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帝临终之前，下令让六岁的载淳（同治帝）继位。因皇帝年幼，安排“顾命八大臣”辅政，两宫太后掌管象征皇权的印玺，代行皇帝职权。

咸丰帝死后，“八大臣”将两宫太后以及位高权重的恭亲王奕䜣排挤出权力中心，慈禧、奕䜣对这样的政治格局十分不满，遂发动了“辛酉政变”。

在“辛酉政变”之后，慈禧、慈安二位太后得以垂帘听政，其中慈安对权力并没有太大的欲望，所以慈禧就成为了当时清政府最高权力的实际掌控者；而恭亲王奕䜣以摄政王的身份担任领班军机大臣、首席总理衙门大臣以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多个职位，成为当时清政府在军事、行政、外交等多个权力机构的最高执政长官，权势滔天。

一开始，慈禧和奕䜣之间还有信任、彼此合作无间。后来慈禧逐渐对手握大权的奕䜣心生忌惮，开始扶植其他势力、打压奕䜣。

而面对慈禧的打压，大权在握的恭亲王奕䜣却显得毫无还手之力，几度被慈禧夺走权力、削去爵位。

奕䜣在面对慈禧时为何会表现得如此软弱？是慈禧的政治手腕果真如此高超吗？还是奕䜣根本不懂权力斗争？

“辛酉政变”之后，上位的奕䜣为了迅速稳定清朝混乱的局面，便按照他的政治主张展开了行动。简单来说，就是大力发展洋务运动。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失利，以奕䜣为首的一部分清政府官僚深刻认识到了西方军队坚船利炮的威力。他们以“自强、求富”为口号，怀着“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目的，开始向西方学习文化技术，发展新型的军事工业、培养西式的海军队伍，比如北洋水师等。

为了维护清王朝的统治以及增强清政府的实力，精通西洋事务的奕䜣和洋人达成了亲密的合作。他虽然看到了西方列强所带来的侵略危机，但是形势比人强，在暂时无法和对方抗衡的情况下，奕䜣只能选择妥协。

而且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英法联军为了维护其表面的“和善”形象，同时也是为了各自更加长久的利益，并没有选择推翻清廷的统治，反而大力支持清王朝的统治稳固。有着各自目的的英、法、俄等国主动和清廷示好，表示可以支援给清政府武器装备，以便清政府顺利剿灭太平天国运动。

奕䜣虽然始终对洋人有所警惕，但是也被这种伪善的面孔所欺骗，同意借助洋人的力量来镇压太平天国。

然而，洋枪洋炮对骑兵大刀的降维打击实在太大。各地方军队在洋人军队的帮助下，剿灭太平天国起义军的行动无比顺利。这就导致了地方军队对洋人军队产生了严重的依赖性，甚至不敢在没有洋人帮助的情况下和太平天国起义军战斗。

所幸，奕䜣及时发现了这种情况。在已经消灭太平天国主力军的情况下，他果断停止了继续接受外国的帮助，只用清政府的官兵来清剿太平天国残余势力。

当然，奕䜣能被后世称为“清朝后百年宗室中之贤者”，他借助洋人的军队来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自然不是只有表面上这一条理由。

奕䜣真正的目的，是借剿灭太平天国之名，学习洋枪洋炮的制作、维修工艺，培养一批训练有素的可战之师。“可战”的潜在对象，正是提供给他们武器装备的外国军队。

奕䜣的脑子里有一个清晰的观点，那就是“打铁还需自身硬”。想要不被外国所欺侮，发展、增强自身的实力才是硬道理。只有中国够强、清政府够强，在武力上能够跟外国扳一扳腕子，才能够避免被肆无忌惮地入侵。

基于这个观点，奕䜣表面上所有的委曲求全、求和以及其他诸多行为，都是为了能够从西方那里学到东西，建立起属于中国自己的近代化军事力量。

奕䜣认为，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清政府的士兵、官员、匠人等可以名正言顺去跟外国人学习武器装备的制造、使用技术；如果消灭太平天国运动以后再提出军事装备方面的学习要求，哪怕外国工程师贪图清政府所能给出的巨额报酬，外国的官员也不会允许他们来传授相关技术。

当然，奕䜣的出发点自然是对的，也是好的。但是他跟洋人打交道多年，深知洋人的厉害，所以在面对洋人无理甚至蛮横的要求时，常常会选择妥协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比如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签订的《北京条约》中有一条，是允许外国的传教士可以在中国各地买卖土地，允许传教士传教。

传教，说白了就是洗脑，是西方帝国主义进行文化侵略、统治中国人民思想的重要手段。西方之所以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没有再进行大规模的侵华行动，清政府对西方的主动配合是一个因素；允许传教士传教、对中国人进行文化侵蚀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这些传教士凭借《条约》的庇护有恃无恐，在中国各地建立天主教堂，强行侵占百姓土地，甚至还有人干涉地方内政，纵容教民为非作歹。这些传教士的不法行为引发了百姓和教会之间的严重冲突，当时因为这些冲突发生了一千多起教案事件。

1870年，天津的一个教会因为想要快速增加教民人数，甚至找人拐卖幼童到教堂中强心进行所谓的“洗礼”。此等行径被百姓发现后，天津民怨沸腾，与教会爆发了武力冲突，我国百姓和洋人都有死伤者。

奕䜣明知此次事件是由洋人率先挑起，但迫于外国诸强所给的压力，竟然支持曾国藩镇压群众，以求息事宁人，维护和外国诸强的“友好关系”。

虽然形势比人强，但外国人也依赖中国的市场和清政府统治下的稳定局面，所以有些时候表现出自身的立场和底线，反而会赢得对方的尊重。

奕䜣虽然一心想要维护清政府的统治，让清政府强大起来，避免西方列强的侵略。但他面对洋人的软弱态度，也给了慈禧和朝中的“顽固派”打压他的借口。

在奕䜣为国事劳心劳力、焦头烂额的时候，却不知道慈禧已经对他投来了忌惮的目光。

不得不说，慈禧确实是一个心计、手段都颇为高明的人。在她上位之初，虽然名义上是“代行皇帝职权”的清朝最高统治者，但其实手中并无实权，朝中也没有多少大臣听她的命令。

但是，手掌大权的恭亲王奕䜣重用曾国藩、李鸿章的汉族大臣，还大力提倡、开展洋务运动。这就不可避免地得罪了一批满族的官员，以及一些封建保守的“顽固派”。而这两批人，其实可以说是一批人，因为两者内部有着极大的重叠。

慈禧准确抓住了这一点，将反对恭亲王奕䜣的那批权贵、官员纷纷拉拢到了自己身边，逐渐形成了一股反对奕䜣的势力。

奕䜣当然也能察觉到这股势力的存在，但他不在乎。不得不说，奕䜣对自己手中的权力过于自信了。他忘记了，他手中的权力来源其实只有一个——皇权。只要他不是皇帝，那他手中的权力就永远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稳固。

但是“谋逆造反”的罪名实在太大。强如明朝的燕王朱棣，也是在建文帝的削藩之举逼迫下才冒险起事；清初位极人臣、甚至将朝廷从皇宫搬到了自家王府的“皇父摄政王”多尔衮到死也没有选择造反。

恭亲王奕䜣自然也不敢选择这条路。既然如此，那就注定他必然会受皇权的制衡，也就是会受到慈禧的制衡。但是年轻气盛的奕䜣在与慈禧发生了几次冲突之后，仍然自我，刚愎自用，这也为后事埋下了伏笔。

1865年，来自皇权的第一次制衡落到了奕䜣身上。翰林院编修蔡寿祺为讨好慈禧太后，捏造了大量事实用以弹劾奕䜣。而慈禧太后不顾真相，直接便以皇帝的名义颁下旨意，要免去奕䜣的议政王及其他一切职务。好在奕䜣这一派系的大臣也不少，最终只免去了奕䜣的议政王职务，其他官职依旧。

此后奕䜣的几番起落，都与慈禧太后强大的权力欲望有关。一旦奕䜣做事让慈禧不满意，她就会无端生事，用一些毫无根据的罪名打压奕䜣；而一旦又有用到奕䜣的时候，又会给他恢复职位，利用他来做事。

而且慈禧对权力的掌控欲望，不只是体现在对奕䜣一个人身上。

在她的儿子同治帝成年亲政后，慈禧不能够再垂帘听政，她的权力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因此，她利用重修圆明园之事在同治帝和以奕䜣为首的朝中大臣之间制造冲突，在君臣之间矛盾达到顶点的时候，她再出面调解。

在这次事件中，同治帝关于对奕䜣等人是否降罪的旨意反复无常，一再修改，所谓的“君无戏言”彻底成了笑话。

次年，同治帝染上了天花。在他病重垂危之时，慈禧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去看望这个亲生儿子，而是重新将皇帝的权力收归己有。

同治帝死后，清朝最后的两位皇帝分别是在四岁（光绪帝）和三岁（溥仪）继位大统，不是没有其他的人选，都是慈禧为了可以继续垂帘听政、独掌大权而做出的选择。

慈禧能够专政于晚清政府四十七年，她的政治手腕和政治智慧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她的目光仅仅局限在了皇宫、清朝的统治之中，没有能够看到世界大势，这就使得她虽然和奕䜣一样想要维护大清王朝的统治，但是所作出的种种努力反而是起到了更多的负面作用。正是应了那句“越努力、越心酸”。

鼎盛时期的奕䜣大权在握，意气风发，为维护清朝统治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但他也有年轻人的通病。1861年统摄朝中军政大权时奕䜣还未满三十，如此年轻便得到如此权势，难免得意忘形。他所倡导的“洋务运动”在开展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得有许多激进之举。

后来人在评价奕䜣时，除了他的精明能干，往往也少不了一句“刚愎自用”，慈禧多次贬斥他的理由也是“目无君上”。

比他还要小两岁的慈禧则表现得稳重很多。在她四十七年的统治生涯中，历任三位皇帝，但是清朝的最高权力执掌者一直都是慈禧，没有过动摇。晚期以慈禧为中心的所谓“顽固派”也一直压制着“洋务派”，直到最后洋务运动彻底失败。

所以，与其说是奕䜣没有斗过慈禧，倒不如说是清朝的“洋务派”没有斗过“顽固派”。奕䜣和慈禧两人斗争的胜负，只是清朝晚期两个派系强弱关系变化的一个缩影。

参考资料

1. 帝后生活全景．中国文史出版社．

2. 《清史稿》

3. 紫禁城的黄昏．珠海出版社．

4. 国之重臣 奕䜣风云录．新世界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