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 林

一

粗粗看去，阎锡山似乎是肉敦敦的一个土财主，脑子里除了油水，没什么别的东西。但不要忘了，这可是放债人的儿子，按现在的说法，那叫高级金融人才，头脑是极精明的。他在自己的坟前塑一个大大的“中”字，除了表明他的人生哲学，恐怕还有几分夸耀与自得。

阎锡山在台北阳明山上的坟墓，面对山西。在墓碑前的山坡上，有一个水泥铸就的“中”字，然后在“中”的四周砌了一个圆，表达他的人生态度：中庸圆融

在他看来，生存是第一位的。没有了生命和权势，他就没有了一切。“只要能存在，以后怎么转变都可以”。

生存是需要智慧的。要生存，就要妥协，就得让步，就得搞平衡。

阎锡山这一生，拥蒋也反蒋，联共也反共，抗日也通日，自称是“在三只鸡蛋上跳舞”。抗战期间，他曾在一次会议上对他的干部们说：“现在一等聪明的人在共产党，二等聪明的人投了日本人，在座的诸位是三等聪明的人。”

鸡蛋是圆的，本身是站不住的，他却能在三只鸡蛋上跳舞，既要舞步翩翩，又不能踩烂了鸡蛋，这得多大的能耐呀。想来阎锡山自己并不把自己看做三等聪明的人。

远的不说，就说抗日战争时他与日本人玩的把戏，就足够令人眼花缭乱的了。他是真情假意，还是权宜之计，是骗取日本信任，还是真想投敌，谁也说不清。他玩弄的手法，围绕的是一个中心：“存在就是真理”。

阎锡山与日本人的关系，是剪不断，理还乱。中原大战战败，这位日本军校的毕业生逃到大连，是日本人为他提供了庇护，也就在大连，他知道了中日之战无法避免。

1935年后，日军开始侵犯阎锡山的势力范围绥远，并在山西屡造事端，对阎构成极大威胁。因此，时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的阎锡山提出“守土抗战、自强救国”，由联日反共转向联共抗日，并默认了共产党人和其它抗日人士组成的“牺牲救国同盟会”。他与傅作义部队联手抗击日伪军对绥远的进攻，挫败了日寇建立“蒙古帝国”的图谋。

西安事变后，中共军队受编为第八路军（旋改为第十八集团军），奉命归阎锡山节制。八路军在1937年8月进入山西，与阎锡山部队协同，取得了平型关大捷，歼灭日军千余人（一说二百余人）。但在此后，阎锡山发现八路军并不听他指挥，而是听延安的，他们深入太行山，建立根据地，对阎的统治构成了威胁。于是阎锡山玩了一个把戏，以改编新军为名，清除共产党，结果遭到共产党的坚决反击。这次冲突，新军的33个团脱离了阎锡山的掌控，成为共产党的部队。

山西新军

此时，日军与阎锡山的军队一直处于交战状态。

对于信奉围棋文化的日本人来说，与中国作战，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上上策；一子定乾坤，毕其功于一役，是上策；分化瓦解，招降纳叛，软硬兼施是中策；全面开战，瓶瓶罐罐都打烂，是下策。上上策是梦想，梦想只能在梦里实现。上策被事实证明也不行。中策似乎还有些效果，溥仪当了儿皇帝，汪精卫集团叛国成立了伪政权，在华北五省搞了“自治运动”，使日军兵锋可直指不愿投降的蒋介石。

在此背景下，日本天皇亲自批准了对阎锡山的招抚工作。

二

阎锡山抗日，既有民族大义，更有保护自己地盘的意思。但放进来八路军，又让他后悔莫及。

太原会战，他联合八路军与日军厮杀，结果不到两个月，损兵十余万。日军进攻太原时，只用了五天就破了城，把阎锡山逼退到了晋西山岳地带。在那里，他又与八路军为敌，结果偷鸡不成丢把米，昔日让他成为抗战名蒋的牺盟会、决死队、战动总会站到了八路军一边，他的嫡系部队六十一军、十九军、独八旅，骑一军等部，一蹶不振。第六集团军总司令陈长捷、孟宪吉投靠了蒋介石，还有几个将领被俘后投敌。此时他名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手中仅剩几万兵马，时时让他不寒而栗。

因此，与日军停战，也是他巴不得的事儿。

双方一拍即合。

阎锡山字百川，号龙池。日军招降阎锡山的行动最早由阎宜亭牵线，他称阎锡山为“伯”，日军遂决定以“伯”字为代号展开行动。

“对伯行动”最早在1939年开始，是由日军第一军司令官筱冢和参谋长田中隆吉策划的。筱冢谢任后，继任者岩松义雄中将和参谋长楠山秀吉少将继续此项工作。

1940年11月，阎锡山委派第七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与日军密谈。据赵承绶回忆，临行前阎锡山交待说：“目前咱们的处境很不好。蒋介石借抗战之名消灭咱们，不发给咱们足够的经费，也不给补充人员和武器，处处歧视咱们，事事和咱们为难。共产党对咱们更不好，到处打击咱们，八路军在山西各地有严密的组织，把老百姓都拿过去了。如果日本人再打咱们，那就只有被消灭。咱们如果想在中国求存在，非另找出路不可。存在就是真理。只要能存在住，以后怎么转变都可以。权衡情况目前只有暂借日本人的力量，才能发展咱们自己，这是一个不得已的办法，也是咱们唯一的出路……你这次去，主要是商量四点，也就是四句话，即“亚洲同盟，共同防共，外交一致，内政自理”。前三句对日本人无害，他们也希望这样做，会同意。第四句可能有争执，一定要争取做到。如果内政不能自理，老百姓就不会相信咱们，不跟着咱们走，咱就不会有力量，那就谈不上和他们(日军)合作了。这四句话，前三句是咱们迁就他们，后一句要求他们迁就咱一点。如果要求咱像汪精卫那样，我是绝对不干的。”

对这位土老财来说，气节与尊严这类事，必须考虑，但肯定要放在利益之后。

从1940年到1945年，阎锡山方面与日军会谈大约有六次，阎锡山亲自到会的有三次，双方签订了一些见不得人的密约。

第一次是会谈是1940年11月在山西孝义县白壁关村。日军来了一个少将楠山秀吉和一个伪省长苏体仁，阎方全权代表为第七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中将，日方提议取消敌对状态，互相提携，共同“反共”。赵承绶原则同意，但提出要地盘要枪。双方同意请示上级后再谈。

第二次是1941年8月8日至11日，阎、日代表在山西省汾阳县城内会谈。日方代表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长田边盛武中将和楠山秀吉等人，阎方代表仍为第七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田边盛武是南京大屠杀的主要实施者之一，战后被处死。他亲自出面，表示了日方的诚意。于是，双方签署了《日本军与晋绥军基本协定》。

如果按这个协定的规定，阎锡山必然是不折不扣的大汉奸。

协定的开篇就说：“本共存共荣建设新东亚之目的，晋绥军与日本军成立停战协定，与南京政府(汪精卫伪国民政府)合作。”“阎锡山先任南京政府副主席及军事委员长。将来适当时机任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及华北国防军总司令”。

双方商定共同剿共，合作一旦实现，日军供应阎军步枪十万枝；轻机枪八千挺；重机枪九百挺；掷弹筒四千个；各种炮三百门及所需之各种弹药。等山西共产军肃清后，南京政府更供给下列武器及其它所需之弹药、汽车、步枪十万支、轻机枪八千挺、重机枪一千八百挺、掷弹筒二千个、其它炮三百门。军费每月由南京政府支给一千二百万元。

在签署《日本军与晋绥军基本协定》的当日，楠山秀吉和赵承绶又签订了《停战协定》，约定双方互为友军，彼此合作，自即日起停止一切敌对之战斗行动。

1941年10月，阎、日双方又在太原举行“防共协定实施细则”的谈判。10月初，赵承绶到太原，在东典膳所一号成立办事处。日军第一军司令岩松义雄与赵承绶正式会见。赵要求日方先拨给阎武器装备， 日方则坚持要阎先通电脱离重庆政府。赵在太原滞留三个月，事情一直没有什么进展，因此他确认日本人“没有诚意”。回来向阎报告说，从商谈过程中的情况看，日方是诱降，不是合作。

阎锡山决定改变策略，对日方采取观望态度。

尽管日本天皇急切地希望阎锡山被招抚，但由于双方互不让步，结果一无所获。

为了迫使阎锡山就范，日军一面威胁要对其流亡政权进行围攻，一面要求再次会面。1942 年2 月 6 日，岩松义雄在致阎锡山信中亦写道：“为长官着想，尽早实现合作有四利：甲、免除来自中央、中共的威胁；乙、得到自主能力, 例如武器、粮秣及兵源补充等；丙、得以恢复经济力量，例如收回西北实业公司；丁、从南京政府及北平政委会能取得军事、政治及充分的实力”。岩松义雄还说，“我等敬服汪精卫氏不顾如此不利之环境,，和日本苦乐与共，从事大东亚建设之气概，而遗憾者乃阎将军之周围缺乏如是者。”

威逼与利诱，迫使阎锡山亲自出马，与岩松义雄等举行“安平会议”。

1942年5月6日，阎锡山一大早就来到了山西吉县安平村。

这个地点，是阎锡山亲自选定的。安平村距阎、日双方防线各30华里，“安平”是阎锡山临时起的名。据赵承绶说，阎锡山十分迷信，认为这次和日方会面，很有危险，把这个村庄命名为“安平”，又在“吉县”境内，是个“吉庆平安”之兆。

阎锡山起名的村庄

阎锡山事前布置警卫总队和一个团警戒，到达村庄后，看到日本方面也布置了警戒部队，他率领赵承绶等人，由警卫总队掩护，先到会场。不久，日军第一军司令官岩松义雄、参谋长花谷正、华北派遣军参谋长安达十三、驻临汾的清水师团长清水中将、特务首领林龟喜和高级参谋人员到来，阎锡山和日本人一一握手，日军随军记者纷纷拍照。

接着，阎锡山首先发言。大意是，“亚洲同盟是中、日两国的共同利益，亚洲人愿意推日本做‘盟主’，我本人也拥护日本做‘盟主’，但日本人必须领导亚洲人做愿意做的事情，才能当好这个‘盟主’。中、日合作是互相需要，要本着共同防共、外交一致、内政自理的原则办事，尤其是内政自理更要紧，否则中国人民就会对合作有考虑。请日方表明对中国究竟将采取什么方针”等等。

阎锡山每讲一段，由伪首长苏体仁的女婿杨宗藩翻译一段，占的时间很长。日本人听得不耐烦起来，花谷正说，“我们是来开会，不是来听讲演。”岩松义雄不等阎锡山把话全说完，就接过去发言，大肆宣扬一番日本在太平洋方面的胜利，促阎锡山立即“觉悟”，早日通电履行“汾阳协定”条款，希望阎锡山认清当前形势，相信“大东亚圣战”有必胜把握，要阎锡山立刻脱离重庆政府，参加“大东亚共荣圈”，勿再犹疑。并表示如果阎锡山马上表示态度，可立刻交付现款300万元，步枪1000支。至于“汾阳协定”里所答应的一切，可以陆续交付。

岩松的发言，盛气逼人，但阎锡山并不买账，低首安坐，一副木讷表情。虽然双方约定会谈不必当场答复，但日方还是催他表态，阎锡山说：“凡事都要有个准备，现在一切还没准备妥当，通电还需要相当时日。最要紧的是力量，如果日方能把‘汾阳协定’中答应的东西先行交付，装备起力量来，能对付了共产党的攻击，就可以推进到孝义去。”

第一军参谋长花谷正听到这里，极不耐烦，蓦地站起来说：“珍珠港一战，美国被日本一下子打垮，蒋介石更不在话下，阎阁下和日本合作，对你自己有利，也正是时候，观望没有什么好处，最好马上跟我们回太原去。”

日本战犯花谷正

这些话让阎锡山十分难堪，他眉头皱起来了。

于是，伪省长苏体仁建议“暂时休会”。

这时，阎锡山的警备队得到报告，发现在日本人的许多骡马向安平村前进。可能是开来炮兵。阎锡山听闻，有惊惶之色。警卫总队长雷仰汤说：“赶快走吧，这房子后边有一条小道可以出去。”于是，阎锡山不辞而别，由小道撤走。

安平会议以失败告终。

事后，日方将岩松义雄与阎锡山握手的照片洗印100多张，用第一军的飞机运到重庆上空散发，以离间蒋介石与阎锡山的关系，但似乎未收到任何效果。

岩松义雄（右）与阎锡山（左）握手照片

岩松中将因“对伯工作”毫无起色，上司追究责任，被调任离开，由其后任吉本中将和参谋长花谷正继续对阎锡山诱降。

三

这时候，一位前日军高级参谋人员来到了山西，他的身份是山西产业株式会社社长。吉本中将便将策反阎锡山的重任交给了此人。

此人名叫河本大作。河本瘦削而整洁，西装革履，礼数周到。从外表看，根本看不出他是个狂热的军国主义者，有一肚子的“英雄”梦想。他是1928年 “炸死张作霖事件的首谋”也是1931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九一八事变”的策划人。河本大作初小毕业的时候，正是甲午中日战争爆发那一年，胜利的捷报不断传来，河本大作立志成为民族英雄，在军界以狂热激进闻名。炸死张作霖后，河本大作受到处分，离开了军界，再次来到中国后，主要从事经济掠夺和特务活动。

日本战犯河本大作

接受诱降阎锡山的任务后，他写了封致敬信，买了两篓苹果托人给阎送去。一个月后，送信人带着阎的复信和一匹丝绸回赠，阎表示“希望将来能互相合作”。

河本大作果然有些手段，他征得阎锡山和日本第一军的同意后，成立了“三委员会”。既政治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经济委员会。日军和阎锡山各派大员参加，三委员会办公地点设在太原东华门19号第一军司令部公馆。

三委员会的任务大致如下：

1. 为加强对中共的政策，日军占领区的15名主要县长由阎锡山指定，经三委员会任命。

2. 阎军向日军占领城市派遣特务，由日军安排到各工厂、矿山，以摧毁共产党的地下组织。

3. 双方共同防止中共军队进入防区。

4. 日军无偿向阎军提供弹药和山炮，日军向共军进攻时，须听取阎锡山派来的县长的意见。

5. 双方共同担负对中共地区的经济封锁。

1944年5月，为了让阎锡山当上华北政务委员会的委员长，河本专程回国面见东条英机。不巧的是，东条英机出访缅甸，他没能如愿。

河本想见东条，还有一个说不出口的原因，他探知阎锡山不想以第一军司令官为谈判对手，希望日本方面能提高规格，让阎锡山直接与日军驻中国总司令畑俊六交涉，让阎锡山得到掌握华北军事政治的实权，从而拖阎下水。他承诺，如果阎锡山答应下来，将来他一旦回到太原，日阎双方可以共同管理太原附近各厂矿，并将阎锡山原来投入各厂矿的资本所有权交还, 作为阎方的股本；日方在占领太原后新增加的资本归日方所有, 双立实行“经济合作”,共同组织“董事会”管理。

看得出来，日军在对“伯”工作上是用心用力的，然而，此时，二战的形势已经对日本不利，阎锡山这根老油条，岂能看不出门道？

到了1945年6月，日军第五次与阎锡山会面时，双方关系已经颠倒，阎建议日方先向中国“讲和”，自愿居间联系，向蒋介石说情可保存日军实力。

四

1945年8月初，日、阎双方在汾阳村的司马村举行了第六次会谈，协商交接太原的措施与步骤。日军命令所部，一切武器、物资和设施交国民政府军，不许交给八路军。“如果将武器交给八路军，将依法惩处。八路军若强行收缴，可以武力抵抗”。

驻山西的日军第一军得知八路军试图进入太原，立刻命令所属部队进入阵地，阻止八路军接收太原。参谋岩田清一说：“军的意图是必须阻止八路军接收太原，要命阎锡山速来太原，接收第一军所属部队和警备地区”。

8月末，阎锡山回太原，日军第一军参谋长山冈道武亲自到平遥远迎。阎锡山在第一军直辖特务队樱部队的护卫下乘汽车进入太原城，十分威风。在车中，阎锡山问并肩而坐的山冈道武：“不能将这样的部队给我吗？”山冈答：“可以考虑”。

阎锡山重掌山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想把驻山西的日本军改编成自己的部队，让这些血债累累的日本军人留下来，与他一起打击共产党。这样一来，过去日、阎会谈时的熟人又发挥了作用，阎锡山指名他认为反共坚决的日本军人来当谈判代表。参谋岩田清一就被阎指名为第一军谈判代表，招与阎军关系密切的日军顾问辅佐官当翻译。

阎锡山提议，第一军全部改编为自己的部队。岩田清一说：“日本军是天皇的军队，所以不能只按司令官的意志办事，但是可以适当的方法满足贵方要求。”

经过一周谈判，双方达成如下方案：

1．日军调查志愿加入阎军的官兵，以“就地复员”方式，使之成为“复员完毕”的个别人，阎军再以“个别人”方式组建日本人军队，纳入阎军的指挥系统。

2．阎锡山方面对参加阎军的日本军人给予优待。

3．在日本军主力滞留山西期间负责训练阎军。

编入阎军的日本鬼子

日本军人“残留”山西的目的多种多样，但主要骨干是一些军国主义分子，他们想借助阎锡山，在山西保留一支强大的日军，以图日后。为了动员日本军人“残留”山西，他们印发给下级官兵的文件说：“今天的日本，由于美军的占领正在成为日本人的监狱，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现在身在中国……我们可以在这里培养和教育为祖国独立而战斗的日本人，必要时把他们派回国内，在日本国内开展独立运动……从外部去打开牢门。”“战后中国已成为亚洲的主要力量，对于日本有很大的发言权。我们有条件借助中国的援助复兴祖国……凡希望祖国独立复兴的爱国志士，都应残留山西，与阎锡山携手合作。”

在日军高级军官和阎锡山的劝诱下，第一军约有4500人残留山西（后陆续遣返1000名）。河本大作的西北实业公司里，有500人决定留下。其中，日军第一军的司令官、参谋长、驻长治旅团长、驻运城旅团长、驻原平炮兵上校等人全部留用（两个中将、三个少将），还有许多日军的军事骨干、通信、炮兵、医疗等有一技之长的人员也被留下。

一位名叫赤星久行的少佐担任过坦克大队长，岩田请求阎锡山将赤星定为“战犯”，派宪兵将身在天津的赤星“逮捕”，带回太原。然后收集日军坦克、装甲车，成立机甲队，让赤星当了司令。

战败之人不免思乡，为了阻止这些军人回国，阎锡山还给钱给政策，给予优厚待遇。一是一律晋级；二是发放家属津贴（包括在日本的家属）；三是给日本国内家属汇款：将官20美元、校官15美元、尉官8美元。

这些残留的日本军人全部跟随阎锡山参加了国共内战。他们换上了国民党的军服，有的还起了中国人的名字。

内战初期，残留山西的日本军人主要负责训练阎锡山的军队并指导作战。第一军参谋长山冈担任军事顾问，办公室就设在阎锡山办公室的隔壁。后来，解放军攻势日紧，日本兵不得不冲上一线担负重要作战任务。

残留日军认为，只要他们上阵，八路军就不在话下。可是，今非昔比，在与解放军的作战中，他们伤亡惨重，内讧不断。在孝汾战斗中，机甲司令赤星负伤，在阳泉作战中，约300名残留日军全部被俘。由于战斗人员不断减员，日军还派人回日本招募志愿者，但无人响应。

1948年6月，阎锡山的61军与徐向前带领的解放军主力在平遥激烈交火，深感不妙的阎锡山终于下令，命以残留日军为主的“暂编独立第十总队”倾巢出动救援。十总队人数为九千余人，其中日系军人2447人、华系军人7279人，总队长由原独立混成第三旅高级参谋今村方策出任。这支部队，被阎锡山视为救命稻草。孰料，十总队此一去，被解放军包围，除司令官今村方策等少数人身免外，几乎被全歼。六个日军团长三个战死，一个被俘。军中少将元泉馨也被打死。

服毒自杀的今村方策，他是死在抗战中的最后一名日军将领

解放军包围太原后，残留的日本军人只剩下300多人，已经无法进行步兵作战，今村将他们编为炮兵部队。河本大作模仿日军的九四式山炮，为阎锡山生产了数百门火炮。阎锡山称，要利用这些炮搞火海战术。在太原外围战中，残留日军还向解放军发射了毒气弹。

解放军写信给今村、岩田等人，动员他们起义，他们拒不接受。河本大作也拒绝逃跑，声称与太原共存亡。

1949年4月24日，太原城破，残留日军全部被俘。今村方策服毒自杀，成为最后一名死在中国的日军将领。河本大作面对解放军，声称“我曾受阎氏厚恩，责难恩人，作为一个日本人是难以忍受的”。他还在日记中讽刺一位日本人，“不出旬日之前，一个对阎长官歌功颂德、大肆吹捧的人，如今摇身一变，竟采取同人民解放战士毫无二致的行动，这种不知耻的应声虫说出了真心话，实在令人啼笑皆非。”

这些残留日军的骨干分子，对阎锡山可谓是尽忠尽义了。可惜阎锡山跑掉了。

更耐人寻味的是，河本大作在大原解放后进了共产党的监狱，在那里面，他交待的事情编成了厚厚的一本书，也让我们得知日本人是如何策划炸死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变及策反阎锡山的。

阎锡山在抗战期间，与汪精卫、龙云密切连结，与蒋介石对抗，与日本军勾结联系，给抗战阵营内部造成极大隐忧。蒋介石曾在日记中斥之不可救药。但后来的国民党正史却宽容地说，“经阎锡山对内、对外的运作，得以支撑华北战局，屏障西北，直到抗战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