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者，乃国家之基石，社稷之栋梁也。自古圣王御世，莫不以法治为要，而能致太平，垂拱而治。今余欲论法治之基，探其本源，彰其大义，俾后世子孙，咸知所守，以保世滋大。
昔者，洪荒之初，人民少而禽兽众，无以相安。于是，圣人出焉，观天地之序，察万物之理，立规矩，定方圆，以治人伦。此法治之萌芽矣。然彼时之治，犹未完备，多凭圣人之智，而非定式之法。
及至三皇五帝，治世渐隆，法治之念，亦日臻完善。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尧舜禅让以明道，此皆法治之精神，寓于其中。虽未有成文之法，而人心向善，风俗淳朴，亦足以保世。然世易时移，人心不古，法治之要，遂渐显于世。
夏禹之世，洪水滔天，民不聊生。禹乃因势利导，疏浚百川，定九州，分田制禄，以法治水，而民得安居。此法治之用于民事之始也。商汤继之，以德治民，而法治亦备。至周文王、武王，制礼作乐，以法治国，而周室之治，遂成八百载之基业。
然周室东迁之后，王纲解纽，诸侯纷争，法治之道，遂趋衰微。战国七雄，各逞其能，以力相争，而法治之念，几至于绝。然秦孝公崛起于西陲，用商鞅之法，变法图强，卒能吞六国而一统天下。此法治之用于世，而能成大业之明证也。
秦始皇帝，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然其法治虽严，而失之于暴；其刑虽峻，而失之于苛。故二世而亡，法治之道，亦随之而衰。
汉高祖承秦之弊，与民休息，轻徭薄赋，约法三章，而天下大定。然汉室之初，法治未备，多凭人治。至汉武帝时，董仲舒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儒术缘饰法治，而法治之道，遂与儒术相融，成为后世之定制。
自此而后，历代贤君明主，皆以法治为要，而辅以儒术。唐太宗贞观之治，法治清明，而民安乐；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以法治军，而国家安定；明太祖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法治严明，而海内晏然；清圣祖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法治昌明，而国势鼎盛。此皆法治之用于世，而能致太平之明证也。
然法治之道，必也积小善而成大德，累微功而至显名。故立法之要，在于公平；执法之要，在于严明。夫法者，定分止争之具也。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用有限。故必以法分之，而后人心平；必以法治之，而后世事定。
立法不公，则人心不服；执法不严，则世风日下。故立法者，必以民心为本，而求其平；执法者，必以公正为心，而求其严。如是，则法治之道立矣。
然法治之道，又非徒立法、执法而已。必也教化先行，而后法治可得而施。夫教化者，人心之引导也。人心向善，则法治易行；人心向恶，则法治难施。故必以教化为先，而后法治可久。
教化之道，在于明理义、辨是非、端品行、正风俗。夫理义明，则人心向善；是非辨，则人心知所守；品行端，则人心有所畏；风俗正，则人心有所归。如是，则法治之道，可得而久矣。
然法治之道，又须与时偕行。世易时移，人心不古。故法治之道，亦须因时而变，以应世之所需。夫法者，定国之本也。然法非一成不变之物，而须随时而损益之。故立法者，必以时势为鉴，而求其变；执法者，必以民心为依，而求其适。如是，则法治之道，可得而新矣。
法治之基，在于民心；法治之本，在于公正。民心向背，决定法治之成败；公正有无，决定法治之兴衰。故立法者必以民心为本，而求其平；执法者必以公正为心，而求其严。如是，则法治之道立矣，国家可长治久安矣。
然法治之道，又须与德治相济。夫德治者，人心之引导也；法治者，人心之约束也。德治主内，法治主外。内修德性，则人心向善；外立法制，则人心知所守。故德治与法治，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夫德治不立，则人心无主；法治不严，则世事无章。故必以德治为本，而法治为用；以德治为魂，而法治为形。如是，则法治之道，可得而全矣。
今余论法治之基，盖欲明法治之道，非徒立法、执法、教化、德治而已。必也积小善而成大德，累微功而至显名；必也因时而变，以应世之所需；必也德法相济，以成人心之善。如是，则法治之道立矣，国家可长治久安矣，人民可安居乐业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