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9年6月3日，广州虎门山下观礼台上戒备森严，旗帜招展。午时一过，随着钦差大臣林则徐的一声令下，礼炮齐响，销烟开始。
工役们将一箱又一箱的鸦片逐一切割，放入事先挖好的巨大销烟池中，经过一段时间浸泡后，将石灰倒下，再用铁锄反复搅拌，销烟池沸腾如锅，鸦片尽数被销蚀。
最后随着销烟池的闸门被打开，泥浆冲入大海。这样的工作反复进行了22天，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虎门硝烟」。
一提到林则徐，哪怕是9年义务教育的漏网之鱼，脑海里首先浮现的也一定是「禁烟」二字。
虎门销烟中，林则徐共销毁了鸦片1万9000多箱，2000多袋，总重量237万斤，后世都认为林则徐心忧天下，不忍百姓被大烟荼毒，是晚清百年外侮历史中罕见的一抹亮色。
但鲜有人知的是，林则徐晚年曾大力提倡清朝人自己种植鸦片，他主导的虎门销烟或许根本就不是以百姓的利益为出发点的。
众所周知，如今中国是世界上禁毒力度最大的国家之一，这是因为整个近代史，我们被鸦片荼毒了100多年，「禁毒」是深深刻进每个中国人的骨子里的概念。
可是鸦片带给我们的伤痛真的完全是英国人的锅吗？为什么只有中国人将19世纪40和50年代的那两场战争称为第一次和第二次鸦片战争，而英国史学界更经常将其称为「通商战争」
今天我们来聊聊课本上永远都不会讲的鸦片战争的真相。
公元1793年8月5日（清乾隆五十九年农历6月23日），一艘名为「狮子号」的配备了64门大炮的西方巨舰，缓缓驶入天津港。
船上都是来自英国的使团成员们，他们正满怀期待地踏上东方这片古老的土地。使团的负责人名叫马嘎尔尼，他此次前来的目的简单而又复杂：
即打着祝贺乾隆八十华诞的旗号，试图说服大清打开国门，以便英国销售工业革命带来的巨大剩余价值，但事实上当时乾隆的80岁大寿已经过去2年了。
那时大清实施的是「一口通商」，也就是对外贸易港口仅限广州一地。原本康熙年间，清政府曾设立过四大海关，即四口通商，东西方之间的商贸也出现过一派繁忙的景象。
但是乾隆22年，公元1757年，乾隆皇帝出于海防的考虑，以「民俗易嚣，洋商错处，必致滋事」为由，将通商口岸限制在广州一地。
这次，马嘎尔尼使团就是冲着与大清建立平等通商关系而来的。
他带来了许多珍贵的礼物，包括天文地理仪器、乐器、钟表、车辆、武器、船只模型等等，国礼共计600箱，价值超15000英镑。
一些是投乾隆之所好，但更多的是为了彰显英国当时先进的科学技术，包括使团乘坐的狮子号巨舰也是当时英国第一流的军舰。
马嘎尔尼天真的以为，乾隆皇帝看见这些东西，肯定会了解到大清在科技方面和世界一流水平之间的差距，之后必定会愿意加深与他国的交流。
英王乔治三世为了促使此次外交行动的顺利进行，甚至提前一年给乾隆皇帝写了信，信中，乔治三世说到
「我们不是为了征服谁，也不是为了开疆拓土，因为我们对我们英国已有的国土，已经感到心满意足」，结尾又说「我和陛下您，都是一国之君，我们惺惺相惜，亲如兄弟！我相信我们的情谊，必然能地久天长！」
可以看出，马嘎尔尼访华时，英国确实是想和大清实现双赢的。
然而，当时的两广总督郭世勋给乾隆帝上奏使团带来的英国国王的文书时，在译文的语气上动了脚手，让乾隆误以为使团是代表藩属国来给宗主国「朝贡」的。
那既然是朝贡就得有个朝贡的样子吧，大清官员要求马嘎尔尼见乾隆时行三跪九叩之礼。
但马嘎尔尼表示，他们即便是见英国国王也只是行单膝下跪吻手礼，自己绝对不会对别国君主行高过自己国君的礼节。
如果非要让他三跪九叩的话，清廷官员也需要向使团带来的英王画像行跪拜礼。
乾隆听闻马嘎尔尼此言非常不悦，表示不要说一个使臣了，就是英国国王亲自到访也需向他行三跪九叩之礼。
使团还没有见到乾隆，双方就因为礼节问题闹得非常不愉快。
马嘎尔尼最终有没有向乾隆下跪，如今已经成了一个历史疑案，不同的资料有不同的记载。
有的说，马戛尔尼意识到，如果在礼节问题上，他不让步的话，是无法见到乾隆的，最终同意双膝下跪。
也有的说，乾隆后来在情绪颇佳时，特许马戛尔尼单膝下跪，但免去了吻手礼。
不过不知道是不是大清君臣为了给自己找台阶下，自此之后「英国人用布扎腿，膝盖无法打弯」，所以无法下跪的荒诞言论开始在清廷流传，直到鸦片战争爆发后，这个谎言才暴雷了，这点我们稍后再讲。
见到乾隆后，马嘎尔尼以英王陛下的名义向乾隆呈送了一份照会，提出了数项请求：
1）将贸易扩展到宁波、舟山和天津；
2）允许英商在北京设立货栈，以销售货物；
3）把舟山附近的一个海岛划给英国人居住和收货；
4）在广州附近也划一块地方，让英国人自由来往；
5）取消或减免英商从澳门运往广州的商品的关税；
6）而这个关税最好两国确定下来，不要再额外加征。
在乾隆眼中，这些要求无异于英国人的痴人说梦。
鸦片战争爆发以前，清朝一直沉浸在天朝上国的美梦中，古人的天下观是「天圆地方」的，即天是圆的，大地好像一个棋盘，或者说一个回字形，由中心向外不断地延伸。
而中原地区就在这个棋盘的中央，越往外扩散，那里的民族就越野蛮，文明等级也越低。
中原王朝习惯上将南边的游牧民族叫做「南蛮」，北边的叫做「北狄」，西边的叫做「西戎」，东边的叫做「东夷」。
而与大清隔着汪洋大海的英国，在清朝人眼中，恐怕是连蛮夷都算不上的化外之地，如今他们居然想要平等贸易，这不是痴人说梦是什么呢？
而马嘎尔尼带来的那些先进仪器在大清君臣眼中，也不过是一些奇技淫巧、华而不实的东西。
乾隆在给英王乔治三世的回信中这样写道「天朝上国，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
意思就是，我们天朝什么都有，根本用不着跟外夷通商，还称马嘎尔尼的要求是「越分妄请施恩之事」。
言外之意是，我开了一口通商已经是本着儒家「虽之夷狄，不可弃也」的教义，对外夷施恩了，现在你们还想要更多，简直是痴心妄想。
马嘎尔尼的这次出使，从外交方面来看无疑是失败的，但对使团而言，也并非一无所获。他们回程时，经由京杭大运河往杭州等地参观，之后才返回的广州。
游历期间，马戛尔尼看到了大清的民间万象，官员的腐败，和不堪一击的军防，在马嘎尔尼眼中，中华帝国就像一艘老迈、破烂不堪的旧船，早已漂泊无依。
马嘎尔尼的出使，首次打破了清朝「盛世」的神话，也为之后英国对华发动战争埋下了伏笔。要知道，在马嘎尔尼出使前，近乎疯狂的「中国热」已在欧洲风行百年。
公元 1300年《马可波罗游记》一书在欧洲出版。书中，马可波罗将中国描述成一个遍地黄金、人民富足的国度。
此后，欧洲不止一次掀起过「中国热」，无数欧洲人经常做着去中国发财的「中国梦」。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时间来到了1664年，贸易垄断公司英国东印度公司为了讨好英王后，从中国采买了100磅茶叶作为礼物赠送给了凯瑟琳。
此后不到半个世纪，这种来自东方的仙草迅速征服了英国人味蕾，饮茶风潮甚至从英国扩散至了整个欧洲。
英国人最爱的是武夷山红茶。每年4月，从武夷山采下的鲜嫩叶子被封存在锡纸包裹的茶箱里，经过7次换船，从武夷山运到广州，再进入全球海洋贸易的网络，长途航行让它们香味弥足。
在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的整个大西洋世界，高知阶层和富人都认同亚洲人的「茶叶观」，甚至把茶叶当作保健药物和社会地位的象征。
茶文化专家郭丹英在《加了锁的茶叶盒》一书中记述了一个小故事，说英国著名诗人威廉·古柏)一次去拜访朋友赫斯基思小姐，威廉·古柏枯坐一天，忍无可忍，给她写了一封信说：
您把茶盒钥匙带走了，让我一天都没喝上一口茶！故事的重点是当时英国人装茶叶的木盒子是带锁的，钥匙由女主人随身携带，为的是防止仆人偷喝茶。
权威数据显示，1760至1764年间，英国东印度公司平均每年从中国进口茶叶43000多担，进入19世纪后，基本保持在每年二十多万担，说明饮茶风潮已经在英国普通百姓中普及。
德国经济学家沃纳·桑巴特在《奢侈与资本主义》一书中提到了18和19世纪英国茶叶「人均消费量」的激增：
1700年人均0.01磅，1730年0.08磅，1760年0.2磅，1784年0.5磅，到了1846年，达到了人均1.7磅。
除了茶叶之外，中国的丝绸和瓷器在欧洲也很受欢迎，但欧洲产品偏偏在中国找不到任何市场。
东印度公司也曾尝试对华销售英国的棉纺织品，结果随便哪一种都卖不出去，清朝老百姓觉得他们自己生产的土布更有性价比。
这就导致中国在当时的中英贸易中一直处于出超地位，英国则处于入超地位。巨大的贸易逆差几乎耗光了英国的白银，因为大清只接受白银这种支付方式。
1710年到1760年的半个世纪，英国向大清支付了2600万英镑的白银，如果把它换算成「两」这个计量单位，在后面至少还要乘以四。
起初，英国通过非洲、美洲的三角贸易获得银子。英国货船先从本土装上制造品、烈酒等物品，运到非洲海岸卖掉，完成第一笔交易；
再用得到的钱买下非洲黑人，装上船，运到中美洲，把黑人当做奴隶卖给那里的农场主，这是第二笔交易；
这些利润一部分用来购买美洲白糖、棉花、咖啡，剩下的以银子的形式运回来。
那时候，美洲是全球最大的白银产地，而每年这里产出的白银，有一半最终留在了中国。
到了18世纪70年代，美洲的白银产量持续减产，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英国人对茶叶持续高涨的热情和中国人对于英货一如既往的冷漠。
为了扭转贸易逆差，东印度公司找到了一样让清朝百姓欲罢不能的东西：鸦片。
其实早在英国大量对华倾销鸦片的1000年前，鸦片就已经流入中国了，不过那时是作为药材走进人们的视野的。
史料记载，唐朝乾封二年，公元667年，唐朝人从阿拉伯商人那里引进了一种镇痛药，当时将其称为「阿芙蓉」，后来是宋朝的《开宝本草》将这种镇痛药正式命名为了罂粟，也就是制取鸦片的草本植物。
到了15世纪，鸦片又多了一重用途，被明朝皇室成员和贵族用作娱乐消遣、助兴房事的工具。明朝史料记载，鸦片「味辛，大热，有毒…方士房中御女之术，多用之。」
又过了200年，印度尼西亚人有了一项重要创新，即把鸦片和烟草（马达克）混在一起使用。
这种使用鸦片的方式流入大清后，很快受到了有钱有闲阶层的追捧，鸦片更是被称为「雅片」，成了能与琴棋书画诗酒花茶并论的文人雅趣。
1773年，英国确立了向中国输入鸦片的政策，将鸦片的专卖权交给了英国东印度公司，并在印度大力鼓励鸦片种植。
18世纪60年代以前，由印度输入中国的鸦片数量每年不过200箱，60年代后上升为1000箱，1786年首次超过2000箱。
进入19世纪后的第一年（1801年），暴涨至4570箱。到了19世纪30年代末，中国每年的鸦片进口量达到了3万箱以上。
起初，吸食鸦片的人还只是一些士绅、官吏、大商人、大土地主，到后来依附于上层统治者的各种人物，如差役、兵丁、僧侣、道士、妓女等也开始染上鸦片，接着鸦片的影响扩散到民间。
清朝百姓个个精神萎靡，身体消瘦，人间一副不生不死的地狱状态。意识到鸦片危害的清政府于嘉庆年间，多次下令禁止鸦片进口。
不过不要以为清政府此举是为广大被鸦片荼毒的百姓着想，普通百姓是否会因为鸦片生不如死，清政府并没有那么在乎，他们真正介意的是白银外流和军力削弱。
本来在中英贸易中，清政府是一直处于出超地位的，但随着鸦片的大量流入，中国一向出口的茶叶、生丝、布匹、药材等货物，已经不够抵偿烟价了，每年还要流出大量的白银，银荒从沿海省份蔓延到全国各地。
鸦片战争前夕，中国每年的白银流出量至少达到1000万两，接近清政府每年总收入的四分之一。
大清的货币体系是「银铜复本位」，而偏偏中国又是贫银国，银子外流一点就少一点。
清朝百姓日常是用铜钱进行交易的，方便快捷，但是政府征税和对外贸易使用的是银子，也就是说，老百姓交税时需要把铜钱换成银子。
白银短缺最直观的结果就是物价飙升、通货膨胀，以前1000个铜钱能换1两银子，现在2500个铜钱也换不了一两银子了。
百姓赋税加重，但国家的收入并没有增加，民怨栽道可能会导致社会动荡，动摇统治的根基，这才是清政府最害怕的。
另外，当军队里的将领和士兵也沉迷鸦片后，清朝军事实力大大削弱，士兵变得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别说打仗了，跑两步的都喘。
但是嘉庆皇帝下令禁止鸦片进口后，鸦片输华量反而进一步增加了。
因为鸦片不是普通的商品，它是有成瘾性的，一旦染上大概率就是终身用户，就算涨价了，大烟鬼也会倾家荡产去买。而且有句话是，一件商品最贵的时候，就是它被禁售的时候。
官路走不通了，还有私路呀。进入19世纪后，鸦片走私在清朝变得极为猖獗。
地方尤其里是沿海港口省份的官员从本国和外国的走私贩子那里大收贿赂，对鸦片走私不闻不问，有的官员甚至自己就参与鸦片走私活动。
朝廷禁令犹如一张废纸。道光皇帝继位后，被国内的鸦片乱象搞得焦头烂额，此时朝堂上对禁运鸦片的态度分为了「驰禁」和「严禁」两派。
驰禁派的代表人物太常寺卿许乃济于1836年6于给道光帝上了一道奏折，提出了他的三大驰禁策略：
1）将鸦片贸易合法化，按药材征税，鸦片入关后，只准以货易货，不得用银子购买。许乃济认为当税费低于行贿费用时，外商自然不会再跟鸦片走私贩勾结，更乐意通过官方渠道交易鸦片。
2）禁官不禁民，允许民间贩卖和吸食鸦片，但文武官员士子兵丁不得沾染鸦片。
3）以土烟敌洋烟，也就是鼓励在大清本土种植鸦片，以扭转从英国进口鸦片的贸易逆差。许乃济还美其名曰地说「洋烟性烈，土烟平和」，对身体伤害更小。
而严禁派的代表人物鸿胪寺卿黄爵滋主张，鸦片久禁不绝的根本原因是没有严惩吸食者，有需求就会有市场，「无吸食自无兴贩，鸦片自然不禁自绝」。
黄爵滋提出，给吸食者一年的时间戒绝，若过期不戒，平民则处以死刑，官吏罪加一等，本人处死，其子孙不准参加科举考试。
并实施五户人家互保，若有一户吸食鸦片，邻里不报的，全部坐牢。
湖广总督林则徐是严禁派的支持者，在黄爵滋主张的基础上，林则徐还提出要采用严刑峻法。
同时惩治鸦片走私贩和参与走私的贪腐官员，在给道光帝的奏折中，林则徐说出了那句著名的「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
看得出，即使是严禁派的林则徐提倡禁烟的出发点也是阻止白银外流和防止军备废弛，而非关心民间疾苦。
最终，道光帝站在了严禁派这一边，1838年，他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州主持禁烟工作。
林则徐赶赴广州之前，英国这边的对华贸易政策有了些许改变。
此前一直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垄断对华贸易的，而刚才我们提到自清乾隆以后，清朝实施一口通商，广州是唯一的通商口岸，广州十三行也独揽了所有对外贸易事务。
一直以来，清廷都是通过广州十三行与英国东印度公司对话的，但1833年，受工业革命和自由贸易的影响，英国通过了《特许状法案》，结束了东印度公司在对华贸易上的垄断权。
这就意味着，所有英国公民都可以开展对华贸易了。为方便管理贸易商人，英国设置了「驻华商务总监」一职，在澳门办公。
驻华商务总监属于英国官员，其走马上任后自然希望跳过广州十三行，与清政府官员直接对话的，但广州的官员们根本就不搭理这个所谓的「驻华商务总监」。
因为在他们眼中驻华商务总监充其量就是一个外商代表，清朝讲究「夷夏之防」，就是要严格划清华夏民族和外族间的界限的。
第一任驻华商务总监律劳卑屡次率军舰来广州，试图与当地官员沟通，但次次悻悻而归，有一次甚至还爆发了小型海上冲突。
1834年10月，律劳卑由于水土不服和过度操劳，病逝于澳门。临终前，他表示，也许只有战争才可以解决中英间的贸易纠纷。6年后，律劳卑的话一语成谶。
林则徐在广州禁烟时期，英国的驻华商务总监是查理·义律爵士，他后来也被认为是促使中英贸易纠纷升级，引爆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罪魁祸首。
但说出来你可能都不信，义律却是个不折不扣的反鸦片者，他认为鸦片本身就是不道德的，在一个明令禁止鸦片的国家内走私鸦片更是有辱英王的名誉。
然而，长期无法与大清进行对等和公平的贸易，甚至连话都说不上，又让义律很窝火，他同时认为打开中国的市场离不开武力的震慑。
1839年初，林则徐一抵达广州就发出了一封照会，勒令所有外商即刻全数交出手上的鸦片。
但是外商们早就对清廷雷声大雨点小的恫吓见怪不怪了，他们第一反应是，这又是变相来收保护费来了吧，这次多少钱能摆平啊。
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外商们意识到，这位钦差大臣似乎是来真的了。
林则徐下令封锁了商馆，勒令中国人不得再与洋商接触，否则以汉奸论处，还来了个断水断粮，义律也被困商馆之中。
他审时度势后，开始跟外商们商量能不能把鸦片交出去。
商人唯利是图，义律也深知这一点，他耍了个滑头，告诉外商们，所有损失将由英国政府承担，但当时情况紧急，义律根本来不及跟英国政府汇报此事，在不敢肯定英国政府是否会拿钱的情况下，他就把包票打了出去。
后世史学家们一致认为，义律此举是把英政府从幕后推到了台前，将鸦片商与清廷间的矛盾激化为了英政府和清政府间的矛盾。
就这样，林则徐成功收缴2万箱鸦片，6月3日，虎门销烟轰轰烈烈地开始了。
值得一提的一点是，很多人都以为虎门销烟是把鸦片用火烧了，其实不然，燃烧会使空气中弥漫着鸦片毒气，也会形成难以降解的物质渗入土壤之中。
如果有邪心的人将土壤挖出，重新萃取，就还能得到可以吸食的鸦片。所以林则徐采取的是将石灰倒入浸泡鸦片的水池，分解鸦片后，再将泥浆冲入海中的硝烟方法。
虎门销烟是林则徐事业辉煌的顶峰，也让他成为了万众敬仰的民族英雄，同时，也是大清帝国斜阳下的最后一抹余晖，黑暗即将来临。
常有人说，林则徐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在广东禁烟期间，为了解外国的情况，特地在百忙中抽空去了一次澳门，搜集外国报纸，并主持翻译，汇编成了《四洲志》一书。
但区区几份报纸，仍旧不足以让林则徐看清西方世界的全貌。
他在给道光皇帝的一份奏折中也认同了「外国人的腿不能打弯」的荒谬观点，进而认为英国只擅长海战，一旦登岸就无可作为。
奏折中，林则徐万分肯定地对道光皇帝说，英国不可能对华发生战争，除了「腿不能打弯，一摔倒就站不起来」的先天因素外，英国人还嗜吃牛羊肉，如果没有从中国进口的大黄、茶叶以辅食，将会消化不良，便秘而死。
对敌情的严重判断失误，是林则徐仕途中犯下的最大错误。
虎门销烟之后，林则徐还一直追着义律，要求他代表所有英商签署一份「甘结」。所谓甘结就是古时交给官府的一种保证书，如果不能履行诺言的话，甘愿接受处罚。
这份甘结的内容是禁止「一切来人」进行鸦片走私，否则一经发现，「货尽没官，人即正法」，也就是要掉脑袋的。
义律肯定不愿意签。而且这份甘结还有连坐性质，就是要求英商不仅要对自己的船负责，还要对别的国家的船负责。
当时虽然英国是大清最大的贸易对象，但每年也有不少美国、荷兰、丹麦、西班牙等国的船只往来广州港口，如果在别船上发现走私的鸦片，英国人也是要连做的。
这种连坐性质的保证书英国人是听都没听说过的，义律看到这份甘结估计是要晕过去了，他对林则徐说
「我不能签这个保证书，是因为我不能代表那些英商，谁也无法代表别人，就算英国国王也无权代表啊。」
林则徐一听这话，觉得义律又在耍滑头，你玩儿呢？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你说你代表不了别人我还姑且认可了，你说英王也代表不了别人，蒙谁呢？
什么是鸡同鸭讲，这就是典型的鸡同鸭讲。
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双方为甘结争论不休的时候，又发生了「林维禧案」。
1839年7月7日，几名英国水手在九龙尖沙咀村喝酒，酒后与村民发生了冲突，打斗中，村民林维禧受了重伤，于次日死亡。
义律得知此事后，赶紧出面安抚林维禧家人，给了他们1500银元，换取了息事宁人。
但事情还是传到林则徐的耳朵里，他觉得义律这是藐视大清国王法，要求义律把闹事水手交出来，杀人偿命。
义律则搬出了《万国公约》，说根据公约，一个人在外国犯了法，应该交由这个人的所在国审判，所有国家都要遵守《万国公约》。
这里义律属实是有点欺负林则徐不懂英文了，因为《万国公约》的真正条款，和他说的正好相反。
林则徐也不傻，他后来找了个懂英文的翻译了一下《万国公约》，得知真相后，暴脾气一下就上来了。
8月15日，林则徐下令禁止一切贸易，并派兵开进澳门，将英国人驱逐出境，停止供应英国人食物。不久后，英人撤离澳门，寄居于货船上，但义律仍旧不肯甘结和交人。
与此同时，在东方发生的一切，很快传回了英国。舆论开锅，酝酿已久的对华开战问题，被提上日程。
义律返回英国后，也在不停地呼唤武力报复。英国国会经过长时间的辩论，最终于1840年4月，以271票赞成，262票反对的微小差异通过了对华战争法案。
1840年6月，一支从印度出发的英国舰队抵达中国广东海面，打响了第一次鸦片战争。
虽然没有预见战争的到来，但是从1840年初开始，林则徐还是在珠江口沿岸新建了炮台，招募民兵，积极组织军事演习，但其目的并不是为了备战，而是担心会出现武装走私活动。
英国决定对华出兵后，任命了海军上将乔治.懿律爵士为英国全权代表和英军总司令。
原英国驻华商务总监查理·义律为「副英国全权代表」。乔治.懿律是查理·义律的堂兄，以下就将他们简称为大懿律和小义律吧。
1840年6月，英军舰船47艘、陆军4000人在大小Elliot的率领下，陆续抵达广东珠江口外，但只封锁了海口，没有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大军就继续北上了。
当时清帝国自信的认为是林则徐的部署吓退了英军，但后来的战果无情的打破了他们的幻想，英军之所以选择北上，是想把有效的打击尽可能的放在离大清首都近的地方。
7月5日，英军开始炮击定海。英国仅用8分钟就击溃了部署在当地的21艘浙江水师战舰。
在随后的登陆战中，英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缴获了91门大炮，清军都惊呆了，不是说英国人的腿不能打弯吗？怎么个比个跑的快啊。
定海之战暴露了两军之间巨大的战力差距。拿下定海后，大懿律向镇守当地的浙江巡抚乌尔恭额投递了《巴麦尊致中国宰相书》。
巴麦尊是英国外相，总管英国外交政策，经常以武力压迫其他国家屈服，被称为「炮舰外交」之父。
而清朝这边有禁令，不可随意接收外夷投递的文书，真要接收的话，只能由广州通商口岸的官员接收。
浙江巡抚乌尔恭额不敢违背禁令，拒收文书，并将此事上奏了道光帝。事实上，在抵达定海之前，英军已经在厦门口岸尝试投递过一次文书了，但那次也被拒了。
留下了少量军队驻守定海后，英军继续北上。
受限于当时的通信模式，定海失守12天后的7月17日，道光皇帝才刚刚收到了6月中旬林则徐在广州发出的奏折，说皇上你放心，我这儿的防御工作准备得万无一失。
但短短一周后，7月24日，道光就收到了乌尔恭额的加急奏报，说定海已失守。8月11日，英军抵达天津白河口，再次投递了《巴麦尊致中国宰相书》。
由于此前林则徐曾信誓旦旦地表示，这仗打不起来，此时的道光对英军的到来是一头雾水，急于搞清楚状况的他，破例同意在天津接收文书。
但不知道是不是翻译人员担心措辞不当会掉脑袋，在翻译文书时偷换了很多概念，把英方强硬的语气全都换成了恭谦之词。
比如文书开头第一句就是「兹因官宪扰害本国驻在中国之民人，及该官宪亵渎大英国家威仪，是以大英国主调派水陆军师，前往中国海境，求讨皇帝昭雪伸冤。」
意思是有中国官员扰害住在中国的英国人，亵渎了大英帝国国家威仪，所以我们才派水军前来的，目的是为了求讨中国皇帝为我们昭雪伸冤。
这中国官员指的自然是林则徐。
道光一看这文书，哦，原来是告御状来了。
但事实上，文书的英文原文中根本就没有「求讨」或者「伸冤」的字眼，英国人是强硬地要求中国皇帝对英国人受到的侮辱给予赔偿和补偿。
文书的前半段控诉了林则徐在广州的强硬手段，后半段提出了五点要求：第一，赔偿被焚鸦片；第二，中英官员平等交往；第三，割让沿海岛屿；第四，赔偿广州商行欠英国人的欠款；第五，赔偿此次出兵的军费。
天真的道光帝直接选择对文书的后半段视而不见，他以为处置了林则徐就能安抚英国人的冤屈了。
1840年9月，道光帝革了林则徐的职，命他留在广州等待查办，并任命当时主事天津的直隶总督琦善为新一任的钦差大臣，全权负责与英方的谈判。
道光还命琦善转告英军，让他们回广州听候办理吧。直接指挥起英军来了，俨然一副天下共主的姿态。
英军这边考虑到，马上进入冬季，北方海港可能会封冻，所以也同意了返回广州磋商。
琦善和英军分别从陆路和海路南下，于1840年11月下旬，几乎同时抵达广东。当月，大懿律因病归国，小义律接替了他的职责与工作。
琦善，满洲正黄旗人，是鸦片战争中主和派的代表人物，在见识了英军的船坚炮利后，琦善深知这仗硬打肯定是打不过的，于是开始跟小义律谈判。
但这场谈判后来成了一场琦善和小义律擅自越权、自作主张的无效协商。
在天朝待久了的小义律一开始并没有把巴麦尊的全部条件都摆在桌面上，可能是担心狮子太开口会吓跑清廷官员。
而另一边道光帝给琦善下达的旨意是如果英方措辞恭顺，可以和谈并恢复贸易。如果态度桀骜不驯，那就立即发兵剿灭。
然而，单单是割让岛屿这一条，道光就是万不可能接受的。双方磨了一个多月的嘴皮子，一共15次会谈，一直谈不拢。
1841年1月7日，失去耐心的英军攻陷沙角、大角炮台，直逼广东虎门要塞，清军死伤700多人，英军只有38人负伤。
这场战役让琦善乱了方寸，擅自作出重大让步，与义律达成了《穿鼻草约》，同意代为请奏皇帝。
草约包含四项内容：清政府割让香港；赔偿600万；中英平等外交；恢复广州贸易，同时义律也违背伦敦的意思做出了归还定海的承诺。
草约虽然是拟好了，但琦善没胆子签，他还需要说服道光，然而，义律却在双方签字前擅自公开了草约内容，并于1月26日派兵占领了香港，要求割让。
消息传到道光皇帝耳朵里后，道光雷霆大怒，琦善因擅自割让香港，被革职抄家，也喜提了「卖国贼」的称号。
1月底，道光正式对英国发布宣战诏书，并任命宗室奕山为靖逆将军，老将杨芳为参赞大臣，前往广州以伸天威。
3月5日，杨芳先奕山一步抵达广州。杨芳是一名驰骋沙场55年的老将，15岁从军，镇压过白莲教、天理教，平定过新疆张格尔之乱，但晚年却在鸦片战争中丢了一世英名。
英军的火炮，不但威力强大，而且落点极准确，好好的炮台，几下子就被打成了废墟，这带给了杨芳刷新三观的震撼。
杨芳到广州后曾找革职留任在那儿的林则徐商量对策，战争爆发初期，林则徐是妥妥的主战派，如今心态已完全崩塌，他对杨芳说「虽诸葛武侯来，亦只是束手无策。」
杨芳觉得英军的枪炮这么厉害，怕不是有妖术护阵吧。于是命人到民间广集马桶、溺器，装满女人的粪便、秽物，布满海上江面，诡称这可破炮火之妖术。
可想而知，战火中，杨芳被狠狠上了一课，此事件之后成为了鸦片战争里的一段著名笑料，杨芳也喜提了「屎尿将军」的绰号。
虽然战败了，但杨芳却违背事实向道光呈上了「捷报」，此后更是不断诓骗道光皇帝。1841年3月20日，杨芳和小义律签订了《停战贸易协定》，同意解禁停滞已久的中英贸易。
4月14日，奕山姗姗来迟，和他几乎同一时间到达的还有来自各省的1.7万援军。杨芳的捷报让道光更加无法认清现实了，他给奕山下了死命令：全力剿灭英军。
5月24日，小义律先下手为强，广州大战爆发。清军败得一塌糊涂，广州外围被英军悉数占领。担心受罚的奕山也学杨芳欺君给道光发去了捷报。
5月27日，奕山完全按照英方要求签订了《广州停战协定》，承诺7天内缴出赎城费600万。
同年8月，小义律也被英方革职了，原因竟然也是英方认为义律不够强硬，在作战和谈判时对对手让步过多。
8月下旬，更加激进且更忠于巴麦尊的璞鼎查走马上任。
此前小义律与奕山签下的《广州停战协定》仅给了广东地区带来了和平。璞鼎查在巴麦尊的指示下，集结兵力第二次北上，目的是迫使道光皇帝认清现实，答应巴麦尊所开出的条件。
8月25日，厦门失守。
10月1日，英国陆军在强大炮火的掩护下登陆定海。占领定海后，英军又继续进攻镇海，10月10日，镇海重复了定海的悲剧。10月13日，英军又攻陷宁波。
短时间内，连失三城，道光终于开始对战局表示担忧了。委任自己的侄子奕经作为扬威将军，统领各省1.2万援军前往浙江收复失地。
但奕经实在没什么战胜的把握，一路上磨磨蹭蹭，直到整整4个月后的1842年2月，才抵达浙江绍兴。
3月10日，奕经硬着头皮兵分三路，分别对宁波、镇海与定海三地的英军发起了进攻，但结局可想而知，清军大败而归。
1842年5月，英军进犯海防重镇乍浦，遭到守军的坚决抵抗。17日，乍浦陷落。6月中旬，英军开始进入长江，6月16日向吴淞炮台发起进攻。
两江总督牛鉴闻风而逃，全军士气大受影响。江南提督陈化成率部顽强抵抗，最后和守台士兵百余人一起英勇战死。吴淞口失陷后，英军随即侵占上海。
7月21日，镇江失守，南京危在旦夕。镇江位于长江和京杭大运河的交汇口，南京作为江南重镇，又与大运河共生共荣。
京杭大运河当时是中国内陆交通大动脉，相当于镇江和南京都是漕运咽喉，此时大清的经济命脉已经被英国人捏在手上了。道光终于被打醒了。
1842年8月29日，道光委任耆英、伊里布代表清政府登上了南京江面的英舰「皋华丽号」，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
同意割让香港；赔款2100万银元；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通商；
且中国没有权力自己确定关税，这就是协定关税的开始；英国还要求中国废除公行制度，允许英国商人自由地和中国商人接触。
1843年，耆英与璞鼎查又代表中英先后签订了《五口通商章程》和《虎门条约》，作为《南京条约》的补充细则。天朝上国，已然崩塌。
虽然是鸦片战争的产物，但《南京条约》却并未将鸦片贸易合法化。表面上，清廷的立场还是禁烟的，但道光的态度显然已经从强硬转向了妥协。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鸦片走私活动变得更加猖獗，外国烟贩子以香港为据点，大量囤积鸦片，然后再向中国沿海其它口岸疯狂走私，其中以广州和上海为最大的输入口岸。
外国鸦片贩子不仅向通商口岸大肆兜售鸦片，而且把鸦片船只驶到没有开放的港口附近。在汕头、漳州、天津、威海卫、锦州、晋江都停靠过鸦片趸船。
战后，英国资产阶级以为这下总算打开了中国这个世界最大市场的大门。无数外商怀着发财梦掀起了向中国倾销商品的狂潮。
他们运来了欧洲人惯用的睡帽，并乐观地预言：「只要中国人每人每年用一顶棉织睡帽，那英格兰现有的工厂就已经供给不上了。」
有性急子的英国商人甚至把钢琴和刀叉，也大批地运到了中国。然而，战后10年间，英国对华出口的商品还不及对荷兰出口额的一半，当然了，鸦片除外。
英国人不明白，强悍的武力虽然制服了清朝政府，但并没有动摇中国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也没有轰散中国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牢固结合。
此时，英国又迫切要求中国开放更多的通商口岸，以扩大商品输出，并试图将鸦片贸易彻底合法化。
1856年10月，英、法两国在美、俄的支持下，联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以扩大在华侵略利益。时间关系，其过程就不细说了。
1858年11月，清政府分别与英、法、美订立《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承认了鸦片贸易合法化。
经过战争的洗礼，林则徐对待鸦片的态度也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晚年时期，他开始支持许乃济的「以土烟敌洋烟」的论调，并鼓励国内种植鸦片。
农民通过种植鸦片能获得十倍于种稻的收入，地方政府也能通过烟土税创收，就这样大片耕地改种罂粟。
1879年，全国鸦片的国产化程度达到了80.12％，三年后的1882年，大清国的鸦片就完全实现了自给自足，并且开始出口创汇。
但代价是接连不断的粮荒，和举国上下的吞云吐雾，有数据显示，1906年，清朝成年男性中23.3%的人都抽鸦片成瘾。
直到1912年1月23日，世界上第一份国际禁毒条约《国际鸦片公约》在海牙签署，鸦片这才真正在中国被禁。
只是此时清帝国已是危在旦夕。不到一个月后2月12日，清朝最后一任皇帝溥仪宣布退位，清朝灭亡。
鸦片战争带给中国人的伤痛是刻骨铭心的，它是中国近代屈辱史的开端。提起这场战争，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清军不敌英军的「船坚炮利」，但「船坚炮利」并非清军战败的唯一原因。
鸦片战争时期，清朝的总兵力高达80万，是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一支常备军，而英国派往中国的海陆军合计只有约7千至2万人。
即使是发挥好人海战术，清朝也不至于被打的如此找不着北，问题的关键在于清军的编制。
这80万常备军中有60万是以汉人为主的绿营军，他们无固定编制且分散驻防，战时难以集中，削弱了战斗力。
绿营军的主要职责是维护社会治安，说白了就是「治民」，而非御敌。过于执着于「治民」恰恰是清廷统治最大的问题之一。
清朝统治者是满人，而百姓是汉人，满清统治者总会不自觉地将百姓放在自己的对立面。
1836年8月，一位英国侵略者在英文《中国丛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他说「农民已被逼迫到仅仅能够生存的境地，使得他们无心去问谁是总督，谁是皇帝；实则，无论骑在他们头上的是谁，反正他没有什么东西可丢失。」
在清朝的专制统治下，民众普遍缺乏爱国心，而英军也很会争取中国百姓的民心，他们每至一地都发传单、张贴告示，声称战争只对官不对民，不会对百姓采取暴力行动。
在侵华战争过程中，尽管英军也遭受过沿海沿江民众的一些自发抵抗，比如著名的「三元里抗英」，但始终没有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当英军击退清军登陆后，都不用去抢食物和淡水，百姓甚至会争先恐后的将蔬菜、牲畜、粮食和淡水卖给英军，因为英军是会给钱的。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时，一名法国将军在圆明园的仓库里，找到了两门落满灰尘的、原封未动的马嘎尔尼使团向乾隆进献的榴弹炮。
如果当时清朝统治者愿意睁眼看看这个世界，看看马嘎尔尼带来的这些所谓的奇技淫巧，历史会不会被改写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