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犯武部六藏1952年因脑血栓半身不遂。一个叫焦桂珍的年轻护士成了他的护理员，喂饭，给房间消毒，还负责清理大小便。为防止他长褥疮，还一天三次给按摩、翻身。
1956年，武部六藏获假释，离开时哭着说焦桂珍就像“母亲一样”，与日本人有着家国仇恨的焦桂珍却说出了自己这么做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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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苏联移交了近千名日本战犯，中国将其安置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在管理所中，这些曾经战争狂，良知被唤醒。面对侦讯团工作人员的审讯，一些罪孽深重的战犯也觉得自己“不死不足以谢罪”，有28人向侦讯工作团递交处决请罪书，申请死刑。
依据犯罪事实和认罪态度，最高人民检察院依从宽处理的原则，向中央汇报公诉方案，其中绝大多数人被免于起诉，准备起诉的战犯是105名，其中70名罪行严重，拟极刑。
周总理听取汇报后，作指示说：“不判处一个死刑，也不判一个无期徒刑，判有期徒刑的也要极少数。起诉书要把基本罪行搞清楚，罪行确定后才能起诉，对犯一般罪行的不起诉。”
依据“不杀少判”的精神，最高人民检察院反复斟酌，最后确定起诉的只有45人。为何周总理对战犯如此“宽容”？其实，从抚顺战犯管理所坚持的改造方针中，就能窥探其中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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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900余名日本战犯坐着闷罐车从苏联到东北，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内，这群战犯不仅拥有远超管理所工作人员的伙食水平，吃细粮，睡暖气房，还能抽烟、吃糖，每月理发，定期体检，甚至年节有会餐，还能参加运动会。
凭什么这群罪恶的人能在中国这么享受？对这一点，管理所工作人员也都不明白，要知道，这所管理所是当时国内条件最好的监狱，工作人员大多为军人出身，他们与这些战犯有着“民族仇恨”，例如，看守王兴在10岁时，就亲眼看到7位亲人被日军用刺刀刺杀。
但即便如此，他们仍无条件服从命令，对战犯实施“三个保障”：保障不侮辱人格、保障生活条件、保障身体健康。
其中缘由，可以从管理所第一任所长孙明斋的讲话中了解：“我知道大伙想不通，我最开始也想不通，但总理说‘20年过后再来看我们现在做的工作，就能明白其中的意义和价值’。我们克制、牺牲自己的感情，这也是战斗。这些人当年全副武装时各位都没害怕过，现在改造他们又有什么可为难？”
战犯管理所内，改造战犯不是“报仇雪恨”那么简单，而是一种斗争，唤醒良知，褪去罪恶，让恶鬼变成人，成为和平的推手。
期间，管理所上下付出巨大，例如战犯中的标志人物武部六藏罪行昭著，极端顽固，1952年，武部六藏突发脑血栓，经抢救脱险后瘫痪。为照料他，管理所委派焦桂珍做专职护理。武部六藏一日三餐，都是焦桂珍一勺勺喂到嘴里。他大小便失禁，焦桂珍端屎端尿。直到1956年假释出狱，他连褥疮都没有。
接受审判前，武部六藏供述了全部罪行，他这样形容三十多岁的焦桂珍：“像母亲一样”。中国人以德报怨的做法终于唤醒了这些战犯久违的天良，他们开始反省战争的苦难，并审视自己犯下的罪行。当然，让战犯认罪，单靠博爱和宽容是不够的，管理所还有多种措施，例如说理斗争、组织分化、专项惩戒、集中学习，劳动改造、学习研讨、专项参观等等。
1956年6月19日，审判战犯的特别军事法庭开庭，二战后，对战犯审判的有几十个国际法庭、军事法庭，庭审数千次，从未出现的一幕出现了:45名战犯全部认罪，没辩解，没推脱。铃木启久当庭跪地认罪、岛村三郎自请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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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检察官与战犯、受害者与战犯、证人和法官与战犯、审判者与被审判者立场不同，但所有人异口同声地揭露战争的暴行。到7月20日，特别法庭完成45名战犯的宣判，最重的20年徒刑。除45名被审判的战犯，其他人免予起诉，释放后遣送回国。
那这批得到中国人宽容以待的战犯后续生活如何呢？令人欣慰的是，他们真的成了中日友好的奔走者，他们成立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发表了《告日本国民书》：只要认识到本身错误，那如何会再次犯错呢？我们绝对反对战争，绝对反对把人驱向战争道路的军国主义。
归国后，他们文艺汇演，表演《东方红》等；各地奔走，揭露战争罪行；出版《三光》等书，用自身经历劝诫民众反省战争。中归联还发起了寻找中国劳工遗骨活动，并护送遗骨回葬中国。1988年，中归联集资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建立起“谢罪碑”……
这就是日本战犯在中国的蜕变，如今看来，部分网友不理解，认为中国人太过宽容，他们更钦羡苏联那种有仇必报的痛快，不过在我看来，两者都与国家的发展定位分不开。苏联的行为增强了战斗民族的威慑，不过中国对战犯的改造也很伟大，不仅证明了战争的罪恶，增加了岛国内认罪、反战的声量。也许他们并不能成为岛国主流，但正是这些声音的存在，才让有良知的人用冷静和理智地看待历史，坚定反战。宽容也是一种力量，您怎么看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