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黎紫书的印象中，家乡炎热，潮湿，没有“春夏秋冬”四季之分，马来人对于季节更迭的感知只有雨季或非雨季。这里常常上午太阳猛烈，下午狂风大作，雷雨交加。

怡保是马来西亚的第四大城市，曾以锡矿闻名，别名“锡都”，自八十年代至今发展缓慢。这是黎紫书出生与成长的城市，也是她笔下故事的发源地。

黎紫书今年五十三岁，是一位马来西亚籍华裔女作家。生于种族、文化与宗教背景复杂的国度，她天然拥有多元文化视角，精通粤语、普通话、马来文和英文。她的性格深受中国传统礼教的影响，口味却如同多数南洋人那般，重口味，嗜酸辣，爱喝咖啡，视其为“不可或缺的生命活水”。

黎紫书，图片源于受访者

她的老家怡保，可以被视作马来西亚社会的一个缩影。人口构成上，马来人占据主导地位，华人和其他族群较为边缘。一次严重的种族冲突事件后，华人面临教育和社会资源的全面压制，高考状元因份额不足难以升学的现象时常发生。

而在更广阔的华人世界里，马来西亚华人作家的处境同样边缘。这使得马华（马来西亚华人）文学在华语文坛的位置显得尴尬，普通中国人甚至难以记起一位马华作家的名字。

如果想让自己的作品得到关注，黎紫书的面前只剩一条路了：

参加文学奖。

不是二等奖，更不是佳作奖，她的目标是“首奖”。

黎紫书曾获过诸多奖项，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从二十多岁起，每次参加比赛，她会用近乎博彩的心态算计一番，向各种奖项投稿，她将文学奖看作一场考试，“在固定框架跟规则下，交出最好的作品，拿第一名”。

凭借着这样的计算，她获得了多项文学奖，多得几乎数不清。

直到，在华语文学领域，再没有人会忽略“黎紫书”这个名字。

挤在潮湿的马来小城

“挤”，是黎紫书对怡保最深刻的记忆。

这并非指街道或住所的拥挤，而是聚集了来自不同肤色、种族、文化和宗教信仰的移民，“你有你的宗教信仰，我有我的文化”。宗教庙宇中的神明各占一方天地，“神、鬼、人挤在同一个空间”，无形中制造出紧张氛围，又隐含着一种唇齿相依的紧密感。

怡保街头，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马来西亚是多元族群交织的国度，曾在十九世纪初至二十世纪中叶沦为英国的殖民地，直至1957年才宣布独立。在这片土地上，马来人是人口的主流，华人则是第二大族群，此外还有印度裔和其他少数族裔。

在“五一三”事件（爆发于1969年的马来人与华人的种族冲突）后，政府为了维护马来人权益，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增加“固打制”（以种族比例在教育等领域中实施配额的制度）。华人的地位受到严重冲击，教育机会和政治权利与本地人存在显著差距。

以排华为主要诉求的五一三事件，图源网络

不公渗透在马来西亚华人生活的每个角落。由于华人升学有“配额”，早年黎紫书常常看到高考状元因配额不够而无缘升学的案例。那些每项学科拿全A的孩子，不得不放弃想读的高校。或许因为失望，其中一些人获得国外的奖学金后，选择离开故土不再回来。

“五一三”事件距今已有五十五年，马来华人对于那场历史的恐惧渐渐褪去。人们提起它不需要再压低声音，但留下的伤痕从未真正消失。如今，马来人和华人之间，维持着井水不犯河水的微妙平衡。长期生活在此地的华人们，似乎练就一套独特的生存智慧，“知道什么是禁忌，也懂得怎样不去激怒其他民族”。

在这样的背景下，华人在马来西亚用中文写作格外艰难。马来西亚的官方语言为马来文和英文，即便马华作家获得再多奖项，依然难以赢得主流的认可。老一辈的马华作家常在作品中描绘雪花散落的场景，但对于高温多雨的热带国家，“哪来的雪片？”黎紫书称，这种意象完全来源于马华作家们对于中国的憧憬与想象。

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长期关注马来西亚华语文学的发展，他提到，马华文学蕴藏着“华裔子民挥之不去的离散情结”。而马华作家们在缺乏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下创作，“本身就已经是创伤的表白”。

在这片土地上，几代华人都曾有过身份认同的困惑，反复追问：

“我是谁？”

电影《富都青年》台词，揭露马来西亚底层华人处境

祖辈们为了谋生从中国远渡而来，始终对故乡有着强烈归属感，认定自己是中国人。黎紫书的父辈们虽然从未踏足中国，却因为黑头发和黄皮肤，在观看国际赛事时，依然会不自觉地脱口而出：“希望中国队能赢”。

相比之下，年轻一代的马来西亚华人，对身份的迷惘逐渐消散。黎紫书在文化上亲近中国，“深深喜爱”中文。她从小阅读儒家经典，看古典文学，用中文写作，甚至用中文玩游戏。

但她也清晰地知道，自己是马来西亚人。“年轻一代早已了解这个国家的种种”，无论好或不好，“那是你所生长的土地。”她又补充道：“只有马来西亚的光荣，才是我们的光荣。”

“成为一个更被注意的作家”

文学，是一个不合群女孩在童年和少年时期最初的“避风港”。

黎紫书本名林宝玲，父母均为马华后裔。母亲年轻时，不顾家人反对，爱上一个英俊却已有家室的男人，也就是她的父亲。父亲不敢将母亲带去吉隆坡的家，而是悄悄在怡保租了间排屋，将她们母女安置在那里。

在儿时的黎紫书眼中，父亲总是缺席，只有周末才能见上一面。母亲则懦弱易怒，会为一只不小心摔碎的碗，将她打得满腿红痕。成年后，她逐渐明白，那是家里最艰难的日子，母亲的焦虑、痛苦以及对父亲的失望无处宣泄，通过打孩子发泄心中的无力感。

学校里，黎紫书同样格格不入。她不喜欢和同龄人相处，对青春期同学热衷的话题毫无兴趣，唯一喜欢的是阅读，“书里的世界比现实精彩太多”。她痴迷于《水浒传》《三国演义》，也喜爱武侠小说，向往那些充满豪情、侠义和英雄气概的故事，欣赏书中主人公坚持不懈地追求某种朴素的正义感。

书中世界兀自精彩，现实却单调乏味。一个人上学，下课，她渐渐习惯独处。直到有一天，她听到“孤僻”这个词，才惊觉这两个字很适合形容自己。“我是一个孤僻的人，没有特别谈得来的朋友。”她想，这样也没什么坏处，“慢慢长大，又慢慢变老，可以自己一个人待着，比较舒服。”

“我从未立志当特别的人，我只是要成为一个简单的人”

图源@黎紫书微博

她从小便展现出对文字的敏锐与天赋。从小学到初中，她的作文成绩常居全班之首。到了高中，华文老师成了她的第一位忠实读者。“他不关心我的其他作业，只在意我的作文”，黎紫书回忆道。写作题材与篇幅上，老师更是纵容，“随便写，写多少字，写什么题目”。

有一次，华文老师布置了一篇750字以内的常规作文。黎紫书却从作文簿的第一页写到最后一页，写了足足上万字，接近中篇小说的篇幅。

老师非但没有责备，反而细心地圈出错别字，并给出极高的分数。想到那段往事，黎紫书依然会笑，那是她第一次找到写作的自由，“也是从那时起，我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喜欢文学创作”。

高中毕业后，由于种种原因，黎紫书未能继续升学。她当时想着，如果能找到一份允许她继续用中文写作的工作，那将是人生“最大、最幸福”的事。

在尝试了几份不同的工作后，凭借出色的文笔，她最终加入了马来西亚最大的华文报社《星州日报》担任记者，一待便是十二年。

报社工作期间，她正式开始写小说。由于马华文坛缺乏长篇作品的发表平台，她刚开始只创作短篇及微型小说，如《天国之门》《山瘟》和《微型黎紫书》，并将作品投稿参赛。

为了提高获奖的几率，她认真分析历届首奖作品的题材，模仿作家苏童的文风，写了一篇现代主义特点浓厚的短篇小说。具体情节她早已忘记，但那篇如今看来“十分青涩”的作品，赢得了花踪文学奖马华小说类的首奖。

华踪文学奖被视为马来西亚最重要的华文文学奖。而那时，她才二十几岁。

很少有作家会公开承认曾模仿他人的文风，更不愿谈及计算获奖的心思。黎紫书不同，她坦言，参加文学奖对于她，就像一场考试。“我清楚自己为什么参赛，就是为了得奖。甚至可以很厚颜地说，我瞄准的就是首奖。拼尽全力想要拿第一名，这为什么会是一件羞耻的事情？”

她没有掩饰年轻时的野心、虚荣和对奖金的渴望。“我的目的是为了被看到，当然也为了拿奖金。年轻时觉得那是好大的一笔钱，好高兴！”

无论是名声还是利益，更重要的是，对于一位初出茅庐的年轻写作者来说，获得文学奖的首奖，是莫大的鼓舞，给予了她继续走下去的勇气。

活动现场被读者包围，图片源于受访者

做任何事都必须了解背后的运行逻辑和自身的目的。直到今天，她依然保持着这种理性。

某位朋友带她练瑜伽。初次接触瑜伽的她，像大多数初学者那样，跟随老师模仿动作。

十多分钟后，她就停下模仿，坐在瑜伽垫上，静静地观察其他人，直到结束。

“每学一样新东西，我都要弄清楚游戏规则是什么，以及它所追求的‘好’是什么。”她说。练瑜伽是如此，参加文学奖是如此，生活亦是如此。

流俗地上的女人神话

写作的第十五个年头，黎紫书凭借一系列精彩的短篇小说在马来文坛崭露头角，成为花踪文学奖创办以来获奖最多的作家，陆陆续续获得了其他奖项。

尽管作品受到了文学爱好者、评论家和学者的关注，但在整个华语文学圈，熟悉“黎紫书”的读者仍然寥寥无几。华语文坛有种执念：小说家只有用足够精彩、重量级的长篇力作，才能真正证明自己。

《告别的年代》是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写父母辈的故事

图源电影《花样年华》

她开始“粗着胆子”写。第一本长篇作品《告别的年代》，以经历过“五一三”事件的父母一代为主角，讲述马来西亚底层华人的市井生活，构思精巧，只被她视为“练习之作”。

中国读者更熟悉她的第二本长篇《流俗地》。事实上，这部作品是她在第一本长篇十年后完成的，讲述盲女银霞与周围人物命运的浮沉。业内人士认为，《流俗地》的问世，让黎紫书在华文文学界的地位“稳稳立住了”。

故事发生在“楼上楼”，原型是马来西亚的“近打组屋”（政府推出的廉价公租房）。黎紫书小时候常常路过这里，偶尔走上楼往外眺望。近打组屋曾是怡保最高的建筑，而“楼上楼”寓意着“尽管不能成为人上人，但他们住在楼上楼”。

在这里，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混居。男人白天外出做工，女人们则留在家中。

近打组屋，楼上楼的原型

黎紫书的作品里，女性占据了重要位置。她擅长刻画女性形象：

漂亮的，强悍的，如《告别的年代》里的杜丽安，一出场就能攫取读者的目光；聪慧的，坚韧的，面对命运不断反抗的，如《流俗地》里眼盲心明的银霞；还有那些日常生活中常被忽视的平凡主妇，如银霞的母亲梁金妹，早期懦弱，在拥有自己的房子后挺直腰杆，展现出她所在层次中的韧劲。

“她笔下的女性群像尤其生动复杂，平淡中暗藏玄机。”一位读者看完书后评论道。

学者颜敏则指出，过去的马华作家，创作多聚焦于“男性铸造的南洋华人史”，而黎紫书将视角转向女性，“关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三种历史书写，都由女性完成。”

女性内心的曲折与幽微情感，是黎紫书最为熟悉的。她由母亲抚养长大，身边还有三个姐妹相伴，从小读女校，这些经历让她对女性的书写更有把握。

对黎紫书影响最深刻的女性，便是她的母亲。

黎紫书的母亲

在她眼中，母亲是懦弱的，曾爱上一个不值得托付的男人，无法从泥淖中挣脱。年轻时，她立志要成为与母亲相反的人。

然而，某天母亲感叹，她们其实很相像。

刚开始，黎紫书不愿承认，但随即回想起童年最贫苦的日子，母亲去拾荒、捡纸皮，艰难地养活她和姐妹们。那一刻，她终于明白，母亲未曾离开，并非因为舍不得那个男人，而是无法放下她们。

她一直渴望走上和母亲相反的道路，成为一个有能力解决问题、克服弱点的人。但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看到属于女性的困境与软肋。

她与母亲的关系发生了变化，这成了她创作生涯的重要转折点。在“一席”的演讲中，黎紫书提到：“因为看到母亲，我也看到了身边那些普通而平庸的女性，在她们的平庸中，有着这样子强大的力量是我过去所不知的。”

黎紫书“一席”演讲截图

而她也发现，自己并没有成为这些平凡女性之外的存在。“我会为同样的问题困扰，也会陷入同样的错误。”这让她的视角更平实，以平等的目光看待笔下人物，而非自上而下地去审视她们。

在黎紫书看来，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新一代马华女性，即使受到了更好的教育，女性的普遍困境依然存在，“只要你选择两性关系，成为母亲……你和丈夫、孩子的关系，那些问题还是会缠着你……可能你生活比较好，能力比较强，但是你并没有比她们（上一代女性）更超越。”

因此，她将书名取作《流俗地》，意指小说里没有任何超脱的人和事。

出版社的编辑曾建议她修改书名，认为“流俗”一词带有贬义。黎紫书坚持了自己的选择，“我知道世人对这个词的看法，但我不认同。”这像是代表了一种态度：那些看似平凡的俗人和俗事，完全可以出现在严肃文学这样的“大雅之堂”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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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有几个是不俗的人？我自己也是一个俗人”

鱼离开熟悉的那片水

写完《流俗地》后，黎紫书泡了一杯咖啡，作为对自己的犒赏。

这本书的创作过程异常艰辛，三分之二的篇幅是在她忍受胃酸逆流困扰的状态下写成的。那段日子，医生劝告她戒掉咖啡，彻底改变饮食习惯。

她在后记《吾若不写，无人能写》中回忆当时的状态，每天像虔诚的信徒般祈祷，期盼完成目标字数，“搞不好这就是“最后一部长篇”了，用破釜沉舟的心，将心目中想象的浮世绘，一笔一笔勾勒下来。”

那时，黎紫书已经辞去记者工作，成为全职作家。辞职的决定并非一时冲动。某天晚上，她看见报社上司疲惫地走出办公室，意识到如果自己再做十年记者，也能得到晋升，但这真的是她想要的未来吗？

她递交了辞职信，为了避免亲友责问，她甚至关掉手机，去山中度过了一段时间。

“（当时）我三十五岁了，有母亲要供养，自己的房贷、车贷要还”。但她仍然认为那是调转职业方向的最佳时机，“差不多可以知道人生再走下去会是什么样。”

辞去工作后，她第一次离开马来西亚，开始向外走，前往中国、英国、德国和美国。

去不同的国家旅居，可以看到更多不同的文化。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她曾旅居北京，北京街头的快节奏生活让她不习惯，尤其是发生交通事故后，车主们试图用叫喊的音量证明谁更有理，这里的生活紧张又喧嚣。

随后，她去了英国。尽管英国人见面时会彼此问候，但那种深植于骨子里的冷漠和疏离感，仍让她无法适应。她常以鱼与水的关系形容自己的感受，“离开熟悉的水质，你一定会觉得不适；原来生长在那里的鱼可以游得自在，而我是一个外来者，注定要面对如何适应的难题。”

尽管如此，这段异国居住的经历对黎紫书而言弥足珍贵。她看见了东西方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她形容那是对人格的一次“再培养”。

异国生活的经历极大地丰富了她的视野，但在内心深处，黎紫书依然思念属于怡保的相对缓慢的生活。这些年，无论多忙，她都会抽时间回到怡保，探望家人，重逛熟悉的旧街场咖啡馆，这里残留的古老气息，让她感到安心。

过去，她曾认为父亲是自己成长痛苦的根源。但父亲老了，因年轻时纵情声色，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吉隆坡那边的家人不愿接纳他，他最终回到了黎紫书母亲的身边。

她也因此和父亲有了更多接触。看着父亲日渐衰老，与妻女疏远，从前的“鄙视”逐渐化为“怜悯”，“当一个人性格充满了各种缺点，老年落得这样的下场。”

怜悯不代表原谅，只是不再怨恨。父亲的缺位，某种程度上促使了她的独立，“如果不是这样不负责任的一个父亲，我可能也不会是今天的我”。

2019年，黎紫书结婚了，丈夫是美国人。婚前，她明确表示，自己每年大半年都会待在美国，余下的时间则回到马来西亚或亚洲其他地方。她没有改变国籍，因为“永远不想用外国人的身份回到马来西亚”。

定居美国的头一年，她几乎没有写作。那段时间，她不断追问自己：

一个身处异国的中文作家，能写什么？该写什么？写给谁看？怎么写？

从书桌前看外面，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这个问题依然困扰着她。

想了很久，她决定构思一部以“异乡人”为主题的短篇集。因为无论她在何处，异乡人的身份始终如影随形。出走多年，即使回到马来西亚，她也时常感到身处异乡的疏离感。

写作进程缓慢，她常常力不从心，有时甚至推翻重来。她并不急于求成，“年纪大了，剩下的时间都是余生。我希望每一个作品都能有独特的价值。”

采访接近尾声，黎紫书感慨：“年轻时，总以为自己拥有很大的可能性”。但随着年岁渐长，她逐渐看清自己的局限。这并非消极，而是一种坦然，“看到局限，接受局限，在这范围内做到最好。我想，这或许是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所能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