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出生于一八八七年十月三十一日，西安事变这一年是他的虚五十岁，当时，有陈立夫、陈果夫兄弟带头，各种祝寿活动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着。

蒋介石提倡新生活，国难当头，当然自己也不好大规模给自己祝寿，因此效仿先贤决定去洛阳避寿。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二日，在祝寿典礼前一个多星期，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飞往西安，十月二十九日飞赴洛阳。

蒋介石此次离开南京的原因，名义是“避寿”，实际上还有两个目政治的，部署和协调东北军、西北军和中央军的陕北“剿共”；再则检查河南军队沿黄河一线的国防工事修筑情况。

旧时有名人避寿之说，俗称“躲生”。即在自己寿辰时节外出，以躲避亲友的庆贺，这种风俗始于元代，清朝时已很盛行。

清人俞樾《春在堂随笔》记中称：“盖世俗作寿，必于逢九逢十之年。先生（指袁枚)两年出游，皆为避寿计。有诗云：‘到处探奇逢地主，避人作寿走天涯。’是其证也。”

贤人避寿或是受祝者喜安静、厌喧闹；或是受祝者为避劳亲动友、铺张浪费；或是官员廉洁，为阻止巴结逢迎者乘机馈赠厚礼；或是为示范风气，以示脱俗、与众不同等等。

　　如阮元是清朝屈指可数的名相硕儒，有“一代名儒、三朝阁老、九省疆臣”之誉，尊为一代文宗。他自四十岁就开始避寿，一直到八十六岁，从未庆过一次生日，未收过丝毫礼品。　　

　　四十岁生日这天，阮元任浙江巡抚，到海塘工地视察；五十岁生日时，他为漕运总督，在运米船上度过；七十岁时，又任云贵总督，生日那天，一个人到船上煮茶、赏雪景，并作《隐山铭》：“士高能隐，山静乃寿。”不仅自己不做寿，也不给夫人做生日，不借机敛财，是有名清官。　

冯玉祥六十寿辰，军政各界门生故旧，要给他祝寿，他作“丘八诗”《六十岁的小伙子》自勉并谢绝祝寿，刊登在当天的《新华日报》上。

诗曰：“我们的主人，是全国的老百姓。他们是筚路蓝缕，真正的贫穷。他们无论怎样的痛苦，还是供给我们衣食住。饮水要思源，自己要问问自己的良心。方才是六十岁的小伙子，怎么能说是寿？应当赶快努力，去报告主人们。使他们有了好的吃穿住用，那方是尽了抗日公仆的本分。”

冯玉祥以“国难当头，概不受贺”为由，外出避寿，到了重庆远郊的乡下，与普通老百姓一起度过了一天。　

曾有古代笑话《笑林广记》记载，有县令做寿，因其属鼠，众下属乃捐资铸金鼠一只。

县令大喜，曰：不日，夫人也要做寿，夫人属牛。一干属下吓倒，面面相觑，叫苦不迭。

早在一年前，上海市长吴铁城首先提议“献机祝寿”，他在《航空杂志》上撰文：为蒋委员长五十寿辰募款献机有两种深刻重大的意义：一是在充实国防，二是在拥戴领袖。

吴铁城的提议其实是效仿德国，德国的希特勒四十七岁寿辰盛典，德国退伍军人联合会以飞机一队奉献，以留纪念。

中国民众的捐款献机，最初在辛亥革命前，就有华侨捐款购买飞机，赞助孙中山革命。在“一二八”淞沪战役中，上海遭日机轰炸，国人逐渐认识到空军建设的重要性，战后，上海人民发起“航空救国”运动，向美国订购十八架驱逐机。

吴铁成这一提议很快被政府采纳，并迅速在全国开展起来。

国民党就成立了一个“献机祝寿委员会”，通过向全国民众和海外侨胞募捐和演艺界义演等方式募集资金，然后用来购买飞机，向蒋介石祝寿。

到蒋介石生日的那一天，实收各方捐款655万余元，从美国购买飞机70架，零件用船运到中国，然后进行组装。

献机大典由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主持，军政部长何应钦则代表蒋介石在大典上接受各地团体献机数目清册簿子一份，然后再转呈给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以示“献机祝寿＂之所得款项均如数上交了国家。

大典过程中，30多架美制“霍克-3型＂驱逐机出现在南京会场上空，飞机在空中组成巨大的“中正＂、“五十＂等图形，并撒下大量航空救国献机祝寿相关内容传单。也是中国自民国以来首次以编队形式向国民展示飞机阵容。

蒋介石的另一个生日礼物，更是挖空心思，洛阳有一所黄埔军校的分校，听说委员长要来，这所分校的长官们开始思考如何让委员长高兴地过一个生日，经过连夜磋商，学校的长官终于想出了一个好主意，就是制作领袖的头像纪念章，并放到第一枚扣子上，以示对蒋介石的崇拜之情。

把委员长头像做扣子想法很时髦，并自诩很有创意，然而蒋介石的侍从室侍卫长钱大钧听到后，却感觉把领袖的头像扣来扣去似乎不是很吉利呀！

不想唯老蒋马首是瞻的钱大钧一语成谶，过了不久，蒋介石果然就在西安被扣押了起来，听到这个消息，黄埔军校洛阳分校的这些人非常害怕，又是连夜偷偷命令学员把领袖头像的扣子取下来。

如果让一向迷信的委员长知道这件事，他们一干人等可是吃不了要兜着走的了。

钱大钧据说是一个美男子，不善战，但是擅长谋略。他提出的作战计划，就连“小诸葛”白崇禧都欣赏不已。

钱大钧是江苏昆山人，是黄埔军校建校初期的教官之一。

钱大钧的一生，战绩乏善可陈，政绩更是毫无建树，然而，他却能长期身居高位，更遭人非议的是他的私生活。

钱大钧的妻子是民国名士，老同盟会员欧阳耀如的大女儿欧阳藻丽。

当年，欧阳藻丽病重，上海的各家医院都束手无策，多方救治不见好转。

欧阳藻丽害怕自己死后，钱大钧再娶，年幼的子女得不到善待，就提出让钱大钧迎娶自己的亲妹妹欧阳生丽。

听到自己的老婆这么说，表面上，钱大钧“义正辞言”地予以拒绝，心里却顿时乐开了花。

而欧阳藻丽的妹妹听了也没有反对，因为欧阳生丽本来就对自己的姐夫暗生情愫，这样，两个人竟然真的走到了一起。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令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钱大钧和欧阳生丽在一起之后，欧阳藻丽的病症居然奇迹般地消失，人也康复了。

但始料不及的是，自己的妹妹已和丈夫生米煮成熟饭。在无奈尴尬之下，于是，欧阳藻丽和妹妹双双嫁给了钱大钧，这也成为国民党军政官员热门议题和艳羡之事。

后来，钱大钧受命推行新式教育，他逢会必讲委员长提倡的“新生活运动”。

结果被人揶揄讥讽为：“高谈旧道德礼义廉耻，历行新生活男盗女娼”。

做为蒋介石的侍卫长，在西安事变发生时他也是渡尽劫波，甚至将失去委员长的信任，这又是怎么回事呢？