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仁玕，是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的族弟，早在1843年的时候他就参加了拜上帝会，曾参与洪秀全早期的密谋，金田起义时，洪仁玕身在广西浔州，错过了起义的队伍，之后他来到香港，在那里结识了瑞典教士韩山文，到1859年4月到达天京之前，洪仁玕几次往返内地与香港之间。

洪仁玕的到来让洪秀全格外欢喜，当即封其为“干天福”，并于1859年5月8日进封义爵加主将，11日加封为“开朝精忠军事顶天扶朝纲干王”，从这一任命中可以看出，洪秀全要求洪仁玕能像过去东王杨秀清一样担当起总理军国大事的重任。实际上，洪仁玕在这个时期也的确担负起了这样一个任务，成为太平天国后期一个主角。他是一位和蔼可亲、具有丰富知识的人，家有各种藏书，对于各种题目，皆有研究。同时，他还是一个有见解的人，目光敏锐，善于看出一些问题，并提出改革办法；也是一个有理想的人，对当时西洋先进制度和科学技术抱有开放的学习态度，希望洪秀全“奋为中地昌”。比起洪仁发、洪仁达、蒙得恩，洪仁玕远超他们，因此，自洪仁玕到达天京之后，就有了一个总览全局的人。太平天国自1856年9月以来的动荡算是初步稳定下来了。

在到达天京后，洪仁玕对太平天国提出了诸多的改革措施，他的改革和主张大多见与他的著作《资政新篇》、《钦定英杰归真》、《钦定军次实录》等书中，总结起来归为两大方面。

洪仁玕到达天京时，“天京事变”已过去三年，由于缺乏总揽全局的人，致使太平天国人心涣散、内部并不团结，其他的诸如历制、考试制度也存在各种问题，洪仁玕在理政之后，对此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首先，加强中央的领导权。

他从立法和用人两个方面来试试，在立法上，他主要抓铨选以禁私相授受。

“国家机要，惟在铨选，现经颁发《钦定功劳部章程。...查东王在日，即未秩微员，升降必由天庭转奏；片文只字，刊刻必自京内颁行。故官员虽少而足贵，从无越队求荣；印虽小而可珍，孰敢私携伪铸，其郑重为何如也。近来欲遏逃顽，必先除僭乱，...倘有私与官职者，当律以大辟；私受官职者，亦正典刑。”

在用人方面，洪仁玕主张：

“削其兵柄，拿其合家，...其原队官员交别将统带，属员改列朝官，身兵改为宿卫，均令安堵，毋使稍惊，则党羽自除，虽欲逆命而不能，弄兵不得。”

另一当面，对于立有功劳的文臣武将，洪仁玕也予以授勋褒奖，如1859年6月底，陈玉成进封英王，蒙得恩进封赞王，12月李秀成获封忠王，1860年2月，李世贤、杨辅清等有功将领进封侍王、辅王，地官又副丞相林绍章获封章王，应该说，这一举动，对于加强太平天国中央领导权，特别是向心力的问题，是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的。

其次，洪仁玕调整天历

永安建制后，太平天国执行了一套自己的天历，然而到1859年时，由于节气于天象不符，不合农时，故而洪仁玕奏请洪秀全改用“每四十年一斡旋”的立法。洪秀全采纳了他的主张，并于1589年11月16日颁发了《改历诏》。所谓“每四十年一斡旋”，实际上等于一减，天朝为避用“减”字，该用斡旋。所谓“斡旋”，就是弥补缺失的意思。因为天历规定每年单月31天，双月30天，366日为一年，而地球绕太阳一周只需365天又1/4天，所以每年约多了3/4天，4年多3天，40年多了30天。洪仁玕提出的“每四十年一斡旋”，斡之年每月28日，即减去30天，这样节气就符合天象了。

第三，在文教方面，洪仁玕对考试制度进行了变更，同时还推进了文化政策的调整。

首先在考试内容上，根据“士先器识而后文艺”的精神，加试策论一项，士子在诵读书籍的时候，文科生要读《旧遗照圣书》、《新遗照圣书》、《天命诏旨书》、《天条书》和太平天国的《三字经》之外，还要读《真圣主御笔改正四书五经》；武科生出了要读《钦定武略》等书和精练弓、刀、炮火以外，还要诵读洪仁玕的《兵要四则》。

在考试程序上，变为乡、县、郡、省、京的五级考试。按太平天国的天历，每年二月乡试，军帅典试，文武均取第一，文称信士，武称艺士；每年三月举行县试，县监军典试，文武取前两名，文称秀士，武称英士；每年四月举行郡试，郡总制典试，文武取前两名，文称贤士，武称能士；每年五月举由天京遣放提学官到郡典试，视参试人数多寡，文武取第一名，文称俊士，武称毅士；每三年即逢子、荣、午、酉年举行一次省试，考期在7月秋凉的时候（太平天国历法），集合新旧信、艺、秀、英、贤、能、俊、毅之士，一起考试，文武取若干，文称约士，武称猛士；另在荣、酉两年五月，由提学官集合新旧科信、秀、贤、俊各文士考试，于五十人中取杰士一名；最后每三年即每逢好、辰、未、戌年举行天试。应考者为约士、猛士、杰士。考取元甲三名，文武均称状元、榜眼、探花，二甲透明文武均称为传胪，其余文称国士、武称威士，三甲头名文武均称会元，其余文称达士，武称壮士。

在推行进步文化政策方面，洪仁玕提倡“文以纪实”的主张。在到达天京后，他就发现在太平天国内部存在“不务实学，专事浮文”的不良现象，在他看来忠于太平天国是德，干好工作是才，做好工作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不尚虚文，实事求是“弃伪从真，去浮存实，一洗颓风”。

洪仁玕给洪秀全提出的立政策略和治国方略，基本上都源自于他多年来在香港见到的英国人统治政策，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的政策法规略知一二，懂得一些皮毛而已，他将这些内容撰写成《资政新篇》上呈给洪秀全。

《资政新篇》共分四类问题，即人察失类、风风类、法法类和刑刑类。其中人察类主要讲禁止朋党之弊；风风类主要讲教化百姓民风淳朴敦厚，同时提倡兴办医院、学馆，学习西方制造轮船、火车；法法类主要讲有关实行新的社会和经济的根本政策的立法；刑刑讲的是以新的刑法制度作为国法。

根据历史经验教训，洪仁玕从兴利除弊两个方面提出了他的立政策略。

在兴利方面，洪仁玕主要从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来论述，经济上，造火车、造轮船、办银行，行纸币，大力发展手工业，鼓励开矿、健全财政制度。在政治方面，主张大小权利归于中央、开办新闻事业、设立新闻官、兴办社会福利。在除弊方面，主张反贪污、反迷信、禁止陋习、禁鸦片、禁止游民等。

对于这些措施，洪秀全大多批上了“是”、“此策是也”、“钦定此策是也”等字样，准备付诸实施，然而由于军事形势的紧张，措施中的绝大多数最终沦为一纸空谈。

即便如此，洪仁玕在中国近代思想史方面，仍不失为第一个系统介绍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启蒙人物。他的一系列新政措施，犹如一针强心剂，给了行将就木、奄奄一息的太平天国带来一线生机与活力，它解决了太平天国在政治和军事上的某些迫切问题，对太平天国事业是有贡献和价值的。

洪仁玕的新政虽然雄心勃勃、轰轰烈烈，然而也有很大的弱点，洪仁玕本人由于长时间不在太平天国，对太平天国缺乏深入的了解，同时他本人没有一线统领的经验，对洪秀全提出的“斩邪留正”理解也并不深刻，导致他本人后期对于李秀成的投降主义认识不清，斗争力度不够，造成太平天国“耕者有其田”的政策被破坏而无法继续执行，直接导致农民失去了对太平天国的兴趣，投机分子、异己分子乘机混入太平天国队伍当中，不得不说这是新政最后陷入失败的根源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