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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夜，战场的火光刺痛了黄植虞的眼，刺穿了他的心。
他握着一纸“团长任命状”，手却在颤抖，眼泪顺着脸颊无声滑落。
不是激动，不是喜悦，而是愤怒、不甘，还有深深的痛。
他心里清楚，这份荣誉是用一百多条鲜活的生命换来的，是用一昼夜的血战换来的，是用一个营的孤军奋战换来的。
而那些高高在上的“长官们”，当时正忙着逃命。
为什么会这样呢？
1938年10月，日军的铁蹄踏上了惠阳，接着直逼增城。
正果村，这片看似不起眼的小地方，成了战火的风暴眼。
那天，黄植虞接到命令，带着第二营去正果圩东的白面石村防守。
增城的防线像一块破布，敌人随时可能撕裂，而他和他的兄弟们，就是最后的缝线。
黄植虞是个干脆利落的人，没等废话多说，就将部队布置好——步兵、机枪、预备队，甚至连高地的每一块石头他都仔细看过。
白面石村成了他们的阵地，周围的每一棵树、每一道山坡，都成了他们的屏障。
天还没亮，哨兵就传来消息：日军来了。
队伍里有人低声骂了一句，但更多的人紧了紧手中的枪。
黄植虞站在高地上，深吸一口气，心里清楚，这一仗，可能没人能活着回去。
凌晨五点，日军的进攻开始了。
飞机在头顶盘旋，炮弹像下雨一样砸下来，阵地上的土都被炸得飞起又落下。
机枪火力交织，像一道道火舌舔向敌人，但日军的攻势却像潮水，一波接一波扑上来。
第一小时，重机枪连长倒下了，连带着几名机枪手也没能撑住。
黄植虞咬着牙，亲自端起枪冲上去。
他心里想得很简单：只要还有一个人站着，阵地就不能丢。
上午九点，日军的尸体堆满了山坡，但黄植虞知道，战斗才刚开始。
敌人不断增援，炮弹的轰炸让阵地变得千疮百孔。
他派人去找团长增援，可派出去的信使一个个空手而归。
团长呢？跑了。
再去找旅部，旅长呢？也跑了。
整整一个旅的防线，最后就剩下他一个营在死撑。
黄植虞的心冷了，但脑子却比任何时候都清醒。
他知道，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死守，或者全营覆灭。
下午两点，日军的攻势达到了顶点，五路大军冲向高地。
黄植虞叫来了两个兵，黄标和张得胜，把仅剩的手榴弹全交给他们：“炸鬼子，别让他们踏上来！”两人点点头，像平常训练一样熟练地拔开引线，扔出手榴弹。
爆炸声中，黄植虞带着队伍冲了出去，刺刀见红，肉搏开始了。
两个小时后，敌人退了，但阵地上再也找不到一块完整的地方。
而他们的手榴弹，也扔得只剩空壳子。
黄昏时分，弹尽粮绝，黄植虞知道再打下去就是送死。
他下令撤退，但撤退前，留下了三个班断后。
黄标和张得胜站了出来：“营长，别说了，咱们留下。”黄植虞拍了拍他们的肩膀，没说话。
他知道，这些兄弟是回不来了。
最终，第二营的主力突围了，三个班却再也没能等到他们的队伍。
仅有三个人活着跑回来，带回来的，是黄标他们壮烈牺牲的消息。
这一仗，黄植虞用一个营挡住了一个日军加强联队整整一昼夜。
千人参战，最后只剩百人。
而对手呢？日军的损失也不小，164人阵亡，包括一名联队长。
这是他们出征以来遇到的第一场硬仗，但没有人知道，这背后是用多少血换来的。
战后，军部为了“表彰”黄植虞的功绩，给了他一个团长的任命状。
黄植虞接过那张纸，眼眶瞬间红了。
他不是感动，而是愤怒，是悲凉。
他的兄弟们用命换来了胜利，而那些本该负责指挥的长官，却在关键时刻逃得一干二净。
整个旅的防线，最后靠一个营死撑到最后，这不是胜利，这是耻辱！
有人说，战争最能看清人性。
这句话用在这里，再贴切不过。
那些在战斗开始前意气风发的高级军官们，第一个临阵脱逃；而那些普通士兵，甚至是最底层的投弹手，却成了战场上的英雄。
黄植虞的愤怒是有道理的，他的眼泪也是有道理的。
他不是为自己哭，而是为那些死在战场上的兄弟们哭，为那些不该流的血哭。
多年后，黄植虞在回忆这场战斗时，依然语气平静：“那时候，没人能帮我们，我们只能靠自己。”这句话听起来简单，却是那个年代无数人的真实写照。
靠自己，守阵地，保家园，这就是他们的信仰。
写到这里，或许有人会问：这样的牺牲值得吗？答案或许没有标准，但那些没有名字的士兵们，他们的付出，早已刻在了那片土地上，成为历史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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