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风云变幻的局势当中，如果说哪个国家始终和中国保持着“铁哥们”一样的友谊，那恐怕非巴基斯坦莫属了。
在中国媒体当中，提到巴基斯坦，甚至有“巴铁”这样亲切的昵称，这也从侧面证明中巴之间的牢不可破的外交关系。
不过，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时，中巴之间的关系还并没有这么“铁”。
而真正促进中巴之间产生真挚的感情的，则是巴基斯坦一名具有雄才大略的总统：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
可惜的是，正应了那句古语，“变法总会带着鲜血”。
在当时一力推动巴基斯坦改革的阿里·布托，也无可避免地收获了一个悲惨的下场：
他不仅被处以巴基斯坦当时最重的刑罚绞刑，更是在死后，遗体被悬挂示众高达30分钟。
而就在走上绞刑台后，阿里·布托一边任凭行刑的人将绳索缠在他的脖子上，一边轻声留下了他人生中的最后一句遗言：我是无罪之人！
那么，这位自称无辜的总统，又经历过怎样的人生呢？
一，优渥且刻苦的成长之路
在政治方面，阿里·布托可谓是一个传奇人物。
而对于普通人来说，自打出生起，阿里·布托的起跑线就比别人高出一截：
父亲纳瓦兹·汗·布托爵士是巴基斯坦政界的举足轻重的官员之一，而母亲则是印度的一名舞蹈演员。
这样的贵族家庭出身，也决定了阿里·布托出生后，就提前享受了良好的教育和优渥的生活。
甚至在父亲去世后，还依照巴勒斯坦当时的法律，继承了父亲将近三分之一的封地，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富二代”；
不过，如此家境不仅没有让阿里·布托耽于享乐，更让他树立起了宏图伟略。
尤其是在跟随着父亲见识了更广袤的世界后，阿里·布托逐渐形成了更加长远的眼界和思维方式，也更加下定决心，要成为和父亲一样优秀的人才。
就这样，在求学道路上，阿里·布托始终在同龄人中名列前茅，并且以相当优秀的成绩考入了美国伯克利大学进行进修。
其实，如果没有走上政治道路，阿里·布托或许会是一颗法律界冉冉升起的新星：
在幼时，阿里·布托就曾经在父亲的身后，观察到了巴基斯坦法律条文当中存在的漏洞和问题。
而随着他日渐长大，对于法学方面的兴趣也愈加浓厚。
因此，在美国求学期间，阿里·布托始终潜心学业、严于律己，终于在拿到了伯克利大学的本科学位之后，又于1952年顺利斩获了伦敦林肯律师学院的法学硕士专业学位。
并且受邀来到了英国南安普顿大学担任法学教授，成为了当时学校里唯一的、也是第一位亚洲籍讲师。
实际上，阿里·布托有一个深埋于心底的梦想。
那就是能够有朝一日靠着自己的力量，完善巴基斯坦的法律，造福百姓。
而在毕业后，想要实现梦想的愿望也变得越来越强烈。
因此，担任讲师仅仅不到一年，阿里·布托就推拒了学校的再三挽留，收拾行李返回了祖国。
尽管在外面是高薪的法学教授，可是当回到祖国后，阿里·布托却只能从一名小小的律师开始重新做起。
好在，是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
很快，阿里·布托就凭借着自己半生所学，啃下了好几个“硬骨头”：
在当时，政府手里有好几个官司，可是由于是需要和政府和三方打交道，这些官司在当时的巴基斯坦律师界中全都是令人头疼的“悬案”。
耗时耗力不说，一旦处理不好，就很容易因为各方权力的制衡而变成“糊涂官司”。
然而，阿里·布托对各项法条却信手拈来，在法庭上侃侃而谈，最终打赢了这几个“胜诉可能性为零”的官司。
如此优秀的表现不仅让他在律师行业名噪一时，更是因此结识了好几个政府工作的高级官员，成为了当时政治圈层中的“座上宾”。
此刻的阿里·布托还沉浸在年轻气盛的骄傲当中。
尤其是在更多地接触到政治以后，阿里·布托也开始不满足于仅仅改变法律上的弊端。
他发现了一条新的、更加能够造福百姓的道路，那就是从政。
就这样，阿里·布托逐渐从法律的道路上偏离，拐到了政治这条风云诡谲的“快车道”上……
二，“初试牛刀”的政治生涯
实际上，早在青年时期，阿里·布托就曾经在父亲的影响下，在政治方面“小试牛刀”：
在当时，年轻的阿里·布托加入了当地的穆斯林联盟，并且还参与了当时为了同印度分离而举行的游行示威活动；
而在大学里，阿里·布托也攻读的是政治学学士学位，只不过由于对于法律更感兴趣，因此才在硕士时期“转求它路”。
当然，在兜兜转转后，阿里·布托还是走回了政治的“老路”。
为了给梦想铺平道路，在巴基斯坦为期不长的律师工作期间，阿里·布托借助各种官司，不断拓宽自己在政府当中的“人脉”；
而由于他醉心公益，性格也平易近人。
因此，阿里·布托在普通民众和学生当中也声名颇佳，更是影响并拉拢了不少群体。
而真正改变阿里·布托的，则是一场给政治犯定罪的官司：
由于这位政治犯格外狡猾，官方搜集到的证据数量很少，一度让律师感到“头疼”；可是，当官司到了阿里·布托手中后，他仅仅凭借着这么一点证据，就顺利地推断并给政治犯定了罪。
逻辑圆满到没有任何漏洞，让对方律师心服口服。
如此优秀的表现，引起了当时另外两位政府官员的注意：
一位是当时的巴基斯坦总统伊斯坎德尔·米尔扎，另一位则是副总统阿尤布·汗。
对于阿里·布托来说，这两位都仿佛是识马的“伯乐”：
1957年，在伊斯坎德尔·米尔扎的提拔下，阿里·布托从一名律师“摇身一变”，成为了参与当年联合国大会的巴基斯坦代表团成员之一；
翌年，布托又被直接任命为代表团团长，率团参加联合国当年的海洋法会议。
这些都让布托在国内外积累起了不低的声望。
1958年，阿尤布·汗在巴基斯坦发动军事政变，成功登上了巴基斯坦的权力顶端。
在登顶后，阿尤布·汗更加依仗阿里·布托，不仅将其吸纳进新组建的内阁当中，更是先后委派其担任了商业、新闻、外交等等数个重要职务，期望这位英才可以大展拳脚。
而在一开始，阿里·布托也不负众望地作出了不少政绩：
在政治方面，阿里·布托非常支持阿尤布·汗所制定的一系列土地改革、制定宪法、改革总统制政体等一系列主张。
并且同意阿尤布·汗和美国签订的一系列协议，认为其保护并利于巴基斯坦的资本流通措施；
在外交方面，阿里·布托也通过友好谈判渠道，和中国解决了中巴边界问题。
并且于1963年签订了相关协定，有力地改善了中巴之间的友好关系，推动了中巴友谊的萌芽和发展。
不过，随着阿尤布·汗野心的膨胀，这位看似英明的总统也露出了独裁和高压的另一面：
由于始终对于民众进行军事化的高压管制，巴基斯坦的经济开始停滞不前，社会发展也随之开始走下坡路。
这些都让阿里·布托感到有些不适。
而真正分裂两人的，则是在印度问题上的巨大分歧：
在1966年印巴冲突发生后不久，为了尽快平息事态，阿尤布·汗接受了当时苏联方的“调停”，不分青红皂白地签署了“塔什干宣言”
——可是，在阿里·布托看来，这一宣言十分“丧权辱国”。
两人因此产生了巨大的罅隙，几番争执不下后，阿里·布托借病辞职，远遁国外，重操旧业以维生。
三，权力顶峰的改革与贡献
不过，尽管人走了，但是阿里·布托的心还在巴基斯坦。
在离开祖国一年以后，阿里·布托仍然放不下自己的梦想，忍不住又重新回到了巴基斯坦：
这一次，在过去诸多威望的影响下，阿里·布托很快收获了诸多支持。
并且成立了巴基斯坦人民党，宣布主张的是“社会主义”而非“共产主义”，开始正式和阿尤布·汗打起了擂台。
实际上，由于印巴冲突带来的战乱和日常的高压监管，人民早已经对阿尤布·汗意见频频。
因此，尽管在这之后，阿尤布·汗于1968年底派人逮捕了阿里·布托，但是碍于人民反抗情绪的高涨，阿尤布·汗又不得不将其释放出狱，并且勉为其难地同意开放新一任的总统大选。
显而易见的是，在这一次的总统选举当中，阿里·布托凭借着极高的人气，最终顺利接受了巴基斯坦的政权，当选为巴基斯坦的新一任总统
——而这，是年轻时的阿里·布托从来没有设想过的一条顶峰道路。
登上大位后，阿里·布托终于可以真正实现他的梦想。
由于多年对法律的钻研，阿里·布托深知法律的重要性。
因此，在担任总统后不久，阿里·布托就推动巴基斯坦在1973年实行了新的宪法。
其中不仅大大抬高了法律的地位，压缩了军队和宗教贵族的权力，并且进行新的内阁总理选举，组建人民党政府，由政府掌握实权；
另外，阿里·布托也调整了许多有关人民的政策。
他将银行、矿产、电力、交通、保险等等数十个行业的公司收归国有，极大地限制了资产阶级的发展，让更多的资源和资金在人民当中流动；
甚至在当政期间，阿里·布托还实行了两次土地改革，将大地主手中的土地“释放”给人民，以推动并刺激农业的生产。
至于在印巴问题上，阿里·布托还发挥出了曾经担任律师时的良好口才，在谈判桌上寸土不让。
最终，尽管巴基斯坦处于战败地位，但是阿里·布托还是说服了印度方退出大部分占领的领土，并且归还巴基斯坦战俘。
这一切都让阿里·布托在巴基斯坦民众当中的地位“水涨船高”。
同样，阿里·布托还在中巴关系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之前通过友好谈判解决了中巴边界问题的基础之上，1972年，布托再次联络并和中国政府商定，双方继续合作并修筑了著名的喀喇昆仑公路；
1976年，阿里·布托最后一次访华，而他也成为了毛主席接见的最后一位外国政治家。
不过，尽管拿到了民众的支持，也在外交上取得了斐然成绩，但是阿里·布托在国内的多项政策也同时触碰到了贵族官僚们的利益。
这使他们对阿里·布托“深恶痛绝”。
尤其是当时，尽管阿里·布托大力推动了企业国有化，但是由于初期收益不高，导致巴基斯坦经济停滞。
这些都成为了阿里·布托反对派拿来攻击他的理由之一。
而面对如此乱局，阿里·布托犯下了一个巨大的错误：他提拔了一名自以为是“自己人”的军长奇亚·哈克。
实际上，在一开始成立人民党的时候，这位奇亚·哈克是军方高层当中第一个站出来支持阿里·布托的人。
因此，在当时，阿里·布托自信地认为，奇亚·哈克是忠于他的。
也是这个想法，让阿里·布托将整个军队大权全数交到了奇亚·哈克的手中——
可是，也正是这个致命的“识人错误”，最终让阿里·布托走上了断头台……
四，无辜的死亡
1977年7月5日凌晨，巴基斯坦首都的总理官邸当中，一名警卫员匆匆走进阿里·布托的卧室，粗暴地叫醒了正在熟睡的他：
“布托先生，军队发生政变了！您得想办法避险，或者先逃跑再说！”
然而，出乎警卫意料的是，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阿里·布托并没有表现出慌张和惊恐，而是平静地低下头，说道：
“既然他们叛变了我，想要杀了我，那就让他们来吧！”
没过多久，叛乱的军队就在奇亚·哈克的带领下冲进了阿里·布托的官邸，逮捕了这位当时的巴基斯坦总统。
当时，为了给自己的叛乱找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奇亚·哈克甚至给阿里·布托按上了一个暗杀政敌的罪行。
而在阿里·布托对自己的行为进行有理有据的辩驳后，奇亚·哈克恼羞成怒，便再次给阿里·布托添加了一条“危害军管政权”的罪名，将其关押在了监狱当中。
可是，令奇亚·哈克没想到的是，对阿里·布托的逮捕不仅在国内引发民众的示威游行，更是在国际上引发了层层关注。
不仅中国向巴基斯坦“喊话”要求公正对待阿里·布托，连英美法等国家都下场提议要求让布托先“流亡国外”。
甚至当时和巴基斯坦关系紧张的印度总理甘地都发表声明，宣布支持布托的统治。
如此高的威望，反而让奇亚·哈克认为释放布托对自己会造成更加糟糕的影响，从而下定了杀掉布托的决心。
因此，在草草审判后，1979年2月，奇亚·哈克收买了巴基斯坦最高法院中的法官们，让他们最终以4票同意、3票反对的微弱“优势”，宣布对阿里·布托实施绞刑。
4月4日的清晨，在拉瓦尔品第监狱门口，阿里·布托步履缓慢，昂头走上了高大的绞刑架。
在行刑者将绳索套上阿里·布托的脖颈上后，这位曾经的总统喃喃自语道：“真主！救救我吧，我是个无罪之人！”
然而，奇迹并没有出现。
在绳索收紧后，阿里·布托很快被勒住了气管，就这样离开了自己曾经深爱过的祖国和人民。
而一方面为了确保阿里·布托的死亡，另一方面也是宣布自己的胜利。
奇亚·哈克这个曾经深受阿里·布托信任的男人，竟然残忍地将阿里·布托的遗体在绞刑架上悬挂了足足三十分钟，才同意布托的亲属将其遗体解下埋葬。
不过，或许是冥冥当中自有天意，在背叛并最终绞死布托仅仅8年之后，1988年8月，奇亚·哈克乘坐飞机返回伊斯兰堡时，专机忽然发生爆炸，奇亚·哈克就此身亡，终年64岁。
或许，这也证明了那句中国俗话，那就是“天道好轮回”，只专注于眼前利益的、背叛人民的人，必不会得到什么好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