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武，春秋末期著名的军事家，其所著《孙子兵法》被誉为“兵学圣典”，影响深远。
其中，“慎战”思想贯穿始终，他强调战争的巨大代价，力主以谋略胜敌，而非单纯的武力硬拼。
然而正是这种看似“保守”的慎战思想，实则蕴含着极高的智慧和远见。
这种“慎战”的理念，它是如何产生的？又是如何在变幻莫测的战场上发挥作用？
思想根源
孙武“慎战”思想不仅有其产生的特定时代背景，更有其内在动机，探寻“慎战”思想产生的根源，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慎战”思想具有重要价值。
孙武生活的春秋时代，一些君主和王侯生活奢靡，往往恃强凌弱，甚至会因为美人、财宝动辄征战，以至于招致败军辱国的后果。孙武虽然不注重战争的正义性与非正义性，也并未对战争性质进行区分和规定，但他个人从战争自身的残暴性角度，反对这种不义之战。
据史料记载，自从周平王把国都东迁到洛邑之后，历史就正式进入春秋时代。当时的周王室已经没有能力控制分封的各国诸侯，而各封国由于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也相继开始了兼并与争霸战争。《吕氏春秋·观世》记载，西周刚分封时，诸侯国共有四百多个，到了春秋时期仅剩下十四个较强的诸侯国。
《孟子·公孙丑》上篇中提出“霸必有大国”，实际上当时出现了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秦穆公、楚庄王五位春秋霸主。
据不完全统计，仅在春秋时期的三百多年间，就发生了战争483次。
“重战”思想
春秋时期，各学派对战争的看法有以下几类：一是“反战”，主张“非战”，如儒家主张“仁义安天下”，墨家主张“非攻”。他们也并非绝对反对战争，实际上认为战争分为“诛”和“攻”两类，“诛”是现代意义上的正义战争，“攻”是非正义战争。
然而在当时“春秋无义战”的情况下，这种主张只能是一种奢望和理想。
一类是以《商君书》为代表的法家的“主战”思想，他们被后人诟病为“嗜战”。
自孙武提出“重战”“慎战”的思想以后，历代兵家继承了孙武的思想，但依然没有孙武阐述得深刻全面，如《孙膑兵法·见威王》提出“乐兵者忘，而利胜者辱”，仅单纯反对“乐战”，没有进一步强调战争的重要性。
宋朝的《慎兵论》写道“兵不可好，好兵者嗜杀人也；战不可忘，忘战者弃其民也”，也仅是强调反对“好战”，主张不“忘战”，但没有进一步指出要慎重对待战争。
内在动机
孙武有着“重民尊君”的世界观，当然他“重民”并不是完全为了维护人民的利益，其真正的目的是“利主”，这一点从《地形篇》“故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的落脚点“利合于主”可见端倪。
孙武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成员之一，其思想必然是为新兴地主阶级利益服务的，是为实现地主阶级统治的，这也是受其阶级局限所致。
孙武之所以有“重民”思想，也与当时民本主义思想已萌芽有关。
《左传·桓公六年》记载季梁曾对隋侯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表明当时存在“以民为神”的观念。《左传·僖公十九年》写道“祭祀以为人也。民，神之主也”，同样表明当时存在“重民轻神”的思想。孙武显然继承了这种“重民”的思想。
如在柏举之战前，孙武曾反对伐楚，其回答吴王的理由是“民劳，未可，待之”。又如《用间篇》提到“不仁之至也，非民之将也，非主之佐也，非胜之主也”，认为将领如果因为吝惜金钱爵禄而导致使用间谍不当，致使不明敌情、战争失败，就是对民众的不仁，即不是人民的好统帅。
孙武“重民”思想的另一个原因，是当时民众对战争的态度，这也是孙武强调“保民”的原因。
如先秦诗歌总集《诗经》曾记载“赳赳武夫”是“公侯干将”“公侯腹心”；“伯也执殳，为王前驱”等。在《左传》《国语》甚至找不到一个人民不乐于当兵、临阵脱逃的记载。这一点和后来宋朝的重文轻武，甚至侮辱军人“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社会风气形成了鲜明对比。
当然，孙武常常把“重民”和“尊君”相提并论，但其“慎战”思想更重要的立足点还是以功利主义为核心的“尊君”思想。
战争中的运用
孙武“慎战”思想的运用，在整个《孙子兵法》中都有所体现。具体来看，主要有战争决策和战争进行中的运用两个方面。
有关战争决策，在《火攻篇》中提到“明主虑之，良将修之。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我们现在称之为“三非原则”，并且这三者是递进排列的，即首先要有利，其次要有胜利把握，最后还要符合正义的原则。在实际运用中，也不能只选其一或仅兼二者，而是要三者兼备。即仅仅是有利可图，也有取胜的把握，也不能发动战争，还必须是被敌国逼迫得走投无路，才能决定开战。
可见，“三非原则”的思想基础就是保持理智，就是孙武的“慎战”思想。
孙武还提出“主不可以怒而兴军，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再次强调不到万不得已，不可轻易开战，即“非危不战”。
且一旦开战，也必须以寻求最大效益为原则，即“非利不动”。至于如何判断是否有利，要以“安国全军”为目的，以“掠乡分众，廓地分利”为具体实施原则。
如果一场战争打下来，亡国破军、一无所得，即使“战胜攻取”，却“不修其功”，孙武是持反对态度的。
张预曾给《孙子兵法》注解：“君常慎于用兵，则可以安国；将常戒于轻敌，则可以全军”，强调了孙武“慎战思想在战争和战役战斗方面的运用。即战争方面战与不战，决定权在国君，即“兴军”是全局性的；战役战斗方面打与不打，决定权在将帅，即“致战”是局部性的。
前者判断“利”的标准为是否符合国家的核心利益，后者则取决于战场状态的利弊权衡，二者都可反映出功利主义是孙武的“慎战”观的核心。
历史上国君怒而兴师的例子并不少见，如公元221年夷陵之战，刘备以替结拜兄弟关羽报仇为由，不听劝阻，兴兵伐吴，结果自食“覆军杀将”的后果。
将帅愠而致战的例子如公元前205年楚汉成皋之战，守城大司马曹咎因中了刘邦的激将法而一怒出战，在半渡过汜水时，遭到汉军袭击而大败。
战争准备要充分孙武在《九变篇》中提出“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
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即强调一旦决定开战，也要做好充分的战争准备。
具体来看就是“五事”和“七计”。“五事”就是“道天地将法”，“七计”就是要实现主有道，将有能，得天地，行法令，兵众强，士卒练，赏罚明。
显然，在慎战思想的影响下，孙武要求全面的战争准备。
展开来看，道就是孙武所说的“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诡也”。其对于道的推崇，从把道列为五事之首就可见端倪。并且孙武也曾在别的篇章中提到过“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正”，可见其对于道，也就是政治准备在战争准备中的重视。
“天地”是孙武认为的外在的、客观的、非任何国家所能控制运作的战略环境。
由于孙武所处时代是方阵对列、短兵相接的作战形式，有利的天候、地形显得尤为重要。
对此，其在《孙子兵法》中涉及了军事地理学和军事地形学的内容。
孙武慎战思想又体现为他对法制的重视。他曾讲过“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
曲制，就是军队的体制编制；官道，即人事制度，为各级军官的职责划分和统辖管理等制度；主用，是军备物资、军事费用的供应管理制度。
孙武对于法制的理解，不仅仅是军法等赏罚制度，更是涉及军队各方面的管理运行制度。这在当时对治理军队具有革命意义，对于今天治军也有着借鉴意义。这是孙武慎战思想在军事建设中的重要延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