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军官法》征求意见稿中对于尉官“最低任职年限”做出了调整，由原来的少尉、中尉、上尉分别对应2年、3年、4年，调整为2年、2年、3年，这是对2021年以来推行的新军官制度的修正，也是对“前慢后快中间稳”军官晋升机制的基本否定。这样的修改显然更符合基层年轻军官成长的规律，是对以往存在问题的纠偏，值得拍手称赞。

除此之外，征求意见稿中对于“少校”“大校”“少将”这三种军衔的最低任职年限也做出了调整，这三种军衔的共同特征是同一军衔对应两种职务层级，如少校由原来的“2＋3”调整为“3＋3”，大校、少将两种军衔也做出了相应的调整。

笔者认为，对于少校军衔对应职务层级最低任职年限的调整完全没有必要。

新军官制度下，少校对应“副营”与“正营”两种职务层级。此前，副营职少校的最低任职年限为2年，正营职少校的最低任职年限为3年。此种规定基本符合两种职级军官的任职、晋升特点。尤其在“军旅营”体制下，少校副营处于晋升少校正营职的过渡环节，同中尉副连职类似，并不需要太长的任职时间，相反，如果任职时间过长反而不利于后期成长进步。

另外，在“军旅营”体制中，“少校”与“中校”是影响军官晋升与良性流动的关健军衔，任职时间过长自然会阻碍尉官的成长进步良性流动，这在新军官制度试行期间已经有明显的印证。

目前，基层部队年轻军官积压的的原因，一方面，“前慢”思想的错误引导，违背了年轻军官的职业成长与晋升规律，造成尉官群体整体任职时间过长，挫伤了工作积极性，忧后路问题突出；另一方面，在“中间稳”思想的指导下，少校、中校流动缓慢，更加阻塞了尉官的晋升路径，进一步强化了尉官的晋升压力，导致大量年轻军官不得不被动熬“达龄”退役。

正如我在此前文章中多次提及，军官的职业发展环境、退役政策、薪资待遇是影响军官安心服役、稳定服役的三把钥匙。

本质上，“前慢后快中间稳”本身就是个“伪命题”，军官的晋升与进步并不能设定固定的程序与僵化的模式，各种“年限”“年龄”只能是框架或者边界而不能成为标准，真正促进军官长期服役、安心服役的主要包括三点：

1、透明、公正的选拔任用机制；

2、科学、规范的退役保障措施；

3、相对优越的薪资待遇制度。

因此，笔者认为，对于“少校”军衔而言，完全没有必要延长副营职少校的最低任职年限至3年，仍然执行原来的规定即可，即副营职少校2年、正营职少校3年，共5年。

当然，对于中校而言，最低任职年限为4年是很有必要的，在“军旅营”体制下，中校通常担任“合成营”主官，保证合成营主官的稳定显然是非常重要的。

关于每一军衔的最高服役衔龄与最高服役年龄，笔者认为不能将其作为“达龄退役”的标准，而应当定性为职级晋升的最后限制，激发年轻军官的晋升活力；同时，进一步压低少校以下军官的最高服役衔龄与最高服役年龄，让退役的军官在回归地方后有更大的年龄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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