罔闻。

王僧辩对王琳的身份和地位心存忌惮，不敢多言，只能将情况上报给萧绎，请求依法处置王琳。不久后，王琳收到了萧绎让他返回江陵的命令。他率领本部兵马东返荆州，但在行至巴陵时，王琳留下了一手应急之策：他命令长史陆纳率部驻扎不前，自己则前往江陵面见萧绎，约定如果他回不来，陆纳便率军反叛。

王琳出身于军事世家，麾下有万余兵马，这些士兵多为江淮地区的盗匪，一向行为不轨。然而，王琳性格豪爽大方，对待部下谦逊有礼，常常将自己的赏赐分发给将士，因此深受部下的爱戴和支持，这使他有足够的信心将手中的军队作为保命的资本。

王琳进入江陵后，在觐见萧绎时被当场逮捕，并被关进了监狱。与他一同觐见的副将殷晏则被处死。萧绎随后任命自己的儿子萧方略接替湘州刺史一职，并派遣廷尉卿黄罗汉和太府卿张载前往巴陵，向陆纳宣读命令。

陆纳意识到王琳难逃一劫，便按照事先的约定拒绝接受命令，还将黄罗汉和张载扣留在军营中。得知这一消息后，萧绎又派遣近侍太监陈旼前往军营安抚陆纳，但陆纳依然拒不从命。不仅如此，他还当着陈旼的面残忍地杀害了张载：先剖开他的腹部，将肠子拉出并系在马腿上，让马奔跑将张载的肠子全部扯出；接着又割下张载的肉片，挖出心脏在陈旼面前挥舞，最后将张载的遗体焚烧成灰。

张载此前因受到萧绎的宠爱而嚣张跋扈，荆州的士民对他深恶痛绝，这次的遭遇也算是报应。相比之下，黄罗汉因其一贯廉洁奉公、谨慎行事，幸免于这场血腥的屠杀。

陆纳深知，他制造的动静越大，王琳就越安全。于是，他一不做二不休，率军南下占领了长沙，随后又向东进攻，攻占了衡阳郡（今湖南株洲县）。

萧绎深知王琳的能力，担心仅凭江陵的兵力难以制服陆纳。此外，萧纪的军队已经逼近峡口，因此他必须迅速解决这场叛乱。于是，萧绎紧急发布檄文，召请远在建康的王僧辩率军平叛。

同时，萧绎命令刚刚从西魏释放回来的宜丰侯萧循和平北将军裴之横等率军进攻长沙。萧循原本镇守汉中，萧绎在郢州之战时曾下令将汉中割让给西魏，以换取西魏的帮助平乱。然而，萧循拒绝执行这一命令。后来，西魏大将达奚武进攻汉中，萧循因缺乏外援，最终投降了西魏。西魏丞相宇文泰将他释放回江陵。

萧循深知萧绎性格多疑，便将自己带回的部曲和僮客全部上交给了萧绎，因此得到了萧绎的宽容。

陆纳接连攻破湘州以南的多个郡县，但他的叛乱行为不得人心，许多附近的州县纷纷起兵反抗。

萧循率军驻扎在巴陵，与衡州刺史丁道贵、营州刺史李洪雅共同进攻陆纳。陆纳诡计多端，见各路大军合围，自知无法硬碰硬地进行消耗战，便派遣使者请降。萧绎派使者前往陆纳军中，陆纳的士兵们伏地痛哭，声称他们只是因为王琳获罪，暂时避难于湘州，并无其他意图。陆纳还将妻儿老小交给使者作为人质，以示诚意。

然而，萧循感到事情不妙，认为这是陆纳的缓兵之计，便命令各路大军严加戒备。果然，陆纳派出轻兵袭击巴陵城，若不是萧循早有防备，陆纳的计谋几乎得逞。

陆纳进攻巴陵未能成功，随后转向攻击李洪雅与丁道贵。王琳的部队向来勇猛善战，经过平定侯景之乱后，战斗力更上一层楼。相比之下，李洪雅与丁道贵的军队根本不是对手，很快就被陆纳击败。

丁道贵被杀，而李洪雅则因一则神秘的诗谶被陆纳尊奉为大将军。这则诗谶出自梁天监年间的僧人宝志，诗中写道：“太岁龙，将无理。萧经霜，草应死。余人散，十八子。”这里的“十八子”即为“李”字。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萧氏即将衰落，而李氏将要兴起。

承圣二年（553年）二月，王僧辩率领大军返回巴陵。在巴陵，王僧辩与侯景进行了激烈的战斗，并最终扭转了整个平叛战争的局势，赢得了当时人们的高度赞誉。萧循自知在资历和威望上不及王僧辩，便将都督之位让给了他。

然而，王僧辩担心自己的威望过高会引起萧绎的猜忌，因此推辞不受。萧绎为了利用王僧辩的力量，便任命二人分别为东西都督，共同率军攻打长沙。

陆纳在长沙大力发展水军，其中一艘大型战舰名为“三王舰”。这艘战舰的名字寓意着被萧绎害死的三位藩王：邵陵王萧纶、河东王萧誉和桂阳王萧慥（需要注意的是，《南史·王僧辩传》中的这一说法并不完全准确，萧纶虽然受到萧绎的逼迫，但并非直接死于其手，而是被西魏大将军杨忠俘虏并杀害）。

陆纳在船上立了这三位藩王的木像，并在每次出战前进行祭祀以祈求胜利。陆纳的叛乱本身就不具备正义性，他通过这种令人反感的做法来挑衅萧绎，更像是两只狗之间的争斗，双方都没有什么光彩可言。

王僧辩深知陆纳部队的特点，因此并未急于正面交锋，而是采取了逐步构筑连城的方式，稳步向长沙城推进。陆纳也清楚王僧辩的实力，不敢贸然出击，只能在王僧辩的步步紧逼下退守长沙城。

在此期间，双方虽有零星的小规模冲突，但总体上仍是王僧辩占据绝对优势。一次，王僧辩因轻敌而被陆纳的部将吴藏和李贤明偷袭，但这并未改变战局的走向，攻占长沙只是时间问题。

按照王僧辩的战略，利用兵力上的绝对优势逐步消耗陆纳是最优选择。然而，荆州的外部形势日益严峻，益州的大军即将突破峡口东进，陆法和难以抵挡，多次向萧绎求援。如果湘州久攻不下，可能会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

在这一紧急情况下，萧绎派遣王琳前往长沙劝降陆纳。王僧辩将王琳置于攻城楼车上展示给陆纳，陆纳的部下深受感动，纷纷落泪，表示只要放王琳进城，他们愿意投降。

尽管王僧辩希望以武力彻底解决陆纳，但面对萧绎的焦急催促，最终还是同意放王琳进入长沙城。湘州的叛军果然归顺，并接受了萧绎的命令。承圣二年（553年）六月，全军西上，共同进攻萧纪。

湘州局势平定之际，正值荆州与益州两方激烈对决之时。萧绎与萧纪这对亲兄弟在三峡地区展开了殊死搏斗。在权力面前，父子相残、兄弟相杀并不罕见，南朝宋、齐、梁、陈四代皆有此类事件发生。然而，梁朝皇室内部的残杀尤为剧烈，萧氏子弟的表现也显得格外愚蠢。

让我们将时间倒流，回顾一下萧氏子弟那段无耻而愚蠢的残杀历史。

梁朝宗室子弟众多，梁武帝萧衍的兄弟多达十余人，其中许多人在武帝朝中被封为王侯。萧衍本人有八个儿子，到了梁武帝晚年，仅剩下三个儿子：太子萧纲、六子邵陵王萧纶、七子湘东王萧绎和八子武陵王萧纪。此外，成年后的孙子辈也不少，其中最亲近的是已故昭明太子的两个儿子——河东王萧誉和岳阳王萧察。

由于梁武帝寿命极长且威望极高，萧氏宗室虽然彼此间存在嫌隙，但在武帝在世时，无人敢轻举妄动。然而，侯景之乱的突然爆发，如同一记重锤敲击了梁朝的中枢神经系统。在外拥兵的藩王们瞬间失去了精神和政治上的双重领袖。远亲的宗室各自占据州郡，观望形势；而梁武帝的直系子孙们长期以来压抑的对权力的渴望，一夜之间爆发，引发了一场又一场残酷的骨肉相争。

萧梁宗室之间的权力斗争主要集中在皇位继承权上，尤其是萧绎与昭明太子萧统的两个儿子之间的冲突最为激烈。

昭明太子萧统是梁武帝萧衍的嫡长子，以其贤德和才华著称于世。然而，天不假年，他在梁武帝普通三年（522年）英年早逝，留下了未成年的儿子们。梁武帝并未立萧统的儿子为皇太孙，而是选择了年长的皇子萧纲为太子。

按照传统的宗法制度，立嫡应优先于立长，但梁武帝的这一决定显然违背了这一原则。尽管他的选择是为了国家的稳定，但内心仍感到愧疚。因此，他特别优待昭明太子的诸子，将他们超格封为郡王，并授予重要州郡的职位。

昭明太子的两个儿子萧誉和萧察对此心怀不满，认为武帝应当立他们的长兄萧欢为皇太孙。随着武帝晚年的朝政逐渐混乱，时任雍州刺史的萧察开始在州内积蓄财货，招揽勇士，逐渐与中央政权疏远，为日后的冲突埋下了伏笔。

太清二年（548年），梁武帝似乎察觉到了萧察的不忠迹象，遂进行了一系列的人事调整，任命张缵为都督雍梁诸州军事，取代萧察，同时让萧察的哥哥萧誉接替张缵担任湘州刺史。

张缵是当时的名士，深受梁武帝赏识，且与荆州刺史萧绎关系密切。任命张缵为雍州军事长官，梁武帝意在巩固北部边防。

尽管张缵文才出众，但他的品行却并不高洁。他轻视年轻的诸王，认为他们无法与自己相提并论。当萧誉来到湘州接替他时，张缵对待萧誉的态度非常冷淡，这让萧誉感到非常不满，于是故意留住张缵，不让他前往雍州上任。

太清三年（549年）二月，侯景叛军围攻台城，萧绎、萧察、萧誉以及信州刺史、桂阳王萧慥各自率领本州军马准备支援。张缵因对萧誉怀恨在心，便跑到江陵向萧绎诬告，称萧誉已在长沙整修水师完毕，即将趁虚袭击江陵。

萧绎听后大惊失色，他本就无意东下攻打侯景，借此机会撤回了部队。当时，桂阳王萧慥的部队仍停留在江陵，萧绎担心萧慥会与萧誉合谋，便设计杀害了萧慥。随后，萧绎立即派遣军队进攻长沙，意图吞并湘州。

萧绎与萧誉之间的矛盾本质上是对皇位继承权的争夺。正如前文所述，梁武帝被困于贼寇之中，中央失去了对继承人的控制权，这使得在外的皇子们都有可能继承皇位。

萧誉作为皇嫡长孙，其法统地位远高于庶出的萧纶、萧绎和萧纪。因此，萧绎与萧誉之间的冲突在所难免，张缵的挑拨只是加速了这一矛盾的发展。

萧绎的长子萧方等率军攻打湘州，萧誉则亲自率军迎战，最终击败了荆州军，萧方等不幸落水身亡，两家的仇恨进一步加深。

随后，萧绎派遣鲍泉和王僧辩再次进攻湘州。王僧辩担心兵力不足，打算等本部兵马集结完毕后再南下。然而，萧绎性格狭隘多疑，怀疑王僧辩有二心，便命令鲍泉逮捕王僧辩。萧绎当面质问王僧辩，愤怒至极时甚至挥剑乱砍，王僧辩的大腿被砍伤，鲜血淋漓，昏倒在地。萧绎仍不罢休，下令将王僧辩的家人全部关押治罪。

鲍泉独自率领军队进攻湘州，他正是后来在郢州之战中被侯景叛军俘虏的那位才能平庸的大胡子文人。

鲍泉的军队驻扎在石椁寺，萧誉自恃勇猛，率军迎战，但最终被鲍泉击败。随后，荆州军推进至橘子洲，萧誉再次出战，又一次失败，只得退守长沙。

与此同时，雍州刺史、岳阳王萧察与萧绎之间的矛盾也日益激化。此前，萧察集结兵力东下援助建康，先派遣司马刘方贵出发。刘方贵与萧察有矛盾，却与萧绎关系密切，因此倒戈对抗萧察。

萧察消灭了刘方贵后，前往雍州接替萧察的张缵在萧绎的授意下发动兵变，不久也被萧察镇压。

这两起事件使萧察对萧绎的仇恨达到了顶点。当鲍泉第二次进攻湘州时，萧察率两万兵马南下攻打江陵。

一时间，从雍州到荆州再到湘州，战火连绵不断。梁武帝原本意图巩固荆雍一带的边防，却没想到在自己身陷重围之际，肩负边防重任的几位子孙竟然不顾大局，自相残杀。这种惨状让梁武帝不得不反思自己对待宗室的政策。

萧梁宗室的内部纷争由来已久，其根源在于梁武帝对宗室子弟的过度宽容。这种放纵行为早在梁武帝萧衍的次子萧综事件中便初见端倪。

萧综的母亲吴氏，原是南齐末代皇帝东昏侯萧宝卷的妃子。东昏侯被废杀后，吴氏成为梁武帝的妃子，并在七个月后诞下萧综。民间传言，萧综实为东昏侯的遗腹子，但梁武帝为了彰显自己的宽宏大量，坚称萧综是自己的亲生子，并对其视如己出。

然而，随着萧综逐渐长大，他听到了越来越多的流言蜚语，对自己的身世产生了怀疑。最终，他在某一天决定叛逃至北魏，投奔了原南齐宗室萧宝寅。

临川王萧宏是梁武帝的弟弟，尽管他性格懦弱无能，却仍被梁武帝委以重任。

梁天监四年（505年），萧宏率领大军北伐北魏，初期取得了显著胜利，但他却因惧怕失败而犹豫不决。当听说北魏有援军时，萧宏竟弃军逃跑，导致全军溃散，梁朝多年积攒的粮草器械损失殆尽，这次规模宏大、准备充分的北伐最终以失败告终。

然而，萧衍并未严惩萧宏，仅象征性地免去了他的官职，不久后又恢复了他的职位。

实际上，萧衍深知弟弟的无能。他曾对萧宏说：“我的才能远超你百倍，即便如此，坐在皇帝的位置上仍战战兢兢。你却如此放纵自己。我并非不能废黜或处死你，只是因为手足之情，不忍心对你这个愚笨的人下手。”

后来，有人传言萧宏在家藏匿武器铠甲，意图谋反。萧衍亲自调查后发现，萧宏家中的30多间大仓库里装的全是金银财宝。

萧衍笑着说：“六弟的生活过得真是滋润。”之后，萧衍依然宠信萧宏，继续让他担任扬州刺史这一重要职务。

这种无原则的纵容带来了深远的危害。

在开国元勋和名将相继离世后，萧氏皇族的后代逐渐登上政治舞台，他们被赋予重要职位，掌控地方重镇。

然而，长期宽松的政治环境使这些皇族变得日益放纵，无视法律和纪律。他们手中的军政大权成了彼此争权夺利的工具，这与萧衍当初分封子弟以巩固中央权威的初衷背道而驰，导致梁朝走向了类似西晋末年八王之乱的混乱局面。

在这一动荡局势中，也有少数萧氏皇族成员保持清醒。例如，萧衍的第六子萧纶。他在梁武帝诸子中较为有良知。在侯景之乱中，当其他皇族不愿全力救援京城时，萧纶率领自己的部队与侯景进行了激烈的战斗，但由于实力不足，最终兵力损失殆尽。

后来，当湘东王萧绎与河东王萧誉发生冲突时，萧纶试图调解，但由于自身力量薄弱，未能取得任何效果。

于是，萧纶重整军队，准备再次进攻侯景。不料，湘东王萧绎趁机发难，兼并萧纶的势力。萧纶措手不及，被击败得溃不成军，最终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被西魏军队在汝阳俘虏并杀害。

在调解荆湘之争时，萧纶曾写信给七弟萧绎，信中大意是：大敌当前，父仇未报，我们三个在外镇守的兄弟（指六子萧纶、七子萧绎、八子萧纪）应当先报大仇，至于我们之间的矛盾，可以暂时搁置。如果内部自相残杀，只会让侯景得逞。况且，兄弟之间内战，即使胜利也是极其残酷的。

萧纶的见识虽然难能可贵，但无奈萧氏皇族长期积累的恶劣风气已难以挽回。诸皇子、皇孙之间纷争不断，进一步激发了地方实力派的野心。

在起兵勤王、讨伐侯景的名义下，各地州郡长官和豪强纷纷招揽流民，各霸一方，进一步加剧了梁朝的分裂局势。

再来看荆、雍、湘三州的大战。萧察率军进攻荆州，萧绎前后受敌，一时间束手无策，只好厚着脸皮到狱中向能征善战的王僧辩请教对策。

王僧辩详细策划了应对策略，萧绎大喜过望，立即赦免了王僧辩，并命令他率兵抵御萧察。然而，萧绎这种刻薄的驭下之术，难免让属下感到寒心。

萧察的部众对内讧本来就不认同，攻打江陵时因萧绎顽强抵抗，加上天降大雨，萧察远道而来进攻十分不利。

杜氏诸将杜岸、杜幼安、杜龛（后来多被萧绎重用）举族叛归萧绎，萧察狼狈败退，随后杀死了杜氏的家属老小，挑起了荆湘之间的更大祸端。张缵作为引发荆湘之争的关键人物，也被萧察下令处死。

大约在西魏大统十五年（梁太清三年，549年）十月左右，萧察自感无法战胜荆州，派遣使者向西魏请降。宇文泰接受了萧察的投降，但当时颍川之战刚刚结束，西魏在荆州方向（西魏荆州在穰城，今河南邓州）的部队遭受了东魏的毁灭性打击，暂时无力派遣军队对襄阳进行实质性的支援。

在解除了北方的威胁之后，萧绎改任王僧辩为征讨都督，前往长沙。实际上，鲍泉率军攻打湘州已有显著进展，已经将萧誉围困在长沙城中。然而，为了讨好王僧辩，萧绎公开宣称鲍泉有十条大罪，并命令王僧辩带人将鲍泉抓捕回来治罪。

这种做法显然是为了给王僧辩一个台阶下。鲍泉因文才出众而受到萧绎的宠信，不久后便被免罪并重新起用。

王僧辩能够免于一死已是万幸，他接过军权后继续进攻长沙，对萧绎的这些举动自然不敢多言。

王僧辩的能力远超鲍泉，他主持部队进攻长沙，很快就攻破了城池，生擒了萧誉。萧誉被斩首前哀求道：“求见七叔一面，当面诉说张缵这个奸贼的罪过。”然而，无人理会他的请求。

承圣二年（553年）六月，梁元帝萧绎平定了湘州的叛乱后，命令各路军队相继向峡口进发，准备与益州军决战。

梁武帝的诸子中，当时仅存两人，但这两位兄弟之间却毫无手足之情，彼此都想吞并对方。

在一系列侄子攻打叔叔、叔叔杀害侄子的骨肉相残事件之后，梁朝最高级别的宗室内讧终于爆发。萧纪，字世询，是萧绎的异母弟弟。

在几个兄弟中，萧纪的文才并不出众，但由于他是幼子，深受梁武帝宠爱。

天监十三年（514年），萧纪被任命为扬州刺史，梁武帝亲自修改了中书省拟制的任命诏书，可见对他的期望之深。

大同三年（537年），梁朝在南郑击败了西魏的入侵军队，益州和汉中的局势大为改善。萧纪作为幼子，被派往最偏远的大州——益州，朝野上下纷纷猜测梁武帝是否打算将皇位传给他。

萧纪在益州独掌大权17年，政绩卓著，史书记载：“他开辟了建宁、越嶲，西通资陵、吐谷浑。内修耕桑盐铁之业，外通商贾远方之利。贡献方物，比前人多出十倍。”他还养了8000匹马，加强了四川地区的军事力量。

萧纪本人武艺高强，尤其擅长舞槊，每九天便带领部队外出训练，亲自指挥操练。为了表彰他的功绩，梁武帝授予他开府仪同三司的荣誉。

当侯景围困建康之际，萧纪面临着一个艰难的选择。他深知，如果发兵救援，路途遥远且必须经过萧绎控制的荆州地区。即便能够抵达建康，也未必能战胜侯景。

为了保存实力，萧纪决定派遣儿子萧圆照率领3万名士兵前往，接受萧绎的统一指挥。

然而，萧绎为了独占平定侯景的功劳，拒绝让萧圆照继续东进。蜀中的军队本身对救援建康并不热心，因此顺水推舟，在巴东驻扎了下来。

不久，梁武帝驾崩的消息传到了蜀中，萧纪再次萌生了东下讨伐叛军的想法。此时，平叛的局势逐渐被萧绎掌控。萧绎担心萧纪前来争功，便写信给萧纪说：“蜀中地势险峻，容易发生动乱。弟弟你应镇守此地，由我来消灭叛军。”

萧纪明白萧绎的真实意图是独揽大功，但既然对方明确表示不同意出兵，若强行东下，势必会引发内战。因此，萧纪最终不敢贸然发兵。

萧绎对萧纪的野心了如指掌。为了震慑萧纪，他将平定侯景之乱后抓获的战俘送到了萧纪那里，意在表明东边的叛乱已经平定，如果萧纪胆敢东进，将面临整个江南的坚决抵抗。

萧纪的世子兼太子萧圆照镇守巴东（今重庆奉节）。当这些侯景战俘被送到巴东时，萧圆照为了坚定其父进攻萧绎的决心，不仅扣留了所有战俘，还将他们藏了起来。随后，他派人前往成都，谎称侯景之乱尚未平定，并且听说荆州已被侯景攻破，请求蜀中立即派遣大军东下，趁乱吞并荆州。

当时，西魏趁着南梁内部分裂，以达奚武、王雄为将，占领了汉中和梁州，川北失去了天然屏障，形势异常危急。尽管如此，萧纪仍然决定东进攻打荆州。虽然他知道汉中的豪强纷纷起兵反抗西魏，但他并未派出任何兵力北上支援。

在梁朝宗室集体陷入疯狂的浪潮中，几乎无人能够独善其身。内部纷争不断，舍弃外敌而自相残杀，这是梁宗室最为愚蠢和丑恶的行为。

当萧绎得知萧纪率大军东进的消息时，心中充满了恐惧。为了诅咒萧纪，他命人绘制了萧纪的画像，并在其身上钉上钉子以施巫术。当时湘州尚未平定，益州军队又逼近，萧绎在极度恐慌之下向西魏求助。

西魏丞相宇文泰洞察力极强，得知这一消息后迅速决定趁虚而入，进攻益州。这一决策直接导致南朝失去了重要的益州重镇，严重削弱了南朝的国防力量。

承圣二年（553年）五月，萧纪的大军抵达巴东，这才得知侯景之乱已经平定，他感到非常后悔。已被册封为太子的萧圆照劝说萧纪，既然已经走到这一步，不如一鼓作气消灭萧绎，以实现称帝的目标。此时，西魏大将尉迟迥率领大军已经攻破剑阁，蜀中的局势岌岌可危。

益州的将士们无心东征，日夜思念家乡，许多将领劝说萧纪早日班师回成都，以保全根本之地。

然而，大军一旦出动，岂能轻易撤回？事已至此，萧纪骑虎难下，只能硬着头皮继续攻打荆州。他下令，任何再提退兵者处死。

益州大军推进至西陵峡，旌旗飘扬，战船密布，声势浩大。

萧绎的部将陆法和在峡口坚守，由于荆州军主力正在湘州平乱，驻守峡口的兵力极为薄弱，只能依靠地利进行防守。陆法和在江岸两侧修筑城池，向江中填入大量土石，并在江面上设置铁索，以阻止敌船通行。

萧纪在江岸上指挥连城逼近荆州的军队，使用大型船只撞击拦江的铁锁，陆法和多次向萧绎告急。萧绎在情急之下，不得不启用被俘虏的侯景旧将任约和谢答仁为将军，命令他们率军西上救援陆法和。

由于自身势力较弱，萧绎写信劝说萧纪退兵。信中写道：

“大智辛苦了，……以您的尊贵之躯，却在行军作战中劳苦奔波。……我虽年长一日，但也有平定乱局之功。……如果您愿意派使者前来商谈，我将十分欢迎。否则，我只能放下笔。我们兄弟情深，同气连枝，昔日兄肥弟瘦的情谊已无法再现；让枣推梨的欢乐时光，也已成为过去。”

这封信的语气如同家书，刻意回避了两人各自称帝而难以相容的尴尬局面。然而，萧纪自认为兵力强大，希望一举消灭萧绎。

六月，王琳率领湘州军抵达峡口，荆州军实力大增，双方局势陷入僵持。萧纪不仅无法迅速突破江防，更难以实现攻灭江陵的长远目标。而荆州军也未能在短时间内击败萧纪，只能凭借地利进行防御，逐渐扭转不利局面。

然而，双方后方的情况却截然不同。荆州方面刚刚平定了湘州的叛乱，并与西魏暂时达成了和解，最大的威胁襄阳的萧察也不敢轻举妄动，王僧辩的部队据史料推测仍驻扎在荆州的大本营，因此萧绎几乎没有什么后顾之忧。

相比之下，益州的形势则日益恶化。西魏的尉迟迥大军突破了剑阁，在内应杨乾运的引导下攻克了潼州（今四川绵竹），西魏军队的前锋可能已经逼近成都城。

由于萧纪东下时带走了大部分主力，成都附近的防御力量极为薄弱。

萧纪如果继续在峡口僵持下去，老巢被西魏端掉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情。无奈之下，他派遣将军谯淹率领部分主力驰援成都，同时派度支尚书乐奉业前往萧绎处求和。

然而，乐奉业并没有按照萧纪的期望去威胁萧绎退兵，反而向萧绎透露了益州军的真实情况：军粮即将耗尽，士兵思乡心切，军队崩溃只是时间问题。萧绎听后大喜，立即回信拒绝议和，并命令各路将领加紧进攻。不久，益州军在内外交困的压力下彻底崩溃。

与此同时，巴东的豪强发动叛乱，杀死了峡口守将公孙晃。任约和谢答仁攻破了蜀军的陆上营垒，引发了沿江两岸十四座城池的连续投降。

萧纪内心焦虑不已，不知该如何应对。当初他离开益州时，曾让人将黄金铸成每块一斤重的金饼，共计1万斤；银饼则铸了5万斤，此外还有大量的绢帛。每次出战前，萧纪都会展示这些金银财帛，以激励士兵们拼死作战，但每次都舍不得分发一分一毫，导致士兵们怨声载道。

宁州刺史陈智祖建议萧纪分发金银以提振士气，与荆州军进行最后的决战，但萧纪这个守财奴坚决不肯。此后，萧纪的军队更加离心离德，有将军请求面见萧纪商讨军情，他一律不见，独自一人闷在船中，以手捶床发泄心中的苦闷。

荆州将领陆法和抓住战机，命令湖阳（今河南唐河）人樊猛率领3000人，乘坐轻便小船，逆流而上直捣萧纪的舟师中军。

樊猛出身于雍州，与其兄樊毅皆以勇悍著称。

在太清三年（549年）台城激战中，樊氏兄弟与叛军血战一整天，最终全身而退，可见其英勇。

当樊猛率军接近萧纪的中军时，他命令士兵擂鼓呐喊，借助声势向益州的船舰发起猛烈冲击。

萧纪的军队连日来进攻峡口江面无果，士气低落。面对樊猛的突然袭击，萧纪军顿时大乱，无法列阵，被樊猛打得溃不成军，许多人弃船登岸逃命，死者达数千人。

萧纪带着几百名心腹逃命，但峡口以西的江面已被荆州军截断，只能顺流向东逃跑。

樊猛紧追不舍，一路追杀萧纪部众，几乎将其全歼，最终登上萧纪的座船。

萧纪惊慌失措，绕着床铺躲避，并将手中的金囊抛给樊猛，说道：“用这些钱雇你，让我见七官一面。”

七官即萧绎，萧纪毕竟是萧绎在世上的最后一个亲兄弟，樊猛不敢擅自处置，便将萧纪看押起来。

萧绎得知萧纪已被擒获，内心虽然渴望立即处决他以绝后患，但又担心背上弑弟的恶名，于是向樊猛秘密下达了一道命令：“如果不能活捉萧纪，就地格杀。”

樊猛心领神会，在船上亲手杀死了萧纪。

萧纪的儿子萧圆照被俘虏，与之前被萧绎囚禁的弟弟萧圆正关押在一起。萧圆正见到哥哥时泪流满面地说：“你为何要挑拨父亲和七叔的关系，导致我们落得如此下场？”

萧圆照悔恨交加地回答：“是我计划失误。”

萧绎表面上没有直接下令杀害两个侄子，却断绝了他们的食物供应。两兄弟在饥饿中甚至啃食自己的手臂，最终在13天后饿死在狱中。萧纪的伪政权随之彻底覆灭。

尽管萧绎没有公开下令处死两个侄子，但这种掩耳盗铃的做法并未能掩盖他的残忍。江陵的百姓听说萧纪二子的悲惨遭遇，无不为之叹息。随后，萧绎下诏将萧纪一家开除族籍，并赐姓“饕餮氏”。这种无情的做法，令天下人心寒。

消灭了益州军的主力后，荆州军乘势西进，占领了巴东郡，但并未继续深入。此时，西魏的尉迟迥已经攻占了成都，控制了今重庆以东的广大地区。为了保持与西魏的友好关系，荆州军停止了进一步的军事行动，巩固了已占领的州郡。

这场荆益两州之间的争斗，不仅让亲者痛、仇者快，还使得西魏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完全控制了蜀汉之地。梁朝因此失去了大片领土，数万军队在内江中覆灭，再也无力抵御北朝的威胁，实际上已经敲响了灭亡的丧钟。

公元6世纪中叶的中国，天下的局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曾经最弱小的鲜卑政权——西魏，悄然掌握了天下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