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有外国势力支持的开明督抚就两个，袁世凯和张之洞。张之洞的军队在湖北，不到万人；袁世凯在山东拥有一支近两万人的军队，靠近京畿、装备精良、建制完整。
如此，大清第一疆臣——直隶总督，非袁莫属。
▲袁世凯。图源：网络
由于袁世凯的周详准备，慈禧的回京之旅非常顺利，也没有看到直隶南部的暴乱景象。回到北京之后，老佛爷赏了袁世凯一件黄马褂，并给了他紫禁城骑马的特权。她曾对身边人说：“想不到庚子那年的事，我闯了大乱子，但因此机遇，我能提拔出两个忠臣来，一个是岑春煊，一个是袁世凯。”
袁世凯在直隶总督任上六年（1901—1907），可谓是兢兢业业，尽职尽责。清廷种种革新之政，基本都是他带头倡办，直隶成了改革的模范省，巡警之创立、司法之改良、教育之普及、实业之兴起，“一时北洋新政，如旭日之升，为全国所具瞻”。当然，袁世凯最看重的改革是新军的编练。
1902年2月，当督抚们还在观望之时，袁世凯就以巩固直隶防务为由提出了一个切实可行的练兵方案，并希望从京津善后赈灾的款项中拿出一百万两，作为招募新军的费用。清廷批准了他的请求，袁世凯立即在直隶精选壮丁6000人，集中在保定进行训练。1903年，袁世凯将其扩编成北洋常备军左镇，后改称陆军第二镇。
1903年，清廷挑选八旗精兵三千人交袁世凯训练，称京旗常备兵。后来，这支军队改为陆军第一镇。
1904年，日俄冲突爆发，袁世凯再度找到扩军的时机。他上奏说，日俄之战难免，需要提早谋划，畿辅为根本重地，更需严格防范，为此，至少要增兵一万，还得购买军械。清廷批准后，袁世凯派人到河南、山东、安徽等地招募新兵，陆军第三镇成型。同时，还补充了北洋常备军右镇，后改为陆军第四镇。
陆军第五镇，改编自袁世凯任山东巡抚时的武卫右军先锋队。陆军第六镇，虽成立最晚，但却是袁世凯最早编练的军队——新建陆军。
到1905年，北洋六镇正式成军，这是一支具有八九万官兵、装备齐全、训练完善的武装力量。相较于它的前辈——湘军、淮军而言，北洋新军并非是地域性的私人化军队，而是一支带有集权色彩的中央军。袁世凯个人能够控制这么庞大的军队，恰恰是因为他取得了中央练兵的主导权。
此前，1903年12月，练兵处在北京正式成立。清廷任命皇族奕劻为总理练兵事务大臣，袁世凯为练兵会办大臣，满人铁良为练兵襄办大臣。可是，奕劻太老，昏庸无能；铁良年轻，缺乏经验；练兵处的大权自然归于袁世凯。
袁世凯是以练兵起家的。小站练兵时，他网罗了一大批人才进入自己的幕府，这里面既有他的旧友和昔日幕僚，也有天津武备学堂的毕业生和淮军老将，还有留学生和外国教习。
编练新军时，他有意将幕僚安插进练兵处的各个机构。他推荐徐世昌为总提调，段祺瑞、冯国璋为军令司正副使，刘永庆、陆嘉谷为军政司正副使，王士珍、陆建章为军学司正副使。除了陆嘉谷是袁世凯任山东巡抚时提拔的外，其余都是他的练兵骨干。徐世昌是袁的结拜之交，学识出众，谨慎机变。刘永庆是袁的同乡、同学、得力助手。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人称“北洋三杰”，再加上陆建章，都是天津武备学堂毕业，理论知识丰富，知道如何训练一支近代军队。
▲徐世昌。图源：网络
正如时人所论：“综计练兵处之设，前后不足四年，然时虽不久，而当时新军制度，悉由处订定颁行，各省视之，均奉为金科玉律，即其后时有增损，顾根基所树，终未能出其范围。”通过这一机构，袁世凯可以订立军制，控制全国练兵的用人权、经费权、军械制造权等等，进而集中军权。
尽管袁世凯和清廷想要收天下之兵，但依形势而言，地方分权已成事实，而且练兵总是要大于集权的，因此不能对督抚削权太过。后来，袁世凯提出设立督练公所。这是一个省级军事机构，由练兵处指定督练大臣，本意是收拢地方练兵大权，实际上仍听命于各督抚。这颇能反映袁世凯和清廷的心态：一方面，想要自上而下主导军事改革；另一方面，对督抚留有余地，并不过多介入地方。
清朝的其余省份在练兵一事上进展缓慢。有的人压根不想练，因为怕中央介入；有的人想练，却苦于财政匮乏。就拿广东来说，两广总督岑春煊裁撤了十分之七的绿营，才省出30余万两白银，编成广东混成协，一共2000余人，后因水平太低遭到裁汰，只剩下两个营，直到辛亥革命时广东新军也不过一个混成协的规模。
到了清朝覆亡之时，计划编练的36镇新军仅成14镇，而袁世凯控制的军队就占新军总兵数的一半还多。
总的来说，练兵的成绩越大，袁世凯的权势就越高。北洋六镇的重要将领都是由袁世凯亲自选定，又几乎都是小站出身，除了陆军第一镇是旗兵之外，其余都可以算作袁的嫡系部队。北洋集团已经初具雏形。
从历史上看，诸多整顿财政、以求富国的改革，比如王莽改制、王安石变法，均导致了国家衰亡。然而，在外敌环伺的“大争之世”，若没有足够的财力支持，一切新政都将成为画饼。
练兵需要花费多少钱？1904年，袁世凯在《筹款添练常备新军片》中说，北洋军一镇一年需要花费“正饷银一百万两，杂支额款二十万两，建造营房银二十一万两，马价四万两，军装器具十五万两，军械子弹约需一百万两”。即每镇年需经费160万两，含军械子弹则为260万两。1907年，袁世凯在《核明部驳陆军第五镇饷数并无不符折》中透露，“陆军第五镇岁需饷一百五十余万两”。
如此巨款，仅凭直隶一省的财政根本负担不了。
庚子之后，直隶需承担80万两一年的赔款，还要偿还外债利息、支付此前的教案赔款，财政已经崩溃了，田税、关税、盐税统统都要拿去填坑。幸好，前任总督李鸿章通过卖官鬻爵筹集了1308万两顺直赈捐，这笔钱原本是要上缴京师的，结果被袁世凯截留了大部分，用于赔款和重建，还有一百万两支给了新军。“挪用公款”这样的手段不见得多么高明，但至少管用，而且只有袁世凯敢做得如此理直气壮，因为清廷给了他尚方宝剑，使他成为帝国境内最强势的一名督抚。
▲李鸿章。图源：网络
李鸿章的遗产不止这些。他创办的洋务事业基本上被盛宣怀继承，尤其是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相当于两棵摇钱树，袁世凯要想发展北洋事业，必须将其握在手中。
1902年10月，盛宣怀父亲病逝，照例需“丁忧守制”，清廷拟派张翼督办轮、电两局，收归官办，作为“户部筹饷之用”。盛宣怀向袁世凯求救：“公督办商务，此为中国已成之定局，公既意在维持，愿勿令其（张翼）重蹈开平覆辙，伏乞主持公论。”张翼是开平煤矿的负责人，庚子年被迫签下了中外合办开平煤矿的协议，盛宣怀明面上说担心张翼出卖国权，实际上是想保住自己的权力。
袁世凯回应道，二局创自北洋，应由北洋维持。弦外之音是，都是北洋公产，我说了算。他赴上海与盛宣怀见了一面，嘴上劝其解去权柄，返回天津后立即要求整顿轮、电二局，收归官用。盛宣怀大失所望，想出两个法子对付袁世凯。
他对外宣称，轮、电是“肥壤”，汉阳铁厂是“瘠土”，铁厂的股商“皆轮、电公司之商人也”，夺走“肥壤”，留下的“瘠土”是不能长久的。盛宣怀的意图很明显：汉阳铁厂需要轮、电两局的注资，如果收走二局，那么铁厂只能借外债度日。另外，盛宣怀提出，如果一定要将电报局收归官用，则必须支付现款偿还商股。这两招不可谓不聪明，一招引虎出山，将张之洞卷入战局，给袁施加压力；一招直击弱点，看准了袁世凯缺钱的现实。
然而，一切花招都敌不过“形势”二字。洋务企业多年以来虽是官商合办，但大权早已在官，此时正是清廷集权之时，只不过换个经理人的事罢了。最终，袁世凯的亲信杨士琦拿下了轮船招商局督办一职，电报局也变成“商本官办”。北洋军每年可以从轮、电二局提去用款数十万两。
▲盛宣怀。图源：网络
另一边，袁世凯也看中了开平煤矿。他向英国声明不能承认开平为英国公司，并三次参劾张翼。迫于压力，张翼与开平公司英人代表议定了一个协议，大意是：在确定开平煤矿是英公司的前提下，一切遵行中国国家主权及地方官事权。但袁世凯不容许他有丝毫翻身的机会，将其支去伦敦法院与英人对质，趁其走后，他立刻和英人商议，借开平煤矿一事，争得了直隶的矿权。
1907年，袁世凯派亲信周学熙“用中国之资本，中国之人力，另开一新矿”，创办滦州煤矿公司，与开平煤矿竞争。同时，他又以收回矿权为名，控制了地方官吏与比利时商人合办的临城矿务局，将原由李鸿章控制的山东峄县中兴煤矿也收归北洋派麾下。这些煤矿每年都要从营业额中抽取5％作为北洋军费。
值得注意的是，周学熙的父亲周馥是李鸿章在直隶的得力干将，后来又和袁世凯结成了儿女亲家。以周学熙的能力和其家族在直隶的经营，袁世凯兴办路矿企业、创办银行几乎无往而不利。
即便如此，企业的利润太过微薄，根本满足不了军队这一巨大的吞金兽。必须有别的财源。
1902年8月，袁世凯派陆嘉谷设立筹款总局，专门负责搞钱，具体方法无非两种：打击中饱私囊，加征税费。前者每年能多得30万两白银。后者包括盐斤加价、土药、烟酒、茶、牙税等税，且税率还在逐年攀升，其中以烟酒税为大宗，数额达到了80万两，该笔钱后来被直接挪用于编练新军。
1903年，袁世凯裁撤绿营，省下了20万两，又裁撤直隶的淮军和练军，省下了80万两。
1904年，袁世凯卖官鬻爵得到了200余万两。
1905年，袁世凯奏请以100万两白银为抵押，发行公债480万两。实际上，大部分是向外国银行借贷，其中向日本正金银行借300万两。剩余部分则令招商局及电报局承担。这笔钱几乎都花在了练兵上，“陆续开支五、六两镇暨十三协招募经费、军火、器械、营房地价、工料、骡马、车辆价值，共银四百四十八万三千三百六十余两，应存银三十一万六千六百三十余两”。作为对比，两广总督岑春煊想要举借100万两银外债，以平衡广西军费收支时，朝廷却否决了这一提议，让其卖官以筹资金。
然而，筹集的资金仍然很难满足军费开支。作为直隶总督，袁世凯的处境和解法其实和其他督抚没有本质的区别，如果没有朝廷各种开绿灯，直隶新政也未必能达到“旭日东升”的程度。北洋军真正的财神爷，还得是朝廷。
以1905年为例，北洋六镇共需饷银8995200两，户部拨款540万两，各省协拨款3595200两。户部的钱其实也是从各省征来的，羊毛都出在地方身上。据学者周育民考证，北洋军费的78.3%都是由各省提供的。
中国大部分省份，除了要供养自己的新式、旧式军队外，还得自掏腰包向北洋军提供援助。与袁世凯关系亲密的总督，如周馥、杨士骧、端方等人，对北洋军筹款一事给予了大力支持。周馥主政的山东在1903、1904两年拨给直隶布政司89万两，还有20多万漕折银拨给了直隶粮饷局。四川总督锡良虽与袁关系一般，但在1906年筹款54万两，比应缴款项足足多了14万两。有些省份较为抗拒，经常拖欠和少缴。两江总督魏光焘就抱怨说，为了维持江苏的新军，已经疲于应付，若再加派，只会使百姓更加贫困，加入会党，造反作乱。像这些军费缺口，基本上是户部垫付。
▲周馥。图源：网络
倾全国之力，练一省之兵，造就了强大的北洋军。对于军官来说，只要袁世凯及其亲信还握有大权，他就是贵人；对于士卒来说，只要袁世凯正常发饷，他就是衣食父母。很难说，他们究竟忠诚的是这个人，还是其背后的地位与权势？从当时的情势来看，其他人很难驾御这支军队，似乎一切都“非袁莫属”。
可是，旭日东升之时，整个帝国却都沉沦下去了。中央丧失民心，督抚勉力支撑，百姓怨声载道。当北洋集团以强横的实力问鼎中央，将中国卷入军阀社会，人们不难发现一个略显黑暗的近代化启示：谁能更有效率地榨取全国的资财，谁能利用现代手段创造更多的财政收入，谁就能在竞争中活下去成为赢家。也不知，“两千年来之专制”和清帝国最后十年的扑腾，究竟谁的面目要更狰狞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