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02年，朱温的军队攻占了汾州、慈州和隰州，并对太原形成了包围之势。李克用面临巨大压力，一度考虑逃往云州或远遁大漠，但最终未能做出决定。关键时刻，梁军内部爆发了大规模疫情，被迫撤退。李克用自此忌惮，不敢挑衅朱温。

在河东之战中，李克用的军队遭受重创，这使得朱温能够集中力量对付李茂贞。面对朱温的强大攻势，李茂贞感到孤立无援，急忙派人前往成都，请求西川的王建出兵“救驾”。

王建以仁义著称，素有“只做好人不做恶人”的名声，闻讯后派遣义子王宗涤、王宗播率领五万川军北上支援。

天复二年八月，王建的军队迅速行动，连破岐军四座营寨，随后猛攻兴元（今陕西汉中）。山南西道节度使李继密见势不妙，被迫投降，汉中落入王建之手。

汉中自古以来就是西川的重要屏障，控制汉中意味着王建的战略地位大大增强，可以高枕无忧地应对未来的威胁。

然而，李茂贞对王建的行为感到愤怒，认为他背信弃义，但愤怒并不能改变局势。

面对朱温的猛烈进攻，李茂贞连连败退，损失惨重，几乎耗尽了所有的兵力。无奈之下，他只能选择坚守不出，像乌龟一样缩在城中。

与此同时，李茂贞派出使者前往鄜州（今陕西富县），请求鄜坊节度使李周彝前来救援。两人关系密切，李周彝决定倾尽全力相助，率军南下救援凤翔。鄜军在城北扎营，与城内李茂贞的部队通过火把信号保持联系，夜晚灯火通明，场面颇为壮观。

朱温见李周彝前来增援，心中暗笑，立即制定了一个计策。十二月，朱温派遣大将孔勍率军趁鄜军南下的机会，突然袭击鄜州，一举得手。随后，邠州（今陕西彬县）、坊州（今陕西黄陵）和宁州（今甘肃宁县）也相继被朱温占领。

李周彝得知老家被袭，家人成为朱温的人质，顿时心急如焚，几乎晕倒。最终，他不得不带领全军向朱温投降，彻底失去了抵抗的能力。

李茂贞无力调动援军，只能龟缩城内，任由朱温在城外叫阵。汴军围困凤翔近一年，始终未能攻破城池，朱温渐感力不从心，考虑撤军。

然而，在听从义子高季兴的建议后，朱温设下计谋，成功诱出岐军主力，大败对方，取得决定性胜利。

为了瓦解城中岐军的士气，汴军常常在夜间击鼓吹号，鼓声震天，号角悠长，加之火光冲天，场面令人震撼。岐军不甘示弱，在城墙上大骂汴军：“你们这伙劫持天子的贼子！”汴军也不甘示弱，回骂道：“你们才是篡夺天子的逆贼！”双方互不相让，言辞激烈。

长期的围城使得城中粮食极度匮乏，饿死者众多，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状，人肉一度卖到一百钱一斤。

唐昭宗李晔被困城中，李茂贞不得不宰杀狗只以供御膳。随着实力逐渐消耗殆尽，李茂贞无奈之下，只好放下身段向朱温求和，并将责任推给韩全诲等人。

经过唐昭宗李晔的旨意，李茂贞诛杀了包括韩全诲在内的七十多名宦官，将其首级献给汴军营。唐天复三年（公元903年）正月，李晔亲临汴军营，朱温身穿素服，伏地痛哭请罪。

唐昭宗李晔心知肚明，朱温此举不过是做戏，但仍假意安慰道：“若非卿相救，社稷早已化为灰烬。”

数日后，朱温亲自护送唐昭宗李晔返回长安。抵达长安时，朱温再度扮演起“忠臣”的角色，亲自牵着李晔的马前行，一直走了十多里地。这一举动赢得了路人的赞誉，许多人称赞朱温为忠臣。宰相崔胤及文武百官在城外迎接，行礼如仪，表达了对皇帝和朱温的敬意。

然而，朱温的真实意图远不止于此。他深知，李晔之所以被迫逃往岐州，根源在于宦官的操控和干扰。为了彻底消除这一隐患，朱温决定采取果断行动，铲除宦官势力，以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同月，朱温和崔胤联名上奏，请求皇帝下令整治宦官问题。奏折中写道：“自天宝年间以来，宦官势力日益膨胀，掌握了兵权，屡次犯上作乱，甚至弑君篡位，祸乱朝纲。恳请陛下以史为鉴，断绝后患，罢免各司监军的宦官职位。”

唐昭宗李晔早已对宦官深恶痛绝，当即批准了这一奏请。

随后，朱温迅速派遣军队捕拿了数百名宦官，除了留下几十名年老体弱的宦官继续侍奉皇帝外，其余不论善恶，一律处死。

宦官势力自李辅国时代开始崛起，到了元和年间更是达到了顶峰，不仅弑君篡位，还把持朝政，为害甚烈，久为天下所诟病。此次行动彻底扑灭了唐朝的宦官之祸，结束了长达百余年的宦官专权局面。

安顿好唐昭宗李晔后，朱温返回了汴州。虽然他并未将李晔带在身边，但长安已完全在他的掌控之下，实际效果并无二致。

唐昭宗李晔虽为九五之尊，但此时的他早已失去了实权，沦为一个傀儡皇帝。历史上不乏类似的例子：汉献帝刘协、东魏孝静帝元善见等，这些皇帝虽然名义上尊贵无比，但实际上连自己的命运都无法掌控，过得十分憋屈。相比之下，掌握实权的藩镇节度使或地方诸侯，反而更加自在。

权力才是最尊贵的，至于名义上的地位，并不重要。朱温深知这一点，因此他在掌控了朝廷大权后，逐渐走向了更高的政治舞台，最终成为了历史的主宰者之一。

在西线的忧患解除之后，朱温将目光转向了东方，决心清除那些在他西征期间趁机作乱的地方势力。首当其冲的是平卢军节度使王师范，此人趁着朱温西征之际，在后方频频动手，成为了朱温的心腹大患。

唐天复三年（公元903年）四月，朱温派遣侄子朱友宁率兵进攻青州。面对朱温的攻势，王师范虽然试图抵抗，但实力悬殊，很快就被朱友宁打得溃不成军，甚至他的弟弟王师克也在战斗中阵亡。王师范的初次抵抗以惨败告终，士气大挫。

为了自救，王师范急忙派人前往淮南，请求当时与朱温势不两立的杨行密发兵援助。

杨行密作为朱温的主要对手之一，自然不会坐视不管。他立即派遣大将王茂章率军北上，前往青州支援王师范。此时，朱温的军队已经攻破了博昌（今山东博兴），并逼近登州（今山东蓬莱）。

青州军与淮南军联合作战，凭借默契配合，成功地在一次关键战役中重创了朱温的军队。在这场战斗中，朱友宁的战马不慎摔倒，他本人也被青州军所杀。这一胜利让王师范暂时看到了一线生机。

然而，朱温听到朱友宁战死的消息后，怒不可遏，决定亲自率领二十万大军赶赴青州。七月，朱温的大军抵达青州，开始了对城池的猛烈围攻。

朱温的军队战斗力极强，连续突破青州军的防线，王茂章尽管尽力抵抗，但终究无法抵挡朱温的强大攻势。

最终，王茂章意识到继续战斗只会徒增伤亡，于是率军撤回淮南，放弃了对王师范的救援。

随着援军的撤离，王师范的处境愈发艰难。十一月，面对朱温的重重包围和不断加剧的压力，王师范终于选择向朱温投降。朱温接受了王师范的投降，并任命李振暂代青州的治理。王师范则被要求穿着素衣、骑着驴，带着家眷数百人迁往汴州，象征性地接受朱温的控制。至此，胶东半岛地区完全落入朱温之手。

这场战役不仅标志着王师范的覆灭，也进一步巩固了朱温在中原地区的霸权地位。

朱温在此次东征中，除了军事上的胜利，还收获了一位极具侠义精神的将领——刘鄩。刘鄩是五代时期著名的将领，以其高尚的品德和卓越的军事才能闻名于世。他曾与朱温手下的大将葛从周在兖州交战，而葛从周的母亲恰巧被困在城中。

刘鄩不仅公私分明，而且心怀仁慈。他对葛母极为尊敬，不敢有丝毫怠慢，并且主动将城中的老弱病残全部放出城外，只留下自己的部队守城。这种侠骨风范，即便千年之后，仍令人敬仰不已。孙子所言为将者应具备的“智、信、仁、勇、严”五德，刘鄩至少当得起一个“仁”字。

后来，王师范投降朱温，葛从周劝降刘鄩，刘鄩才最终归顺朱温。朱温对刘鄩极为赏识，常称赞他是李勣（即传说中的徐茂公）再世。

值得一提的是，刘鄩还有一段广为人知的浪漫故事。他曾购买了一名卖饼的王家女孩作为侍女，这名女子容貌出众，被誉为“花见羞”，意指她的美貌连花朵都会自惭形秽。

刘鄩去世后，王氏携带着大量财富投靠了后来成为唐明宗的李嗣源，并深得其宠幸。在后唐及晋汉交替的政治舞台上，王氏也发挥了重要的影响力。这便是后话，暂且 不提。

唐昭宗李晔在位期间频繁更改年号，似乎对改年号产生了某种特殊的偏好。天复三年（公元903年），他再次改元为天祐元年（公元904年），寄希望于通过新的年号祈求上天保佑大唐王朝和自己的统治。然而，此时的大唐帝国已经气数将尽，李晔的这一愿望终究未能实现。这一年也成为他生命的最后一年。

李晔曾一度认为朱温是能够支撑国家的栋梁之才，未曾料到自己不过是从一个狼穴逃入了虎口。朱温不仅不如李茂贞，反而更加专横跋扈。

为了更好地控制李晔，朱温强行将其“请”到了洛阳。尽管李晔不愿前往，但在朱温的威胁与恫吓之下，他最终不得不屈服。

离京之际，李晔面对前来送行的百姓，悲痛欲绝地吟诵道：“纥干山头冻杀雀，何不飞去生处乐。朕今到处流浪，不知朕将死于何地。”左右之人无不落泪。

堂堂大唐皇帝竟沦落到如此境地，若唐太宗李世民泉下有知，恐怕也会为之痛心疾首。

临行前，李晔秘密起草了一道诏书，分别送往河东的李克用、西川的王建以及淮南的杨行密，期望他们将来能够联合起来讨伐朱温，复兴唐朝。

然而，其他一些较大的藩镇，如吴越的钱镠、福建的王审知、湖南的马殷以及广东的刘隐等人，则采取了观望态度，多数人倾向于支持朱温，这使得李晔的复兴梦想变得更加渺茫。

不久之后，王建、李茂贞、李克用、杨行密等地方势力纷纷公开声讨朱温，指责他企图篡夺大唐江山，并扬言要联合起来消灭朱温。

面对这些指责，朱温怒不可遏。他本想出兵教训这些所谓的“忠臣”，但又担心李晔会在自己的地盘上制造麻烦，最终决定除掉昭宗，以绝后患。

唐天祐元年（公元904年）八月，朱温派遣亲信朱友恭、氏叔琮以及枢密使蒋玄晖等人前往长安，密谋杀害李晔。

当夜二更时分，蒋玄晖等人率领士兵闯入宫中，声称有紧急军情要面奏皇帝。内侍不知有诈，便开门放他们进入。

裴夫人贞一察觉到不妥，质问来者为何带兵入宫。话音未落，汴将史太便一刀砍死了裴夫人。昭仪李渐荣见状，急忙大喊：“大人勿伤官家！要杀就杀我们！”

此时，唐昭宗李晔酒意已醒，惊恐万分地绕殿奔跑。史太紧追不舍，眼看就要得手时，李渐荣扑在李晔身上，试图保护他。

史太大喝一声，踢开李渐荣，最终一剑刺死了李晔，年仅三十八岁。随后，史太也杀害了李渐荣。

乱兵随后捕获了何皇后。何后跪倒在蒋玄晖面前，苦苦哀求饶命。蒋玄晖一时心软，决定放过她。

史书对李晔的遇害深感同情，认为他的悲剧并非因为他本人愚昧或残暴，而是因为国家的衰败已经积重难返。当大势已去，即使再有智勇之士，也无法挽回局面。

唐昭宗李晔的遭遇堪称真正的不幸，命运令人唏嘘不已。

随后，蒋玄晖等人奉朱温之命，拥立年仅十三岁的皇太子李祚在昭宗灵前继位，并改名为李柷。朱温见大势已定，迅速前往洛阳处理善后事宜。

朱温的表现堪称一场精心编排的戏码。他伏在李晔的棺木前痛哭流涕，仿佛悲痛欲绝，这一幕虽然感人至深，却显得有些做作，令人不禁质疑其真伪。

朱温随即前往拜见新即位的哀帝李柷，信誓旦旦地表示一定要为先帝报仇雪恨，誓言响彻宫殿。

然而，李振私下劝谏朱温：“当年司马昭指使成济弑杀高贵乡公曹髦，如今应当将罪责归咎于朱友恭等人，以免大王背负恶名。”

朱温深知此言有理，刚从李晔的棺木前起身，便下令处死了“首逆”朱友恭。

朱友恭临刑前怒吼道：“把我卖出来，你也不会有好下场的！迟早遭报应！”而氏叔琮则被贬为白州司户，最终也被赐死。朱友恭的悲剧让人联想到三国时期的成济——同样是受命弑君，同样在事后被抛弃，成为替罪羊。

成济和朱友恭固然难辞其咎，但真正该受到谴责的是幕后主使者——司马昭和朱温。没有他们的命令，成济和朱友恭又怎敢轻易弑君？两人的演技虽然拙劣，但他们的权谋和冷酷却令人不寒而栗。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而这些事件背后的人性与权力的博弈，至今仍值得我们深思。

新皇帝登基后，通常会进行一些人事调整，但这些变动往往只是形式上的，实际上朱温早已安排妥当。

天祐二年（公元905年）三月，李柷颁布诏书，任命礼部侍郎张文蔚、中书侍郎柳璨和代理尚书左丞杨涉为宰相。其中，柳璨是唐末著名的奸臣，为了追求荣华富贵，不惜出卖自己的人格，谄媚讨好朱温。

柳璨见朝中许多官员仍心怀唐朝，便劝说朱温清除这些人。

与此同时，李振也向朱温进言：“这些人自诩为清流，应该把他们扔到黄河里，让他们所谓的‘清流’变成‘浊流’。”

天祐二年六月，李振奉朱温之命，将前宰相裴枢等三十多名朝官押解至白马驿，命令武士将他们全部斩首，并将尸体投入黄河。这一事件在唐末五代史上被称为“白马之祸”，标志着朱温对唐朝旧臣的大规模清洗。

李振频繁往返于洛阳与汴梁之间，为朱温效力。由于其手段狠辣，朝中官员私下里常骂他是“鸱枭”，对其恶行深感痛恨。

尽管中原地区已成为朱温的势力范围，但他依然不满足，始终渴望扩大地盘。

天祐二年（905年）七月，朱温派遣大将杨师厚进攻山南东道节度使赵匡凝。赵匡凝不敌杨师厚，最终被攻破老巢，狼狈逃往淮南。

看到南方各路势力如此脆弱，朱温的野心再度膨胀，决心一举吞并杨行密控制的淮南地区。同年十月，朱温亲自率领大军南下，展开对淮南的征讨。

尽管朱温以残暴著称，但他的军事才能不容小觑。毛泽东曾评价他：“朱温身处四面受敌之地，与曹操相似，但其狡猾程度更胜一筹。”

淮南多年未经历大规模战事，杨行密深知此次朱温来者不善，显然是为了报复此前水淹庞师古之仇。朱温的汴州军久经战阵，战斗力极为强悍，当时能够与其抗衡的只有李克用的晋军。

朱温攻势迅猛，连连得手，汴军在江淮一带横冲直撞，杨行密一时难以抵挡。然而，当朱温进抵寿州（今安徽淮南）时，遇到了顽强抵抗。淮南军坚守不出，使得朱温无计可施，最终决定撤军。

撤退之际，淮南大将柴克用率军在大路边设伏，斩杀汴军三千余人，朱温狼狈逃回汴梁。不久后，杨行密病逝，其长子杨渥继位。

在朱温于前线遭遇败仗之际，洛阳城中的宰相蒋玄晖、柳璨等所谓“开明人士”已经开始为朱温张罗改朝换代的事宜。然而，蒋玄晖的行事方式却显得有些不合时宜。

蒋玄晖为人较为古板，坚持认为改朝换代必须遵循传统的程序：先封大国，总揽百揆，接受九锡礼，最后再正式禅位。这种做法在历史上确实有先例，如司马炎、刘裕、萧衍、陈霸先、杨坚等人都是如此。蒋玄晖的观点并非毫无根据，但他显然低估了朱温的急躁和务实。

朱温对这些繁琐的仪式并不感兴趣，甚至觉得它们多余且虚伪。当蒋玄晖提出要为他加九锡时，朱温大怒，骂道：“直娘贼！难道我不受九锡就不能当皇帝了吗？”

朱温的态度明确表明，他更看重实际权力而非形式上的礼仪。相比之下，历史上那些通过九锡礼上位的帝王，往往被后人视为虚伪做作，徒留笑柄。

朱温意识到，朝中大臣对他的称帝并不热心，若强行推行可能会引发更大的反对。因此，他暂时装出一副推辞的姿态，拒绝了九锡。

而蒋玄晖、柳璨等人则急于成为新朝的开国功臣，迫不及待地想要分享荣华富贵。十二月，蒋玄晖派柳璨前往汴梁，劝说梁王朱温称帝。

然而，蒋玄晖和柳璨的行为并未赢得多少人的尊重，反而让他们背负了恶名。朱温虽然表面上接受了他们的建议，但内心对他们极为不满。他明白，这些人急于攀附权贵，却让他来承担改朝换代的骂名，这令他感到愤怒和失望。

北院宣徽使王殷和赵殷等人因嫉妒蒋玄晖深受朱温宠信，便趁其失势之际，向朱温告发蒋玄晖的罪行。他们诬陷蒋玄晖与何太后密谋复辟唐朝，甚至焚香盟誓，意图颠覆朱温政权。

朱温听闻后勃然大怒，立即下令逮捕并处决蒋玄晖。王殷和赵殷进一步诬陷何太后与蒋玄晖有不正当关系，并指控宫人阿秋、阿虔为他们传递消息。朱温毫不迟疑，下令处死何太后，阿秋和阿虔也在殿前被乱棍打死。

蒋玄晖死后，柳璨也未能幸免。朱温命令将其斩首，柳璨临刑前仰天长叹：“卖国贼柳璨今日受此报应，实乃天理昭彰！我死得其所！”张廷范则在市井中被车裂示众。

就在朱温准备继续巩固权力之时，魏博军突然发生哗变，罗绍威无力控制局面，急忙向朱温求援。朱温深知魏博的战略重要性，不容有失。

天祐三年（公元906年）春，朱温亲自率军前往魏博镇压叛乱。朱温果然手段高明，仅用两招便平定了乱兵。

罗绍威对朱温的及时援助感激不尽，盛情邀请他在魏博多停留几日。实际上，罗绍威是想借助朱温的威名震慑刘仁恭、王镕等潜在对手，以巩固自己的地位。

汴军将士不仅善战，还以吃喝闻名。他们在魏博驻扎了整整半年，期间消耗了七十多万头猪羊，花钱如流水，几乎把罗绍威的家底掏空了。罗绍威心疼不已，感叹道：“即便把六州四十三县的铁都熔化，也换不回这次的错误！”然而，朱温对此毫不在意，吃饱喝足后便拍拍屁股扬长而去。

天祐三年九月，朱温率兵攻打沧州。刘守光坚守不出，城中饿殍遍地。

朱温在城下劝说刘仁恭的长子刘守文投降：“你父亲已经被我打得不敢出战，他不会来救你的，不如早点投降吧。”

刘守文坚定地回答：“我是刘仁恭的儿子，理应为父亲守城。大王若想以仁义服天下，更不应逼我背叛父亲。大王若用我这个不忠之人，天下人将如何看待您？”

刘守文的话正气凛然，无懈可击，朱温听后脸上一阵红一阵白，只好暂时放缓了攻城的步伐。刘仁恭担心儿子的安全，急忙向河东的李克用求援。

起初，李克用并不想插手此事，但他的儿子李存勖却有远见，对父亲说：“我们与燕国都是汴梁的死敌，若燕国灭亡，我们将失去重要的战略侧翼，到时后悔就来不及了。”

李克用觉得儿子言之有理，于是派遣李嗣昭、周德威等人去袭击朱温的后方。没想到，驻守潞州的汴军大将丁会突然投降了李嗣昭。

李克用大喜过望，设宴款待丁会。席间，丁会泪流满面地说：“梁王虽然对我恩厚，但他志在篡夺唐室。为了大义，我不得不降于大王，以匡扶王室。”

朱温得知泽潞地区失守后，大骂丁会背信弃义，无奈之下只得撤军。

刘守文随即致信朱温，恳请梁王念及天下苍生，分发一些粮食给濒临绝境的沧州百姓。虽然历史上常将朱温描绘为残暴之徒，但与他同时代的其他军阀相比，又有谁真正称得上仁慈？出人意料的是，朱温竟痛快地答应了刘守文的请求，为沧州留下了大量的粮食后撤回。

汴军此次受挫，士气受到了严重影响，朱温也因此闷闷不乐了好些日子。这时，罗绍威向朱温进言，建议他废黜唐朝自立为帝，以消除那些反对他的借口。

朱温并未立即应允，但他心中也明白，继续打着唐朝的旗号已无济于事。李克用、王建、杨渥等人早已视他为眼中钉，无论他如何行事，都不会轻易放过他。经过深思熟虑，朱温最终决定废黜唐昭宗李柷，另立新朝，开启属于自己的时代。

这一决定不仅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也为中原大地带来了新的动荡与变局。

公元907年6月1日，即唐天祐四年四月十八日，梁王朱温在汴梁正式登基称帝，改元为“开平”，建立大梁政权。这一历史时刻标志着唐朝的终结和五代十国时期的开始。

在朱温称帝的过程中，不乏一些谄媚之徒为其造势，纷纷献上所谓的“祥瑞”：黄龙显现、七彩芝草等，极尽夸张之能事，以迎合朱温的心意。朱温对此心满意足，成为了五代首位皇帝，并改名为朱晃，史称梁太祖。

朱温称帝后，追尊其先祖及父母：父亲朱诚被追封为文穆皇帝，母亲王氏为昭懿皇后。同时，他大肆封赏宗室成员。由于他的发妻张氏已于唐天祐元年（公元904年）病逝，朱温追封她为贤妃。

据记载，张氏生前曾多次劝阻朱温不要废黜唐朝自立为帝，但朱温并未采纳她的建议。

尽管如此，朱温对张氏的感情始终未变，直到他去世时，始终没有再立皇后。张氏为朱温生育了一个儿子，名叫朱友贞，后来继承了皇位，成为梁朝的末代皇帝，史称梁末帝。

在张夫人去世后，朱温失去了约束，逐渐放纵自己的欲望，宠幸了上百个女人。欧阳修在编纂《新五代史》时，对朱温的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甚至将他后来的惨死归咎于“女祸”。

欧阳修认为，“女祸”轻则亡家，重则亡国，所谓“红颜祸水”便是如此。然而，这种观点忽视了一个关键问题：真正决定历史走向的，是男性的自我修养和政治决策，而非女性的影响。将国家的混乱归咎于女性，显然是不公平的。

朱温建立的后梁政权，虽然被后来的李存勖、郭威等河东军政系统的统治者视为伪朝，但这种评价更多是出于政治立场，而非客观的历史判断。赵匡胤建立宋朝后，由于他并非河东系出身，反而承认了后梁的正统地位。这反映出正统性的认定往往受到当时政治势力的影响，而非纯粹的历史事实。

从历史上看，朱温的篡位方式与南朝、隋唐的权力更替并无本质区别。如果因为朱温的手段而否定他的正统性，那么唐朝通过武力夺取杨氏政权的行为是否也应被视为“伪朝”？同样，李存勖自称继承唐朝正朔，但实际上他与唐朝并没有直接的血缘或法理联系，充其量只是一个“冒牌货”。既然如此，为什么朱温就不能被视为正统呢？

总之，历史的评价不应仅仅基于道德谴责或政治偏见，而应从更广阔的视角去理解权力的转移和社会的变迁。朱温固然不是一个值得称道的人物，但将他的一切过错都归结于“女祸”或个人品德，显然过于简单化了。

朱温登基为皇帝后，第一个站出来表示不满的并非是李克用这位“唐朝正统”的继承人，也不是王建这个曾经的“偷驴贼”，而是朱温的亲哥哥——朱全昱。

朱全昱对弟弟的行为早已忍无可忍，趁着酒意，他猛地掀翻了赌桌，指着朱温的鼻子大声斥责：“朱三，你原本只是一个平民，跟随黄巢造反，后来唐朝封你为节度使，你已经得到了足够的荣华富贵。没想到你竟然灭掉了唐朝三百年的江山，这样做是要遭天谴的！我们朱家迟早会因为你而毁于一旦！”说完，朱全昱拂袖而去，留下朱温气得说不出话来。

朱温称帝后，将国都定在了汴梁，并将汴州改名为开封府。这是开封历史上第一次正式成为首都，这一决定对开封日后成为历史名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到了北宋时期，开封再次成为都城，进一步巩固了其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与此同时，长安这座曾经辉煌千年的古都，正式告别了它的建都史，从“贵族”变成了“平民”。尽管如此，长安因为唐朝在中国历史上的独特地位和深远影响，至今仍被列为中国的四大古都之一，与北京、洛阳、南京齐名，继续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与文化传承。

朱温在907年建立后梁，标志着唐朝的正式灭亡。然而，天下诸镇对这一新政权的态度各异。李克用、王建、李茂贞和杨渥等人坚决不承认后梁政权，继续使用唐朝的年号，以示对唐朝正统的忠诚。与此同时，其他如马殷、钱镠、刘隐、王审知和李思谏等地方割据势力则选择向后梁称臣。对他们来说，谁是中原的皇帝并不重要，只要能维持自己在本地区的统治权即可。

李克用、王建等人虽然表面上坚持唐朝正统，但实际上并非真正的忠臣。特别是王建，他在朱温篡位后曾率先向天下发檄文，号召各路诸侯联合讨伐朱温，但响应者寥寥无几。原因很简单：王建的信誉不佳，被认为是“非诚实”的人。

果然，几个月后，王建便在成都称帝，建立了大蜀政权。这一行为不仅暴露了他所谓的“忠义”不过是权宜之计，也进一步证明了当时各路诸侯的真实动机——他们更关心的是自身的利益，而非所谓的“忠君报国”。

面对这些仍然打着唐朝旗号的反对者，朱温决定采取更为极端的手段。为了彻底断绝这些人的“邪念”，他下令处死了唐废帝李柷。

梁开平二年（公元908年）春，年仅十七岁的李柷在曹州被杀害，结束了唐朝最后一位皇帝的短暂生命。

中国历史上真正意义上不得善终的亡国皇帝，除了李柷外，还有明永历帝朱由榔（注：应为朱由榔，而非朱由检）。朱由榔在南明政权覆灭后，被吴三桂逼死，成为了明朝最后一位皇帝的悲剧性终结。相比之下，清末代皇帝溥仪的结局则显得不同寻常。经过新中国成立后的改造，溥仪得以重新做人，最终成为了一名普通的公民，翻开了历史的新篇章。

也是在这一年，北方的契丹部落首领耶律阿保机（也译作耶律按巴坚）向后梁的朱温称臣纳贡。契丹后来成为了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辽国，北宋名将杨六郎镇守三关时，对抗的正是这个强大的契丹大辽国。

朱温建立后梁后，首要目标便是消灭宿敌李克用。开平元年（公元907年）六月，朱温派遣保平节度使康怀贞率领八万梁军，会同魏博军，前往收复潞州。康怀贞急于立功，率军大张旗鼓地前往潞州。

然而，河东昭义军节度使李嗣昭坚守潞州城池，坚决不出战。梁军虽然苦攻数月，却始终未能攻克这座坚城。

晋王李克用得知潞州被围的消息后，立即派遣精锐部队前往救援。河东的几位名将，如周德威、李存璋、李嗣源和安金全等人迅速率军赶往潞州，增援守城力量。

朱温的耐心有限，见二十多天仍无进展，便撤换了前线指挥官康怀贞，改派亳州刺史李思安接替指挥，企图扭转战局。

李思安颇具军事才能，抵达潞州后，下令在城外建立了军事据点，意图切断城内河东军与外界的联系，这一据点被称为“夹寨”。

周德威意识到夹寨的威胁，日夜不停地攻击，即使无法攻破，也要拖垮梁军。梁军则选择龟缩在夹寨中，以守代战，避免与周德威正面冲突。

这场对峙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双方都在等待着转机的到来。

梁开平二年（公元908年）正月，晋王李克用病逝，其子李存勖继位为新的晋王。

临终前，李克用将三支箭交给李存勖，并咬牙切齿地叮嘱道：“第一支箭是为了讨伐幽州的刘守光，他尚未被消灭，你切勿南下攻打梁国；第二支箭是为了对付耶律阿保机，他曾与我结为兄弟，却背信弃义，投靠了汴州，你要为我报仇；第三支箭则是针对谋逆篡位的朱全忠，他是灭亡我们国家的罪魁祸首。如果你能完成这三项重任，我在九泉之下也能瞑目。”

李存勖痛哭流涕，接过三支箭，发誓一定要完成父亲的遗愿。后来，李存勖称帝，追尊李克用为唐太祖武皇帝。

然而，相比起那位被誉为“文治武功”的唐太宗，李克用的“武”字似乎显得有些名不副实，连修史者也认为他不太配得上这个称号。

李存勖继位后，感到自己声望不足，便请来了他的三叔、振武军节度使李克宁，希望他能帮助自己稳固地位。李存勖谦虚地对李克宁说：“侄儿虽是继承人，但才能和德行都不足以胜任晋王之位。三叔在河东享有崇高的威望，恳请三叔暂代晋王之位。”

李克宁并非愚钝之人，他立刻明白了李存勖的用意，只是想借他的名义来稳定局势。因此，李克宁坚决推辞道：“先王临终前明确指定你为晋王，谁敢不服从？”说完，他恭敬地向李存勖下拜，确立了君臣之礼。

见李克宁低头认命，众人心中敬畏，纷纷效仿，跪伏于地，表示效忠。这样一来，李存勖的权威得以迅速确立，政权也得到了巩固。

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臣服于李存勖。

李克用的养子李存颢一直对李存勖不屑一顾，私下里常常嘀咕：“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个亲生儿子吗？”

李克宁面对唾手可得的权力却迟迟不愿行动，这让李存颢暗自嘲笑他愚蠢。

于是，李存颢找到李克宁，劝说道：“兄终弟及，这是人之常情。况且叔父向侄儿称臣，传出去岂不被天下人笑话？天赐良机，若不抓住，必将自取其祸。”

起初，李克宁坚决反对：“你别在这里胡言乱语。李家以忠孝著称，举世共知。再敢放肆，我定不会轻饶你。”

然而，李克宁的妻子孟氏一直梦想着成为晋王妃，她不断在李克宁耳边煽风点火。渐渐地，李克宁动摇了，开始心动。于是，他命令李存颢等人秘密筹备，准备对李存勖下手，并计划将河东之地献给朱温。

然而，李存颢为人不够谨慎，这件机密大事被他的好友史敬镕得知。史敬镕大惊失色，立刻将此事告知了李存勖。李存勖召集近臣商议，当众揭露了李克宁的阴谋，并装出一副可怜的模样说：“骨肉相残，实非我愿。为了李家血脉不绝，我愿意让位于三叔。”

老臣张承业第一个站出来反对，他作为李克用的托孤重臣，怎能跟着李克宁背叛李存勖？众人纷纷表示愿意支持晋王铲除逆贼。最终，李存勖决定采取行动。

二月，李克宁等人前来府邸议事，不料李存勖突然大喝一声，武士们随即冲出，将李克宁和李存颢擒获。

李存勖泪流满面地对李克宁说道：“之前侄儿曾愿意让位给三叔，但三叔并未接受。如今三叔却要加害侄儿，这令侄儿实在难以理解，三叔怎能如此狠心！”

李克宁无言以对。

最终，李存勖下令处决二人，并赐孟氏自尽，一场潜在的内乱就此平息。

李克用的死讯传到汴梁后，朱温起初并不相信，怀疑这是沙陀族人的诡计，决定亲自前往前线查看局势。由于李思安在潞州前线屡战屡败，朱温便任命刘知俊接替他担任总指挥，但此时刘知俊还在同州（今陕西大荔）。

经过多方确认，朱温终于相信李克用确实已经去世，这才松了一口气。在他看来，李存勖不过是个年少无知的孩子，不足为惧，于是他返回汴梁避暑，并让李思安暂时负责前线事务，等待刘知俊的到来。

然而，朱温低估了李存勖的能力。这位年轻的继承人不仅年少气盛，而且野心勃勃，决心要在战场上证明自己的实力。李存勖绝非朱温想象中的那个“乳臭未干”的孩子，而是即将崛起的一代英豪。

开平二年（公元908年）四月，李存勖亲自率领精锐部队前来解救被围困的潞州。河东军行进至距离潞州约五十里的黄碾时扎营，李存勖身披重甲，时刻准备迎战，并命令士兵密切侦察前线动态。

在一次侦察中，李存勖发现梁军营地竟然没有设置瞭望哨，这一疏忽让他意识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绝不能错过。

进入五月，一天清晨，浓雾弥漫大地。李存勖抓住这个天赐良机，率军悄悄推进至三垂冈（今山西长治附近），并在那里设下埋伏，静待最佳进攻时机。

大雾持续到夜晚仍未散去，李存勖认为时机已到，遂下令全面出击。

他亲自率领一路军队直扑梁营东北寨，周德威和李存审各率一支部队从两侧包抄，三路大军同时向梁营发起猛攻。前锋由李嗣源担任，他是李存勖的义兄，勇猛善战。李嗣源率先攻破了梁营的东北角，河东军如潮水般涌入敌营。

梁军毫无防备，侦察系统完全失效，面对突如其来的袭击措手不及。河东军士气高昂，攻势如虹，梁军被杀得溃不成军，几乎全军覆没，所有的军械和粮草也被河东军缴获。

经过近一年的围困，潞州终于在李存勖的巧妙指挥下成功解围，展现了他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果断的决策能力。这次胜利不仅挽救了潞州，也为河东军赢得了重要的战略优势。

河东军企图乘胜追击，夺取泽州（今山西晋城），但梁朝大将牛存节已率援军入驻该城。河东军随即展开攻城行动，甚至在城外挖掘地道，意图通过“神兵天降”般的突袭取得胜利。然而，牛存节严防死守，河东军未能得逞。

经过十余天的激烈攻城，泽州依然固若金汤。

与此同时，梁朝将领刘知俊正率领大军逼近泽州。李存勖意识到短期内难以攻克泽州，而他在三垂冈之战中已经取得了重大胜利，足以向世人炫耀。于是，他决定撤军返回太原，犒赏将士们。

此时，朱温正在避暑，本以为会收到好消息，却得知了全军覆没的消息。朱温悲痛欲绝，感叹道：“生子当如李亚子，李氏不亡矣！吾家诸子乃豚犬耳。”

八百多年后，清朝诗人严遂成有感于这段历史，创作了一首著名的咏史诗《三垂冈》：

英雄立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

只手难扶唐社稷，连城犹拥晋山河。

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

萧瑟三垂冈下路，至今人唱《百年歌》。

`

又过了两百多年，伟大的书法家毛泽东同志亲自书写了这首《三垂冈》，使其成为了毛泽东书法作品中的经典之作。

朱温在开平三年（909年）春季，因屡遭军事挫折，为了调整心态，决定迁都洛阳。尽管迁都，他仍保留汴梁作为东都，保持其重要地位不变。

随着岁月的流逝，朱温的性格愈发猜忌和刻薄。

当时，镇守长安的佑国军节度使王重师以治军有方、政绩斐然而受到百姓的爱戴。然而，这反而引起了朱温的怀疑，他认为王重师心怀二志。于是，朱温下令左龙虎统军刘捍接替王重师，担任长安的守将，并召王重师前往洛阳。

王重师深知前往洛阳意味着失去自由，甚至可能面临不测，因此他不愿赴任。当刘捍抵达长安时，王重师愤怒地质问并驱逐了他。刘捍满心委屈，回到洛阳后，向朱温添油加醋地汇报，称王重师暗中与李茂贞勾结，图谋不轨。

朱温本就对王重师存有疑虑，再加上刘捍的煽风点火，认为王重师已经失去了利用价值，甚至可能成为隐患。于是，朱温迅速贬黜王重师为溪州刺史，不久后便下诏将其处死，并诛灭其家族。

事实上，王重师不过是有些居功自傲，根本没有反叛之心。朱温的严酷治军风格和对将领的刻薄态度，最终导致了这场悲剧的发生。

《旧五代史》中，朱温的几位大将如氏叔琮、朱友恭、朱珍、王重师、李思安等被合为一传。这些将领在朱温崛起的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最终却因各种罪名被朱温处死。这一历史现象引发了后人的诸多讨论和批评。

然而，如果我们从更客观的角度来看，朱温对待这些功臣的态度虽然显得冷酷，但简单地给他扣上“卸磨杀驴”的帽子可能有些不公平。事实上，朱温并没有对所有功臣下手。例如，汴朝的其他名将如庞师古、葛从周、刘鄩、牛存节、杨师厚、张归霸等人，有的战死沙场，有的则得以善终。这表明朱温并非毫无理由地诛杀功臣，而是基于某些具体的原因。

朱温之所以选择诛杀氏叔琮、朱友恭、朱珍、王重师、李思安等人，很可能是因为他们身上存在某些让朱温无法容忍的隐患或把柄。这些将领可能在权力斗争中表现出过强的野心，或者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导致朱温不得不采取行动以巩固自己的统治。相比之下，庞师古、葛从周等人则没有给朱温留下任何可以抓住的把柄，因此得以保全。

朱温诛杀王重师不久后，忠武节度使刘知俊突然造反，这让朱温感到非常不解。刘知俊是朱温的老臣，一直以来都忠心耿耿，为何会突然背叛？朱温写信质问刘知俊：“朕待你不薄，你为何要背叛朕？”

刘知俊的回信揭示了事情的真相：“臣本不敢负陛下，然王重师亦陛下忠臣，犹不免族灭，臣今畏之，故尔有此。” 这封信表明，刘知俊的反叛并非出于对朱温的不满，而是出于对自身安全的恐惧。他看到王重师这样的忠诚之士都被朱温所杀，担心自己也会成为下一个目标，因此选择了先发制人。

朱温看完后，一时气结，无言以对。为了挽回局面，朱温不得不派遣使者去劝说刘知俊，表示：“刘捍诬告王重师与李茂贞勾结，朕一时误信，导致王重师蒙冤而死。如今回想起来，深感追悔莫及。只要卿能归来，朕必定不会辜负你。”

然而，刘知俊跟随朱温多年，深知其阴险狡诈的性格，知道他一旦翻脸，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因此，刘知俊并未轻易相信朱温的承诺，选择拒绝归顺。

朱温的颜面受损，自然大为恼怒，随即命令刘鄩率军前去平定刘知俊的叛乱。刘知俊虽然勇猛，但终究不是刘鄩的对手。

不到一个月，刘知俊便兵败如山倒，被迫逃入岐国境内，投奔了李茂贞。随着刘知俊的逃离，西部的局势暂时得到了稳定。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刘知俊叛变刚刚被平息之际，镇州的王镕却与晋王李存勖暗中勾结，关系日益密切。朱温对此一直心存疑虑，担心王镕会背叛自己。

开平四年（公元910年）十一月，朱温借燕王刘守光准备南下进攻镇、定二州之机，派供奉官杜廷隐等人率领军队前往镇州，声称是来“帮助”王镕抵御燕军的侵袭。

王镕心中明白，朱温此举并非出于善意，而是想在他的领地内安插一支忠于自己的力量，以便随时控制或消灭他。然而，王镕又不敢公然拒绝朱温的要求，毕竟朱温的手段狠辣，稍有不慎便会引来灭顶之灾。

于是，当杜廷隐率军抵达深州（今河北深县）时，王镕不得不允许他们进入城内驻扎。这一举动实际上等于将梁军引入了自己的腹地，成为了朱温在他身边埋下的一颗定时炸弹。只要王镕稍有异动，朱温便可以立即采取行动，彻底铲除这个潜在的威胁。

朱温的这一招不仅显示了他的老谋深算，也预示着镇州未来的局势将更加复杂和危险。

王镕内心充满了犹豫和挣扎，是否应该与朱温彻底决裂。他深知，即便求助于李存勖，也难以确保能战胜梁军。一旦失败，不仅他自己，整个家族都将面临灭顶之灾。

战争的残酷性不言而喻，“夷其族”这四个字虽然简单，但其中的惨烈和无情，外人又怎能真正体会？一个人的决策失误，却要让整个家族付出生命的代价，无论是年迈的老者还是无辜的孩童，都难逃一死。

此时，梁军中有人叛逃至镇州，揭露了朱温的真实意图：消灭镇州，以绝后患。王镕收到这一消息后，依然在权衡利弊。他只是写信给朱温，谎称燕军已经离开（实际上根本未曾到来），并希望梁军能够班师回朝。

朱温表面上装作大度，派人前去安抚王镕。然而，没过几天，王镕便得知深州的梁军已经将城中的镇州军全歼。这一消息让他意识到，朱温这个“无耻之徒”已经动了真格。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王镕最终决定不再继续依赖朱温，转而投靠李存勖，并向燕王刘守光求救，试图寻找新的出路。

刘守光收到了王镕紧急求援的鸡毛信，但他却固执地坚持“卞庄射虎”的策略，认为应该等待双方力量消耗殆尽后再出手。他拒绝了部将孙鹤提出的“援助赵国以巩固幽州外围”的建议，错失了一个重要的战略机会。

刘守光的行为一直充满争议。他曾与父亲刘仁恭的侍妾罗氏有染，因此遭到父亲的严厉惩罚。心怀怨恨的刘守光后来率兵攻打自己的父亲，最终将刘仁恭擒获，囚禁在别处。这种父子相残的事件在历史上极为罕见，令人震惊。

事情并未就此结束。刘守光的哥哥刘守文得知父亲被弟弟俘虏后，前来讨伐刘守光。然而，刘守文在阵前设下圈套，却被刘守光识破，最终也成了刘守光的俘虏。

至此，刘守光正式掌控了幽州节度使的职位，虽然他的势力范围广阔、兵力雄厚，但其能力和人品却备受质疑，最终导致了一系列丑闻和笑话。

相比之下，李存勖则展现了更为远见卓识。他意识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控制镇州和定州不仅能对梁朝的东线构成威胁，还能三面合围刘守光。因此，当王镕来信求援时，李存勖毫不犹豫地抓住了这个天赐良机。

为了应对这一局势，李存勖派遣周德威率领河东精锐部队前往王镕的地界，驻守赵州（今河北赵县）。王镕见到河东军的到来，感到安心许多，他对河东军的实力充满信心。随后，王镕正式与朱温决裂，尊奉李存勖为盟主，并采用河东的天佑年号。

通过这一系列行动，李存勖不仅削弱了死敌朱温的力量，还为自己赢得了更多的盟友和支持，为未来的统一战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不久后，李存勖亲自率领河东军主力南下，而此时朱温也决定对镇、定两州用兵，意图一举消除北方的威胁。为此，朱温派遣宁国节度使王景仁、潞州招讨副使韩勍和相州刺史李思安率军北上，准备与河东军一决高下。

两军在柏乡（今河北柏乡）对峙。为了试探梁军的实力，李存勖先派周德威前去挑战，但梁军坚守不出，拒绝应战。

李存勖不愿久耗于此，于是命令周德威上前挑衅，要求他用尽一切手段激怒梁军，骂得越难听越好，务必让对方出营决战。

镇州军虽然拼死抵抗，但面对人数众多的梁军，逐渐难以支撑。梁军眼看就要突破镇州军的防线，即将渡过野河。此时，驻扎在河北岸的李存勖深知，一旦梁军渡河，局势将变得极为不利。

李存勖命令大将李建及率军与梁军展开决战。河东军士兵体格健壮，擅长野外作战，双方迅速陷入激战。

尽管梁军攻势猛烈，但未能取得突破，两军在战场上展开了残酷的拉锯战。战斗持续到中午，仍难分胜负，梁军因长时间的对抗逐渐体力不支。

王景仁见此情形，决定暂时撤退，以便让士兵们补充体力。

然而，河东军怎会放过这个机会？他们抓住梁军撤退的瞬间，高呼：“梁军败了！兄弟们，立功的时候到了！”这一声呐喊极大地鼓舞了河东军的士气，士兵们如潮水般冲向梁军阵中，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屠杀。

梁军顿时阵脚大乱，局势瞬间逆转，最终惨败，死伤数以万计。剩余的梁军见势不妙，纷纷解甲投降，王景仁、韩勍、李思安等人则仓皇逃走。

李存勖乘胜追击，意图一举攻下汴梁，活捉朱温。河东军一路追至邢州（今河北邢台），却发现驻守在此的梁保义军节度使王檀早已得到败报，并做好了严密的防御准备。面对有备而来的梁军，河东军不敢贸然进攻，遂决定收兵回营，暂作休整。

与此同时，驻扎在深州的梁军将领杜廷隐得知李存勖的威名后，不敢轻举妄动，当夜便率领部队驱赶附近的壮丁，向南撤退至梁朝境内，以免被河东军包围。

这场战役不仅展示了李存勖的军事才能，也彰显了河东军的强大战斗力，使得梁朝的士气受到严重打击。

乾化元年（公元911年）正月，柏乡之战作为五代历史上的一场著名战役，标志着梁晋争霸中的一个关键转折点。此战不仅对梁朝造成了沉重打击，使其精锐部队“龙骧”、“神捷”军全军覆没，也彻底改变了河北地区的政治格局。战后，王镕和王处直倒向了李存勖，使得梁朝从此一蹶不振，而李存勖则巩固了其在河北的控制权，进一步扩大了对梁朝的优势。

柏乡之战的失败对朱温的心理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为了发泄内心的挫败感，他将目光投向了河南尹张全义的家眷。据传，朱温听闻张全义的妻子和女儿容貌出众，便以避暑为名，强行进入张府，肆意玩弄张全义的妻女，甚至连张全义的儿媳也未能幸免。张府内一时淫声四起，秽不可闻。

面对这样的奇耻大辱，张全义选择了隐忍。他深知，朱温手中掌握着自己一家百余口人的性命，任何反抗都可能导致灭门之祸。因此，张全义采取了“乌龟法”，选择默默忍受，装作视而不见。毕竟，对于他来说，保住性命远比维护面子更为重要。

然而，张全义的儿子张继祚却无法忍受这种屈辱。看到自己的母亲、妻子和妹妹受到如此凌辱，张继祚怒火中烧，甚至拔刀欲与朱温决一死战。

但张全义及时制止了儿子，并冷静地劝说道：“我们一家百余人性命都在朱温手中，你若杀了他，他的儿子必然会报复，我们全家恐怕难逃一死。当年我在河阳被困时，若不是朱家相救，哪有你们这些人的今天？这些事就算了吧。”

张继祚最终被父亲说服，放下了手中的刀。这场风波虽然暂时平息，但也揭示了五代时期权力斗争的残酷与无情，以及个人在强权面前的无奈与妥协。

张全义深知自己的命运完全掌握在朱温手中。尽管过去朱温并未给予他特别的帮助，但此时此刻，张全义不敢有丝毫冒犯。朱温作为五代时期最具权势的人物之一，其威严和影响力令人敬畏。历史上，王师范因触怒朱温而遭受严厉惩罚，这使得张全义更加谨慎行事，避免任何可能引发朱温不满的行为。

到了晚年，朱温已近六十岁，但他的精力依然旺盛。尽管曾经沉溺于声色犬马，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这些享乐逐渐失去了兴趣。然而，他仍然表现出对女性的关注，甚至将目光投向了儿媳妇们，这一行为引发了诸多争议和不满。

朱温有多名亲生儿子，但他最为宠爱的却是义子博王朱友文。在五代前期，认养义子是当时常见的政治和社会习俗，朱温也不例外。

相比之下，张氏夫人的亲生儿子、均王朱友贞虽也是朱温的重要子嗣，但在父亲心中的地位却不及朱友文。

尽管如此，朱友贞与朱友文的关系相对融洽，两人之间并未出现明显的矛盾。

朱友文不仅容貌俊美，而且博学多才，擅长诗文。然而，他受到朱温宠爱的原因并不仅仅是因为这些表面的优点。实际上，朱温对朱友文的偏爱更多源于他在政治上的才能和谋略，这使得朱友文成为了朱温心目中的得力助手和未来的接班人之一。

据史书记载，朱友文的妻子王氏以其美貌著称，在朱家的儿媳中尤为突出。朱温晚年时，尽管年事已高，但仍然被王氏的美丽所吸引。最终，他未能抑制自己的欲望，与王氏发生了不当关系。

这种行为在民间被称为“扒灰”，意指公公与儿媳之间的不伦之恋。朱温的行为显然违背了传统的伦理道德规范。道德约束的前提是个人愿意遵守，而朱温显然将个人欲望置于道德之上，导致了这一违背伦理的行为。

郢王朱友珪的妻子张氏与朱温之间也存在身体关系。因此，表面上看，似乎是王氏和张氏之间的争宠，但实际上这背后隐藏着朱友文与朱友珪之间的政治较量。最

终，尽管朱友文并非朱家嫡系血脉，但他凭借王氏的得宠地位，逐渐占据了上风。王氏在朱温心中的地位显然高于张氏，这也为朱友文的政治优势奠定了基础。

梁乾化二年（公元912年）闰五月，朱温决定安排王氏前往东都汴梁，召见朱友文前来洛阳，准备让他继承皇位。王氏接到命令后，心情愉悦地踏上了旅程。

与此同时，张氏得知了这个消息，心中充满了忧虑和不安。她意识到自己和儿子朱友珪的处境变得极为危险。张氏对朱友珪说道：“情况不妙，朱温打算让朱友文继位。如果朱友文成为皇帝，我们恐怕难以保全。我们必须尽快想出对策。”

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变局，朱友珪感到形势紧迫，他深知自己必须迅速采取行动。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和性命，朱友珪决定铤而走险，发动了一场政变，试图通过武力改变局势。

乾化二年（公元912年）六月，朱友珪通过贿赂禁军将领韩勍，策划了一场政变。

作为禁军统领，朱友珪能够自由进出皇宫，他命令韩勍带领五百名亲信士兵混入控鹤都，在夜色的掩护下突破宫门，直奔朱温的寝宫。

当时，朱温正准备就寝，突然听到外面一阵骚乱。他的侍卫们见形势不对，纷纷逃散，只剩下朱温一人惊恐地站在原地，面对突如其来的叛军。

朱温很快意识到发生了什么，愤怒地质问朱友珪：“你这个不孝之子，竟敢背叛我？！”

朱友珪冷笑着回应：“不错，正是你儿子我！”

朱温气得浑身颤抖，声音因愤怒而发抖：“逆子啊！我早该对你有所警惕，悔不该没有及早除去你。你竟敢弑父，如此大逆不道，天理难容，老天绝不会饶恕你！”

这句话成为了朱温临终前的最后遗言。

朱友珪早已无心继续与父亲的争论，他冷冷地说道：“不必多言，你该上路了！”随即，他向身边的家奴冯廷谔投去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

冯廷谔立刻领会，迅速冲向朱温，挥刀一击。伴随着一声惨叫，朱温倒在地上，结束了他60年的人生旅程。

这位在唐末纵横三十余载、亲手终结大唐帝国的一代枭雄，最终以一种令人感叹的方式告别了这个世界。

朱温的死显得格外突兀和荒诞：一个纵容妻子与父亲发生不伦关系的儿子，因为未能如愿获得应得的“报酬”，竟亲手结束了这位曾经不可一世的父亲的生命。这一幕不仅令人唏嘘，也揭示了权力斗争中的无情与残酷。

朱温临终前或许会想起大哥朱全昱曾对他说过的一句话：“你这样做是要遭天谴的，我们朱家迟早要毁在你的手里！”这句话仿佛成了预言，预示了朱温及其家族的悲惨结局。

朱温在历史上的名声极差，北宋史学家欧阳修在其《新五代史》中写道：“呜呼！天下之恶梁久矣！”欧阳修虽然承认了朱梁政权的合法性，但这一决定并非没有争议。

当时就有反对者认为：“梁负大恶，当加诛绝！”就连后来赵匡胤建立宋朝时承认朱梁政权，也遭到了后世学者如王夫之的批评，后者指出：“宋之得天下也不正，因许朱温以代唐。”

朱温的一生充满了戏剧性的转变。他从一个反叛唐朝的“革命者”逐渐变成了一个背叛自己初衷的“革命叛徒”。他曾被唐僖宗赐名“朱全忠”，意为忠诚于唐朝，但最终却废黜唐朝，自立为帝，建立了后梁政权。在这段充满刀光剑影、血雨腥风的岁月里，朱温确实成就了一番霸业，成为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

例如，朱温在历史上并不是一个正面的形象，但在五代时期，除了柴荣之外，几乎没有其他值得称道的英雄人物。李存勖等人虽然也曾一度掌权，但与柴荣相比，他们的能力和品德都相去甚远，甚至在某些方面比朱温更糟糕。

朱友珪篡位的过程中，伪造了遗诏，命令驻守汴梁的均王朱友贞杀害了朱友文和他的妻子王氏，以此巩固自己的地位。然而，朱友珪上台后，迅速变得与他的父亲朱温一样荒淫无道，残暴无情。朝中的大臣们对朱友珪的行为感到失望和不满，尤其是那些原本就对他不服气的人，更是对他失去了信心。

在这种情况下，朱温的女婿赵岩（时任驸马都尉）和外甥袁象先（时任马步军都指挥使）决定联手推翻朱友珪，拥立朱友贞为新的君主。朱友贞对此自然求之不得，欣然同意。赵岩认为，成德节度使杨师厚在禁军中有极高的威望，如果能得到他的支持，推翻朱友珪将易如反掌。于是，朱友贞秘密派遣亲信马慎交前往魏州，游说杨师厚加入他们的行动。

马慎交言辞犀利，力劝杨师厚倒向朱友贞：“郢王朱友珪弑君父，此乃大逆不道之举，篡位数月间，暴行累累，淫威肆虐，民心尽失。令公为何要臣服于这样一个逆贼？不如改效均王朱友贞。我临行前，均王曾许诺，事成之后，将赏魏博军五十万缗钱，令公仍可稳坐此镇。”

杨师厚心中犹豫，他深知朱友珪虽不成器，但朱友贞是否能成事也未可知：“郢王已经继位，君臣名分已定，若此时反水投靠均王，岂不是有亏臣节？此事恐怕难以成行！”

马慎交见杨师厚有所顾虑，继续紧追不舍：“人伦之道，君父为尊。令公若屈膝于弑君杀父的逆贼，千载之后，史书上岂不会留下令公的恶名？况且，均王乃是嫡子，仗义讨贼，顺应天意民心。若令公在此坐视不管，万一均王事成，令公难道还要再次背叛不成？”

一番话如醍醐灌顶，杨师厚终于下定决心，决定将赌注押在朱友贞身上。他立即写信给禁军将军，晓以大义，阐明局势，并率兵屯驻滑州，准备接应朱友贞。

最终，杨师厚的选择成为了关键一环，帮助朱友贞成功夺位。

朱友贞在一切准备就绪后，秘密命令袁象先率领已经策反的洛阳禁军攻入宫中，目标是铲除篡位者朱友珪。

面对突如其来的袭击，朱友珪惊恐万分，试图逃离洛阳，但四周已被朱友贞的人马严密控制，根本无路可逃。走投无路的朱友珪命令他的“功臣”冯廷谔先杀死“皇后”张氏，然后结束自己的生命。冯廷谔深知自己罪孽深重，投降也难逃一死，最终选择了自尽。

随着政变的成功，袁象先和赵岩等人立即前往汴梁劝进，希望朱友贞正式登基。朱友贞考虑到汴梁是自己的势力范围，决定不去洛阳，而是在汴梁继位。乾化三年（公元913年）二月，朱友贞正式成为梁朝的新君。

与朱友珪生母吴氏出身低微不同，朱友贞的母亲张氏出身高贵，是朱温的正妻，因此朱友贞被视为真正的“龙子凤孙”。他性格温和，喜好与文人雅士交往，在梁朝统治集团的上层拥有广泛的人脉。这些因素使得朱友贞继位后迅速获得了朝中重臣的支持，国内局势得以迅速稳定。

然而，朱友贞面临的挑战远不止于此。虽然他成功平定了内部的动荡，但在北方，晋王李存勖正在河东地区逐渐崛起，成为梁朝最强大的外部威胁。

朱友贞很快意识到，他的真正对手并不是志大才疏的朱友珪，而是雄踞河东、野心勃勃的李存勖。未来的战争与外交斗争将更加复杂，朱友贞必须审时度势，应对这一新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