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开始，新的军官制度施行。
4年来，在“前慢后快中间稳”的军官晋升基调下，军官出口逐步收紧，年轻军官晋升时限延长，越来越多的校、尉级军官积压。在晋升、退役均困难的背景下，部分年轻军官服役动力不足，甚至“躺平”等待“达龄退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军官长期服役、安心服役的积极性以及军官队伍的整体稳定性，一系列问题迫切需要解决。
笔者认为，进一步放开“复员”，可成为缓解当下矛盾的一个有益举措。
按照新军官制度的规定，“6＋3”是军官退役的基本条件，即军校毕业后，至少服役满6年，且在本衔级服役满3年。然而，在当下“达龄退役”的背景下，“6＋3”并没有得到较好的贯彻执行。
小王23岁军校毕业被授予少尉军衔，2年后晋升中尉，按照“6＋3”的条件，那么小王可以选择在晋升中尉4年后退役，此时小王29岁。然而，这样的情况基本不会发生，因为按照“达龄退役”的条件，小王需要在中尉军衔服役满8年（最高服役衔龄）才可能被批准退役（转业），此时小王已经33岁。如果小王中尉3年晋升上尉，那么则需要在上尉服役9年（最高服役衔龄）才能退役，此时，小王已经37岁。
可见，“达龄退役”是造成年轻军官积压的主要原因，而不同军衔设置的“最高服役衔龄”、“最高服役年龄”过高，则成为重要的影响因素。试想，37岁的上尉“转业”地方，只能任职“一级科员”，与地方同龄人发展的差距可谓明显；而新军官制度施行前，37岁通常已经晋升副团以上级别。
为解决当下问题，一些“补丁”措施陆续出台，比如校官调控退役，尤其是对中校、上校军官退役的调控，是今年年底军官退役政策的一个明显变化，目的是通过增加校官的退役数量打通年轻军官的晋升通道，减少积压。相关内容参见《校官调控退役，新变化！》，然而这一措施又令接近退休年龄的中校、上校军官增加了危机感，“少校逐月、中校退休”成了一句空话。
因此，笔者认为，进一步放开“复员”，让“6＋3”成为复员的基本尺度，可成为缓解当下基层军官积压的一个双赢举措。
一是最大限度的减少人才资源浪费。对于确实不适应部队发展的部分年轻军官，通过复员实现尽快转身，可以最大限度的减少人才资源浪费。军队的职业发展环境并不适合所有人，尤其对于国防科大、各军种工程类院校的部分学员来说，每年都会出现进入军校、部队后不适应的情况，如果仅用“堵”的方式，让其被动服役到“达龄”，不但不能发挥其作用，甚至可能产生心理疾病等问题。而这部分同志通常个性较强、具备较强的学习能力，如果“复员”回到地方，反而能够更好的发挥其潜能和闪光点，并取得较好的职业发展。
二是利于上尉以下军官队伍稳定。复员意愿强烈的主要集中在上尉以下军官，而上尉以下军军衔恰恰是军官退役的主流，复员作为军官退役的一个法定方式，合理放开，可以减少军官转业安置的压力，对实现尉官群体的良性流动有显而易见的优点。
三是有助于树立良好的价值导向。放开“复员”是有条件的，即必须满足一定的服役年限，即“6＋3”的相关规定，也就是说，必须在部队做出相应的贡献。而有了服役一定年限可以“复员”的心理预期，对于希望复员的部分年轻军官而言，不仅不会被动“躺平”，反而会踏实工作，这有助于树立良好的价值导向。
笔者认为，军官服役制度，有如“大禹治水”，疏导的方式远远好于僵化的“堵”的做法，必须立足基层实际，倾听基层呼声，依靠真实的声音找到正确的解决问题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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