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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编辑 | 侯哥说历史
前言
在1953年的一个普通日子，一位来自广州的妇女站在了北京中南海的门口。她操着一口不标准的普通话，试图解释自己的来意。她自称是周总理的“妻子”，只希望能见周总理一分钟。这位自称周总理“妻子”的女子究竟是谁？为何周总理听闻她的来访后异常激动？她和周总理之间又隐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
在1927年，中国正处于一段充满动荡的历史时期，正是共产党为国家的解放而斗争的关键时刻。那一年，许多寻求国家救赎的年轻人加入了共产党的伟大革命队伍中。
范桂霞，一位来自广东的纺织女工，后成为师范学生，在党的启发下，她积极参与了广东新学生社、广州妇女解放协会及共青团的活动，为改变社会不平等和压迫的现状努力。
当时虽然北伐战争带来了希望的曙光，但国民党内部的背叛者蒋介石，开始背叛革命，发动了针对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血腥屠杀。从上海的“四一二”大屠杀到广州的“四一五”惨案，血泊中倒下了无数范桂霞的同志。
在这个被白色恐怖笼罩的时期，范桂霞居住在广州观连街七号的一座老旧房屋里。一次在深夜，她在阁楼上密写信件时，突然听到了叛徒侯交礼的叫喊和军警的猛烈敲门声。情急之下，范桂霞迅速将信件藏入口袋，从窗口爬至屋顶，悄悄藏身于邻居的烟囱后。
军警和叛徒在房内外翻找，不断在屋顶上开枪试图逼她现身，但她坚决不露面。直到凌晨三点，敌人终于离开。范桂霞小心翼翼地从藏身处返回家中，却发现家里已经一片狼藉，妹妹已经被抓，父亲也遭到了军警的残酷打击，奄奄一息。
敌人没能找到范桂霞，转而逼问她父亲女儿的下落。即使受尽折磨，她的父亲坚守原则，一言不发。临终前，他用尽最后的力气告诉范桂霞：“霞女，快走吧，他们还会来找你。”言罢，便永远闭上了眼睛。
范桂霞跪倒在父亲身旁，泪水夺眶而出。她强忍悲痛，匆匆磕了几个响头，心中默默发誓一定不会辜负父亲的期望。时局紧迫，她来不及为父亲办理后事，简单地与母亲道别后，便在夜色的掩护下匆匆离开了家。
走出熟悉的家门，她感到前路茫茫，不知何去何从。彼时的广州，军警遍布，戒严森严，街道上充斥着紧张的气氛。范桂霞小心翼翼地穿行于暗巷之间，最终找到了曾经一起工作的纺织女工好友。
这个心地善良的女子毫不犹豫地收留了她，为她提供了一个暂时的避风港。
凭借女工的帮助，范桂霞乘船抵达澳门，继而转至香港，一个相对安全的避风港。在香港，经过一番努力，范桂霞终于成功联络到了中共的地下组织。随后她在广东省委的批准下，被安排在中共广东省委秘书处担任工作，主要负责文件的抄写和交通联络。
后来由于她出色的表现和对工作的熟悉，她被调至接待站，这是一个对党的安全至关重要的岗位。在工作的时候，范桂霞陆续接待过很多大领导，比如彭湃、恽代英、李立三、董必武、林伯渠、张太雷这些人。特别是恽代英、李立三和董必武，还是她单独一个人接待的。
范桂霞在工作中表现出色，沈宝同与他的妻子龙锦雯在1927年10月的一天讨论到：“桂霞的表现很不错，我们现在有个很特别的任务需要她去完成，需要她去接待周恩来，你觉得她行吗？”龙锦雯对此表示肯定，并迅速将任务传达给范桂霞，但具体细节暂时保密。
第二天，秘书处的赖谷良带着范桂霞到达了油麻地广东道的一套事先租好的住所，一厅两房的布局，到达后赖谷良才揭露了任务的真正内容。范桂霞得知这次的任务与以往大不相同，她需要和一位高级领导假扮夫妻，以掩护其真实身份。
这个消息让22岁的范桂霞感到非常困惑，她之前主要负责文件工作和接待，并没有过类似的经验，对于假扮别人的妻子感到不小的压力。但她也明白，组织之所以将这样重要的任务交给她，既是对她能力的认可，也是出于实际的人手考虑。
不久，范桂霞得知这位领导因病急需特别照顾，而她的父亲曾是医生，她自小跟随父亲学习了一些医疗知识。这使得她成为完成这项任务的理想人选。在充分了解任务详情后，她没有退缩，而是迅速适应了新角色，开始精心布置住所，确保一切准备就绪。
到了傍晚，一辆黑色轿车缓缓驶入，从车上下来的是她以前的上级，汕头地委书记杨石魂，他小心翼翼地从车上背下了一个男子。
这位男子身材高大，身着长袍马褂，头戴绒毡帽，面色虚弱。杨石魂将这位男子轻轻放到床上，范桂霞这才看清楚，来人虽然身着整齐的长袍马褂，戴着黑框眼镜，但显得极为虚弱，脸色苍白，正在发着高烧，几乎处于昏迷状态。随行的医生立即吩咐范桂霞定时为这位病人量体温，并且要小心处理发烧情况。
当范桂霞走近，轻轻摘下他的眼镜，她惊讶地发现病床上躺着的竟是她深敬的周恩来同志。回想起三年前她作为一名学生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时的情景，如今他病魔缠身的样子令她心疼不已。
看到周恩来如此病态，她忍不住责怪杨石魂没有更好地照顾他。杨石魂叹息地解释道，从南昌起义后，部队在潮汕地区遭遇重围，周恩来身为前敌委书记带领部队奋战，最终不得不撤退。在逃离过程中，周恩来不幸感染了恶性疟疾，情况危急。
他们不得不把周用担架抬至陆丰甲子港，再通过小船在大海上与风浪搏斗，历经两天一夜才抵达香港。杨石魂还透露，汕头的许多同志牺牲，整个小渔村被敌人烧毁。
这些消息令范桂霞十分心痛，她意识到，在革命低谷时期，牺牲是不可避免的。她决心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照顾好周恩来，以此来向所有为革命牺牲的同志们致敬。
范桂霞连续三天日夜不离周恩来的床边，她严格遵守医嘱，每隔一个小时就为周恩来测量一次体温，并且详细记录。一旦发现体温过高，她便用冷毛巾为他冷敷；体温过低时，则用汤勺喂他温开水。
到了第四天，周恩来终于逐渐苏醒。当他第一次睁开眼睛时，原本筋疲力尽的范桂霞立刻精神焕发，兴奋地大声喊道：“醒了，醒了！”她为自己的不懈努力未白费而感到庆幸。
出于本能的警觉，周恩来醒来后的第一句话是一连串的问题：“你是谁？我现在在哪里？”
范桂霞耐心地回答：“我叫范桂霞，是沈宝同同志安排我来的，假扮你的妻子，暗中照顾你。我们现在在香港的油麻地。
听到这里，周恩来的紧张情绪逐渐放松：“哦，是沈宝同派来的啊！”
范桂霞的呼喊声也惊醒了隔壁房间的“二少爷”杨石魂，他衣服都没扣好就冲进房间：“大哥，你终于醒了。太好了，太好了！”
杨石魂激动的情绪难以抑制，一转身就拉住范桂霞的手，兴奋得跳了起来。范桂霞顿时满脸通红，有些手足无措。
周恩来看出了范桂霞的尴尬，笑着说：“小杨，你看把小范同志都弄得不好意思了，快向她道歉。
这时杨石魂才意识到自己的失态，连忙松开范桂霞的手，真诚地说：“对不起，刚才我太激动了。
他们说笑之后，细心的周恩来注意到了范桂霞和杨石魂眼周的黑眼圈，心疼地说：“小范、小杨，这几天我昏迷，你们一定没怎么休息吧！”
杨石魂回答：“我没小范辛苦，她每隔一小时就要给你量体温，真是没合眼。”
周恩来听后，对范桂霞说：“小范，你先去休息会儿吧！我现在不需要太多照顾。
范桂霞却坚持说：“我不累，我还有事要做。”她转身进了厨房，与厨师一起开始为周恩来炖鸡汤。
鸡汤煮好后，范桂霞和杨石魂准备帮周恩来喂鸡汤。周恩来坚持要自己坐起来喝，但因为虚弱，很容易就被他们按回床上。
周恩来执意要自己喝，范桂霞只好帮他靠在床头，让他慢慢地喝完了鸡汤。喝到最后，鸡肉露出来时，周恩来皱起眉头说：“党的事业正处于危难时刻，到处都需要用钱，你们还给我吃鸡肉，我真的喝不下去。
范桂霞理解周恩来的顾虑，安慰他说：“你是党的重要骨干，现在又是大病初愈，这只鸡是组织特批的，为了帮你补充营养。我是受党中央的委托来照顾你的，你必须按我的安排来。
周恩来无奈地说：“好吧，既然是中央的安排，我只能听从。但下次，请不要给我准备这么好的食物了。”
在范桂霞的精心照料下，一周后周恩来的身体明显好转，已经能够下床走动。但鉴于他刚从重病中恢复，组织建议他继续休养，尽量不要外出。
周恩来一向关心党和人民的大局，闲不住的他即使在休养期间，也让范桂霞帮他买来最新的报纸，了解外界的最新情况。
周恩来还非常体贴他人，为了不让范桂霞感到局促，在阅读报纸的空隙，他还会主动与她聊天。
一天下午，在与范桂霞的交谈中，周恩来无意中得知她竟然认识邓颖超。原来早在邓颖超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时，范桂霞就经常找邓颖超请教革命中的一些问题。因为两人年纪相仿，范桂霞就亲切地称她为“邓姐姐”。
在那时，周恩来与邓颖超夫妇长时间分别，他非常想念自己的妻子，便亲切地问道：“小范，你知道邓颖超现在在哪里吗？”
范桂霞虽然不确定，但根据她所听到的消息回答道：“我听说她现在在上海。”周恩来又追问：“你确定她在上海吗？这消息从哪里来的？”
范桂霞深感周恩来对妻子的深情，对他的尊敬之情更甚，为了让他放心养病，她笑着说：“错不了，秘书处的同志也是这么说的，您就放心吧，邓姐姐肯定在上海。
周恩来这才不再追问，聊了一会儿后，便躺下休息。一个多月后，他身体完全康复，因为要去参加中共中央即将在上海召开的会议，1927年年底，他便离开了香港。
临走时，范桂霞和杨石魂亲自到码头为他送行。周恩来非常重视友情，只见他笑着对范桂霞说：“小范啊，我从心底感谢你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别伤心，离别是暂时的，革命胜利后，我们还会有机会相见。”说完，他独自登上了前往新征程的船只。”
之后周恩来在上海重逢了久别的爱人邓颖超。彼此之间分享了各自在离别期间的艰难与挑战。周恩来还提起了曾在广东区委妇委工作，与邓颖超有过交往的范桂霞。邓颖超记忆犹新，回忆道：“小范啊，怎么可能忘记她。她曾是陈铁军的同学，在中山大学时我们经常一起讨论问题。这次能有她照顾你，我非常感激。希望未来有机会亲自向她表达我的谢意。
1928年2月，经过组织批准，范桂霞与潘公明喜结连理。婚后两人没有放松对革命的承诺，继续积极参与各项革命活动。潘公明主要负责组织和训练农民军，而范桂霞则继续在妇女和工人运动中发挥她的力量。然而随着红军长征的结束和南方党组织遭到破坏，他们逐渐与组织失去了联系。经过多方寻找无果，范桂霞最终回到潘公明在云浮县的故乡，开始了教书生涯，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后。
1953年8月，范桂霞到北京去看望儿子和儿媳妇。就在她准备离开北京的时候，突然想到了以前在广东时帮忙照顾过的周主任，现在的周总理。她心里一动，决定去中南海看看周总理。
当范桂霞抵达中南海的门前时，她遭到了守卫的阻拦。经过一番耐心解释，守卫最终答应帮她通知周恩来的秘书梁霭然。
范桂霞向守卫解释说：“同志，我是26年前曾经扮演过周总理‘假妻子’的人。现在我来北京，特意想见一面周总理。我知道总理非常忙碌，即使只是一分钟，我也会非常感激。
得知范桂霞到访的消息后，周恩来感到非常惊喜和激动，他立即亲笔写了一封以邓颖超名义的邀请信，邀请她8月22日下午5点到中南海西花厅共进晚餐。
当天的晚宴十分简朴，菜肴不多，却备有细心的款待。晚餐包括了一碗家常豆腐、一盘北京烤鸭、一盘青菜炒肉以及一碗滋补的鸡汤。吃饭的时候，周总理和范桂霞聊起了过去那些特别艰难的日子，周总理时不时地感叹。
他还特别关心地问范桂霞近来怎么样，邓颖超则在一旁亲口对她表示了感谢。晚饭后，邓颖超还亲手送给她一个很时髦、做工精细的手袋，算是之前说过要好好感谢她的一种方式。
1976年1月8日，当周恩来去世的消息通过广播传来，范桂霞震惊无比，久久无法言语。情绪稍微平复后，她撰写了一篇悼念文章，寄给了邓颖超，并组织了一次纪念活动，邀请了老同志们一同前往广州烈士陵园，以表达对周恩来的深切哀悼。
1994年，范桂霞因病辞世，享年89岁，她的一生充满了奉献与牺牲，她的故事成为了革命历史中不可磨灭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