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他手握权力，曾是红军的核心人物之一；后来，他却成了毛主席眼中‘不可救药’的干部。”
1951年底，一封写给毛主席的信风靡了中南海。
这封信的作者不是别人，正是曾经在河南抗日根据地叱咤风云的戴季英。
信中，他直言不讳地指责河南省委主要领导，并“谦虚地”提名自己来担任河南省委书记，还附带提出要成为中央委员。
让人想不到的是，毛主席看完信后，却愤怒地批示：“此人不可救药，共产党不需要这样的人！”几个月后，戴季英被开除党籍，彻底淡出了政坛。
为什么一个曾经为革命出生入死的红军干部，会落得这样的下场呢？
戴季英出生于1906年的湖北黄安（今红安），一个将军辈出的地方。
家族背景虽是地主，但父亲属于支持革命的“开明士绅”。
年少时，他在武汉读书，接触到马克思主义，20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他的革命生涯并非一帆风顺。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回到老家从事农民运动，接连经历了黄麻起义、鄂豫皖根据地的建设。
这期间，他与吴光浩、徐海东等人并肩作战，成为红25军的重要干部。
红25军是红军历史上一支具有传奇色彩的队伍。
它在长征前夕，留守鄂豫皖，坚持斗争，后来奉命长征，成功与陕北红军会师。
在这支部队的奋斗史中，戴季英的名字不可忽略。
他不仅参与了黄麻起义，还在红25军的长征途中担任政治部主任。
正是在这段时间，他的错误也开始显现。
1933年，他接到上级指令，要求肃清鄂豫皖根据地的“内部敌人”。
戴季英对此命令不折不扣地执行，导致许多无辜同志被错杀。
后来，徐海东回忆起这段历史时，曾用“深恶痛绝”来形容对戴季英的看法。
这种对“肃反”的过度执行，埋下了戴季英政治生涯中的第一颗隐雷。
到了陕北后，戴季英接手西北革命委员会政治保卫局。
这段时间，正是“左”倾错误路线在全党肆虐的时期。
由于受到王明错误路线的影响，戴季英参与了对刘志丹等陕北红军领导人的打击。
当时，有人指控刘志丹“右倾”，甚至污蔑他与国民党有勾结。
戴季英奉命逮捕刘志丹等人，后来据说他还亲自参与了对刘志丹的审讯。
幸运的是，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主席果断叫停了这些错误行为，挽救了刘志丹等人的性命。
但戴季英的错误已经酿成，对他的处分也随之而来。
此后，他的人生逐渐走向低谷。
虽然在抗日战争时期，组织上给了他改过的机会，派他担任新四军第四支队的副司令员，并与高敬亭等人合作。
但他的性格问题却始终没有改变。
在与高敬亭合作期间，他多次向上级打小报告，诬陷高敬亭。
这种行为虽然没有彻底断送他的仕途，但也让他在党内的名声大打折扣。
即便在抗日战争期间，他也有过一些亮眼的成绩，但这些都不足以掩盖他在党内造成的不良影响。
抗战胜利后，他被调往河南，参与中原突围。
中原突围是一场惨烈的生死较量，国共两军在此正面交锋。
戴季英与王树声合作，率部突围至鄂西北，建立根据地，为全国解放战争争取了战略空间。
他的这些功绩，并没有让他放下对个人权力的执念。
新中国成立后，戴季英被任命为河南省委常委兼开封市委书记。
开封当时是河南的省会，这个职位可以说已经十分体面，但戴季英却并不满足。
他认为自己在革命斗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理应担任河南省委的“一把手”。
于是，他写信给毛主席，要求“提拔自己”。
在信中，他不仅攻击河南省委的主要领导，还为自己争取中央委员的头衔。
这样的“伸手要官”，彻底激怒了毛主席。
毛主席的批示非常严厉，称他“不可救药”。
1952年，戴季英被开除党籍，回乡反省。
这一年，他才46岁，就从一个红军高级干部变成了普通群众。
这一处分对当时党内的其他干部而言，无疑是一个强烈的警告。
有人说，戴季英的悲剧，既是个人性格的写照，也是革命年代某些干部难以走出“功臣意识”的缩影。
他的经历提醒我们，革命的成功，不仅需要流血牺牲，更需要谦逊自省。
一个人即便曾经为党和人民立下汗马功劳，但如果不能克服自身的缺点，终究无法走得更远。
今天再回头看戴季英的故事，他的功过是非仍然值得后人深思。
有人说，历史是一面镜子，戴季英的经历正是这面镜子中最具警示意义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