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12月，郑维山被任命为兰州军区司令员、党委第一书记。

时年67岁的郑维山心中感慨万千，这是他第三次与大西北结缘了。

当时的郑维山身在北京，临行前，郑维山接到了邓小平的接见。

奇怪的是，邓小平并没有过多讨论军事作战问题，而是交给了郑维山两个战略任务。

三过草地，三过雪山

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中央主力红军被迫退出根据地，进行长征，在被誉为“军事奇迹”的红军长征途中，过草地可以说是最为惊险的挑战，其中的艰辛不是常人能够想象的，途中不仅要面临高海拔带来的缺氧问题，还经常会遇到湿地、沼泽等恶劣的地理环境。

红军有这么一句话，过草地有“三怕”，一怕没踩着草甸陷进泥沼，二怕下雨，三怕过河。

草甸大多在沼泽中形成，上面覆盖着藏嵩草、乌拉苔等植被，远远望去，就像是一片绿色的麦田。

虽然风景看似美丽，但“麦田”下却暗藏杀机，草甸之下埋有大量积水和淤泥，较浅的地方也要没过膝盖，深处甚至能把整个人吞没。

更加让人提心吊胆的是，因为草甸表层被大量植被覆盖，战士们无法分辨泥沼的深浅。

如果有人不慎陷入泥潭，等待他的只有死亡，不是其他战士见死不救，而是实在没有营救的条件，一旦陷入泥潭里，不挣扎会慢慢沉没，挣扎的话只会加快沉没的速度。

当碰到雨季时，红军的路就更难走了，本来就充满泥泞的沼泽地会瞬间变成一滩死气沉沉的“大河”，而红军过草地也正逢雨季。

红军战士能成功穿越一次草地就已经算是历经磨难了，而郑维山却奇迹般地穿越过三次草地，并且还爬过三次雪山。

长征途中，因国民党军经常会对红30军发起围剿，为了加强防御并有效应对围剿，1934年11月，红30军将263团、265团、268团合编为第88师，郑维山任88师政委。

1935年初，红四方面军商讨决定会师川北，迎接中央红军，行军途中，嘉陵江是必经之地。

为了掩护主力部队顺利渡江，郑维山参与指挥的88师成功拿下老官场和红山两个战略要点，随后一路过关斩将，占领了文镇关，并于4月份到达汶川地区。

1935年6月，郑维山收到了消息：中央红军渡过大渡河，正向汶川进发，郑维山的任务是率领两个团从汶川西进到懋功，迎接中央红军。

从汶川到懋功的这段路走起来并不容易，郑维山需要翻越一座红桥山，此山海拔4500左右，山顶常年积雪。

爬雪山前，需要进行一些准备工作，衣物、鞋子和登山工具是必须的，此外红军还会准备辣椒和烈酒来御寒。

大部队爬到半山腰时，天气骤变，雨中夹杂着冰雹向战士们砸去，很多战士没有斗笠，被砸得满头是血，雨水的冲刷又把战士们的衣服染红了。

好不容易到了山顶，此时又下起了鹅毛大雪，下雨使战士们的衣服紧贴着皮肤，寒风一吹，身体就像针扎一样疼。

因为在雪地里行走了太长时间，很多战士都患上了雪盲症，眼睛疼得根本睁不开。

“翻过这座雪山，我们就能和中央红军会师了，大家振作起来！”郑维山为战士们加油鼓劲。

1935年6月13日，郑维山所在部队与中央红军先头部队在红桥山与夹金山之间的谷口成功会师，这是郑维山第一次爬雪山的经历。

会师过后，中央红军的番号恢复为红一方面军，并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分析了当时的局势，做出了大部队分兵两路北上抗日的决定。

郑维山领导88师的两个团辅佐红一军团（参谋长左权）作战，目标是拿下松潘地区。

但因为张国焘的错误判断，使得红一方面军的行动被迫延迟，这导致红军错过了拿下松潘的最佳时机，最终松潘地区被国民党军占领。

无奈，红一军团只好改道北上，1935年8月22日，郑维山带领的部队需要从毛儿盖向班佑、巴西地区转移，中间需要越过一片草地，历经5天艰难险阻，郑维山带领部队顺利越过草地，这是郑维山第一次过草地。

走出草地后，郑维山部队下一步是进军甘南，可途中出现了意外，此时的国民党军已经察觉到了郑维山部队的动向，并在红军前往甘南的必经之路包座地区设下了重兵。

红军别无退路，这一仗，打也得打，不打也得打，红四方面军承担起了进攻包座的任务，好在没让大家失望，包座战斗取得了胜利，北上的通道成功疏通。

日夜的行军以及战场上的操劳让郑维山身心疲惫，他得了一场极为严重的伤寒，即使试图让自己振作起来，但身体却怎么也不听使唤。

此时的张国焘再次做出了错误判断，命令红四方面军向南走，返回川西，这意味着郑维山还要再穿越一遍草地。

10月24日，郑维山的病情还没有痊愈，但他还是拖着病重的身体再次率队翻越了夹金山，翻山越岭后的郑维山依旧没有闲着，他指挥88师的战士们与国民党军在宝兴、天全等地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并攻占了川西的大面积领土。

红军的攻势之猛是蒋介石没有想到的，蒋介石立马下令增援20万兵力，试图阻止红军的行动。

红四方面军也不甘示弱，调集15个团的兵力与国民党军展开了火拼，最终名山县百丈地区被红军成功占领。

但国民党军并没有就此善罢甘休，调动了先进的飞机大炮对红军所在阵地展开了轰炸。

红军经过7天7夜的顽强抵抗，损失惨重，伤亡达到了近万人，战斗力被极大削弱了，被迫选择翻越折多山，退守甘孜和懋功。

至此，郑维山三次翻越雪山，与主力红军完成了第二次会师。

1936年6月，郑维山再次接到任务，率队前往绒坝地区迎接红二军团，可是郑维山却有些犹豫。

为什么会犹豫呢？原来，郑维山是个“讲究人”，既然要迎接兄弟部队，总要拿出点诚意吧，但此时的郑维山部队要啥啥没有，郑维山实在是不好意思。

团长周洪坤想到了一个点子：“我们到草原上购买几头牛羊来犒劳一下兄弟部队吧。”

郑维山一听，连忙点头表示同意，吃的东西有了，那也得送点穿的吧，于是，在郑维山的带领下，部队里竟然搞了一个织毛衣大赛。

为什么要织毛衣呢？原来，料事如神的郑维山早就想到，双方会师后一定会继续北上，途中免不了又要过一次草地，毛衣可以作为礼物送给红二军团的战士们，帮助他们顺利越过草地。

7月份，两个方面军开始北上，历经20多天的长途跋涉，终于走出了草地，这也是郑维山第三次过草地的经历。

后来，在郑维山生病住院时，脑海里回顾着自己的一生，他笑着说道：“我这辈子不知为什么与‘三’字结下了不解之缘，我翻越了三次雪山，越过了三次草地, 三次与红军主力会师，还有三次进军大西北……”

三进大西北

郑维山有一种独特的西部情节，他与西北地区有三次缘分，第一次是在红军长征时期，第二次是在解放战争时期，第三次是在建国后。

这三次的经历时间不同，背景不同，任务也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每一件事都深深刻在了郑维山的心里。

前文提到，郑维山在长征期间任红四方面军88师政委，没想到，在他第一次进军大西北时就几乎全歼了国民党军49旅。

1925年2月，为了迷惑国民党军，为大部队强渡嘉陵江创造有利条件，红四方面军发动了陕南战役，目标直指陕西新堡安，对手为国民党陕军第49旅。

在打这场仗之前，郑维山对敌人的了解并不算多，只听几名战友提起过，49旅倒是有个响亮的外号叫“王老虎旅”。

为什么叫“王老虎旅”呢，其实在新旧军阀的战斗中，49旅表现出来的战争斗志异常凶残，旅长王毅武本人的脾气也很火爆，打急眼了甚至会亲自挥刀与对方搏杀，所以人们给王毅武起了个外号“王老虎”，他所领导的49旅故名“王老虎旅”。

但郑维山所带领的265团也不是吃素的，因为骁勇善战，并且善于利用夜色打敌人一个出其不意，素有“夜老虎”之称。

一山不容二虎，看来，这两只“老虎”算是杠上了。

郑维山对附近地形进行仔细勘察后，最终选定了一处悬崖峭壁作为突破口，因为这里地形险要，敌人对此地的防守也有所松懈。

趁着夜色，郑维山率队爬上悬崖，队形摆好后，郑维山一声令下，265团在天亮前对49旅主峰阵地发起了进攻。

第一场局部战斗打了敌人一个出其不意，当时的敌人还有很多人在睡梦中，反应能力大大下降。

郑维山部队一鼓作气，占据了敌人阵地，拿下了最主要的战略地区，接下来，郑维山率队向敌军周围的阵地发起冲击，战果也随之扩大。

红军88师师长熊厚发在山脚下焦急地等待着，天刚蒙蒙亮，熊厚发意识到时机已到，随机率领主力军从山脚向上对49旅发起了冲锋。

这时候的王毅武四面楚歌，他的部队几乎没有还手的机会，被红军的炮火打得落花流水，陕南战役歼灭了49旅绝大多数的兵力，遗憾的是，王毅武本人带领着一小部分兵力逃走了。

事实证明，还是郑维山这个“夜老虎”更胜一筹。

郑维山与大西北的第二次缘分是在兰州战役中，这场战役是一次大规模的城市攻坚战，也是解放西北的最后一战。

1949年8月，第一野战军第19兵团第63军军长郑维山率队将驻守在兰州的国民党军重重包围，战斗持续了三天三夜，马步芳部顽强抵抗，第一波的进攻我方没有讨到太多便宜。

8月23日，一野司令员彭德怀视察完63军前沿阵地后表示：“兰州战役关系到西北解放全局, 而窦家山又是兰州的东大门, 务必要打开。”

这一指示直接给63军的总攻指明了方向，接下来的重中之重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攻陷窦家山。

因为第一波的进攻被马步芳抵抗下来，所以此时的马步芳格外嚣张，甚至叫嚣十万个解放军也无法冲击开窦家山，要让彭德怀栽在兰州城下。

但马步芳小瞧了郑维山的实力和决心，8月25日，郑维山率队向窦家山发起总攻，马步芳是一块难啃的骨头，这一战势必是艰难的，但越是艰难，越能激发起郑维山的斗志。

双方在窦家山打得有来有回，但最终还是郑维山更胜一筹，窦家山被63军成功占领，并歼灭了2.7万余名“马家军”，兰州的东大门被打开了一个口子。

后来的郑维山又参与了抗美援朝战争，在第5次战役、开城保卫战等战役中立下了赫赫战功，1955年，郑维山回到北京后，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代司令员、司令员、党委第一书记，积极投身到部队训练及军队建设当中，继续为新中国的军队事务奉献热血。

郑维山与大西北的第三次缘分是在1982年的12月份，接到中央军委的命令，郑维山出任兰州军区司令员、党委第一书记。

身在北京的郑维山正为前往兰州做准备，就在他收拾行李时，收到了邓小平邀请接见的消息。

邓小平语重心长地表示：“你去兰州当司令，我是放心的。关于作战问题，你是内行，不用我多说，但在你赴任前，我要交代你两件事情，一个是大西北的绿化问题，多栽树，多造林，也算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造福了，第二是争取在那里培养出10位接班人来，咱们年纪大了，以后是年轻人的天下。”

在奔赴兰州的路上，郑维山反复思考着这两件事，他的眼神变得坚定，他暗暗发誓，一定不能辜负邓公对自己的期望。

将热血洒在西北大地上

邓小平的眼光十分长远，做任何事都会考虑到未来的影响，他也十分关注林业建设，曾不止一次地表示，大力发展林业就是为子孙后代造福。

邓小平有自己的一套林业建设思想，他认为，寻求经济发展本身没错，但这并不能建立在损害自然环境上，如今改善生态系统迫在眉睫，而植树造林就是最直接最方便的应对措施。

“贵州光山多，一定要搞好绿化。”“贵州林子太少了，一定要大造林。”这是邓小平于1958年和1965年视察贵州时做出的指示。

植树造林不光是民众的事情，部队也必须要从中发挥积极作用，1982年1月，邓小平对军队绿化工作做出了重要指示，指出军队一定要积极参与到植树造林活动当中，并规定在营区10公里范围内与敌方合作协商做好植树造林的工作。

1983年春，郑维山来到了兰州军区就职，军区的工作并不轻松，经常一忙就到深夜。

初来乍到的郑维山对部队里很多的情况都不了解，为了快速融入到部队，也为了更加了解战士们的训练情况和生活情况，郑维山经常会去看望战士们，他从来不摆官架子，有战士遇到什么困难，郑维山肯定在第一时间解决。

工作途中郑维山也没忘记对战士们的培养，积极选拔优秀干部到领导岗位上锻炼，磨炼优秀干部的领导力和意志力，并着重培养干部军队建设知识和林业知识，在郑维山的努力下，有不少同志在锻炼上已经能够胜任军队高级领导岗位。

为了能更好地了解熟悉大西北的地理情况，郑维山不管气候有多恶劣，道路有多艰难，都要亲自去现场勘察。

兰州部队所驻防的陕甘宁青幅员辽阔，但有四分之三的面积被戈壁和沙漠覆盖，森林、植被面积极小。

郑维山几乎走遍了整个大西北，对这里的地形和土壤类型有了深刻的了解。

把情况摸索透彻后，郑维山又开始加班加点制作大西北植树的战略计划，带领战士们搞植树造林活动，在他的努力下，西北地区的绿林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

郑维山在兰州军区任职的这段时期，摸索出来了一个军队建设和植树造林相结合的道路，他说：“军事行动和森林有着密切的关系，军队是离不开森林的。”

在长征时期，红军正是依靠着森林作为掩体进行的游击战和伏击战，在抗战时期，有森林的地方往往能更好地应对敌人的“扫荡”，包括抗美援朝时期，志愿军躲进茂密的森林后，敌人的飞机几乎就成了个“睁眼瞎”，坦克的行动也会受到极大限制，所以，把森林比作天然的“堡垒”丝毫不为过。

郑维山给出的方案是，在预设歼敌战场区域，大力种植树木，营造大范围林区，这样既能维持生态平衡，又能在战争期间发挥积极作用。

在阵地区域和要塞区域，营造以防风沙为要求的林区，这样可以保护军事设施，又能起到隐蔽阵地的作用。

在地势相对平坦地区，造林与水利相结合，既能满足造林的要求，又能促进农业和畜牧业发展，可谓一举两得。

经过郑维山的努力，大西北的植树计划年年都超额完成，到五月中旬，营区的植树总数达到了270多万棵，植树面积达5600亩，育苗2500多亩。

1985年6月，郑维山卸任兰州军区司令员一职，虽然表面上退居了二线，但郑维山的心仍然奋斗在一线，此后，他多次回到兰州军区看望战士们，在兰州的军区的这三年，让他与战士们产生了深厚的感情，每次重回兰州时，都会迎来战士们的热烈欢迎。

郑维山看着西北地区成长起来的大片树林，眼里饱含热泪，这些年的汗水和努力没有白费，他没有辜负邓公的期望。

郑维山的一生是无私的，是奉献的，他是一名优秀的军事指挥员，是一名敢拼敢闯的高级将领，更是为大西北的生态环境做出突出贡献的功臣，郑维山参加过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等战场上都能见到他的身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郑维山为共产党所做的一切都值得被我们铭记一生。

编辑：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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