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遗存的明代银锭中，偶然会发现錾刻有“杂项银”的铭文出现，数量不多，名头不大，远逊于明末三大饷（辽饷、剿饷、练饷）。一般认知，杂项银仅仅是普通的民间日常生活杂税，系普通的商税范畴。其实不然！随着我们慢慢厘清风雨飘摇的明末战争史，会发现它与延绵不绝的辽东战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从另外一个角度分析，杂项银其实属于辽饷范畴。

万历四十六年(1618)，努尔哈赤起兵反明，震惊朝野。为了控制局势，朝廷慌忙调派军队，以拱卫辽东地区。与此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加派征税。因为这次增税悉数用于辽东战事，故称“辽饷”。

关于辽饷，《明神宗实录》载：“户部以辽饷缺乏，接征倭、播例，请加派。除贵州地硗，有苗变不派外，其浙江十二省，南北直隶，照万历六年会计录所定田亩，总计七百余万顷，每亩权加三厘五毫，惟湖广、淮安额派独多，另应酌议。其余勿论优免，一概如额融通加派，总计实派额二百万三十一两四钱三分八毫零。”

按照明朝政府的规定，这次加派，原定期限一年。但是明军在战场上的节节败退打破了他们的预想。户部尚书李汝华在奏疏中写道：“看得援辽兵饷；原议三百余万可以结局，不意今已解过三百万，而局犹末结。且大将殒亡，奴益猖獗，乘胜长驱，辽阳一带危在旦夕。明朝政府为了保卫辽、沈地区，只得再向各地抽调军队，以增加防卫。

这样，不但原定为期一年的三厘五毫银不能结束征收，而且势必再增数额。所以，李汝华在同年夏天又上疏：“查得去年四月至今年二月，出剿官军不足九万，尚用过饷银三百余万。……近日…共有十三、四万矣。以去年九万而用银三百万，则今年十三、四万，该用银四百万矣。太仓如扫，搜括已穷，止有加派一途。”万历四十七年(1619)十二月，明朝政府决定在原来三厘五的基础上，再如三厘五毫，即每亩增银七厘。

但是，由于辽东地区的明军还在继续增加，到万历四十八年(1620)的后半年，辽东兵力已达到十六万三千二百四十二名。因此是年三月份，明廷又以兵、工二部添制军用器械，以及向士兵分发安家费用和马价银两的名义，又加了二厘。从万历四十六年九月到四十八年三月，不过一年半时间，明廷的田赋加派连增三次，每亩平均增额达到九厘，总数五百二十万零六十二两，充分反映出明朝政府财政的捉襟见肘、极度空虛！

在这三次加派中，始终没有波及的只有贵州一域，其余全国各省直地区，无一幸免。天启年间，辽东的战事又急剧恶化。特别因辽沈等地相继失陷，使北京的畿辅地区也开始感到威胁，于是又造成内地防务开支的剧增。当时，仅用于加强天津至京师一线兵力而额外支出的军饷，就达一百二十万两。

据当时担任户部新司郎中的杨制昌报：从泰昌元年(1620)十月十八日到天启元年(1621)十二月，一年多时间里，因“辽事”花销的费用就有九百二十五万多其中却有二百三十五万不知来处”。 在这种支出激增，旧额短绌的情况下，朝廷别无它法，只好再寻求新的加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